李佑新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具体来说与以岳麓书院为标志的湖湘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湖湘文化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使得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独树一帜地提出和阐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
当青年毛泽东求学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无论是学校的文化环境还是教师的思想倾向，都承继着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经世务实传统，构成了一种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的文化氛围。岳麓书院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隔江相望，湖湘文化传统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如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一直到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都曾求学于历史悠久、弦歌不绝的岳麓书院。青年毛泽东也经常往来于第一师范和岳麓书院，从1916年至1919年，他曾多次寓居于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岳麓书院讲堂悬挂的“实事求是”匾额，在思想倾向上与考据学埋头故纸、皓首穷经的“实事求是”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它体现的是湖湘文化中经世务实、注重现实实际的传统与学风。这一传统和学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也有所体现。当时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养学生之要旨》就明确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現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毛泽东的早期文稿和早期活动表明，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注重现实实际的观念和学风，对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是注重现实实践。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经世务实精神表现在知行关系上，特别突出“行”的重要性，从早期湖湘学派士人一直到杨昌济无不如此。青年毛泽东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在《讲堂录》中记下“古者为学，重在行事”。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青年毛泽东又进一步作了发挥：“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道德修养上的这种重“行”的精神，养成了青年毛泽东注重现实实践、“办事精细”的性格，赢得了“实践家”的美名。
其次是注重实事求是。清代考据学家批评宋学空疏而力主实事求是，但实际上却是将目光引向书本，脱离现实实际。曾国藩讥笑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因此他对“实事求是”作了完全不同于考据学的解释，认为“实事求是”就是从事物中去研究其道理。杨昌济对此深以为然，并补充和发挥道：“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杨昌济的这种解释和倡导，以及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匾额、第一师范学校“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的教育宗旨，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青年毛泽东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并利用暑假游历湖南农村，开展调查研究，读社会这本无字之大书。
其三是注重研究国情。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逐渐发展为注重现实国情的研究。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经世务实、注重实际的学风，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表现出以国情研究为基础融合中西文化的倾向。在出洋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一方面积极组织留学运动，另一方面自己却留在国内，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一独特见解是毛泽东后来注重调查研究、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青年毛泽东上述文化性格与思想倾向，使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逐渐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蕴含着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实事求是思想的雏形。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可以说是实事求是思想形成的标志。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臻于成熟。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写作了《实践论》《矛盾论》，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进行了哲学上的批判，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与“实事求是”的思想，并进行科学阐释，更表现在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实事求是成为全党的共识，成为党的思想路线。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凝结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但论其文化渊源和思想源头，无疑发源于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文化经世务实传统对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熏陶和深刻影响。
（作者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