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
李达
李达（1890—1966），号鹤鸣，湖南今永州零陵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李达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他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
1919年7月，时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在国内发表的文章中就萌发了建党思想。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在送陈独秀离京去天津的途中两人相约建党。4月初，俄共（布）派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使者的身份率代表团来华。他们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又介绍他们于这月下旬去上海见陈独秀，与陈商量建党问题。
上海共產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地点——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1920年5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8月，李达抱着“寻访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到上海拜访陈独秀。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谈得非常投机，在组织共产党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李达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寓亭子间，立即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上海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东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并主编《新青年》。后因故李汉俊不肯再代理书记，把党的名册和文件交给李达。于是从1921年2月起，李达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全面主持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直到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党工作，实际上起了党的临时中央的作用。其主要活动一是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全国建党作思想上的准备。二是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为全国建党提出了纲领性文献。三是出版通俗刊物，组织工会，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四是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推动并帮助各地的建团工作。五是举办外国语学社，为革命培养和输送骨干力量。六是帮助和指导各地建党，发起召开中共一大，为全国建党作组织上的准备。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上述活动又是在其书记、代理书记特别是李达主持下进行的。主编《共产党》月刊
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按照列宁建党办《火星报》的经验，李达创办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分送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1920年11月7日创刊，12月出版第二号。后因经费困难，中断了三个月。到1921年4、5、6月筹建党的关键时期，出版了三、四、五号。从第四号起，还改为半公开刊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停刊，共出六期。
在北洋政府统治下，李达办这样一份刊物的困难可想而知。他所住法租界陈独秀寓所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就是“编辑部”，文稿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经费没有保证，文章也不能署真名，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是他一个人担负从写稿、编辑到发行的全部工作。
选在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1920年11月7日出版《共产党》月刊创刊号，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其时，不仅中国政府当局和社会冥顽势力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如洪水猛兽，对所谓“过激主义”的“危险思想”采取防范、防遏措施;即使某些新派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也采取了观望乃至“少谈”的态度。李达主编的这份刊物不仅名字就叫“共产党”，而且在十月革命三周年创刊，这无疑是一个旗帜鲜明而又石破天惊的政治取向！
《共产党》月刊特别注意宣传列宁的建党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报导国际工人运动，批判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李达在创刊号以胡琰署名发表《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简洁而通俗地概述了第二国际“堕落的历史”，揭露了盖得、考茨基等人或入阁作官、或拥护资本主义战争的丑行。他还介绍第三国际成立的经过，强调指出：“国际共产党联盟的主旨，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行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区别，1921年1月李达又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发表《马克思还原》，从七个方面集中概括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他指出：“马克思是理论家又是实行家，实具有二重资格。学者的马克思与实际运动家的马克思或不免略有出入的地方，马克思的门徒就因为这种关系，发生了许多误会出来。固守师说的人则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改，把一个马克思的真面目弄湮没了。什么正统派修正派也就发生了。”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被第二国际“弄堕落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地说：‘马克思还原！”
中共一大召开前一个月，李达又在《新青年》发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他抓住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分歧的焦点，集中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本质、作用和形式。他强调指出：“劳动专政的本质，即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所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专政，劳动阶级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劳动阶级专政的目的在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的根基;一方面用强制的权力破坏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机关，从资本阶级夺取武装，把劳动阶级组织起来，制服一切反革命的反动力，因此徐徐的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巩固新社会的基础。”而劳动专政的典型形式则是“劳动阶级和下等农民永久专政的劳农会共和制度”。
李达不仅准确有力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而且深刻全面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及其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镇压反革命的职能和组织经济的职能，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等等。在中国大多数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还难以分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情况下，他的这些论述无疑具有启蒙的意义。而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没有受第二国际的影响，固然与我国的社会条件有关，也有李达对第二国际批判的贡献。
《共产党》月刊还特别注意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方面不仅发表了李达本人署名的文章《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还发表了施存统的《我们为什么主张社会主义？》和《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这些属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论战的重要文章不仅批判了对当时建党和中国革命危害甚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阶级基础。例如建党活动开始不久，梁启超就撰文宣称中国是“无阶级之国”，政党制度“皆为我国民性所不习，而其本质亦非善良”。张东荪则说中国劳动阶级“简直是没有”，“党是代表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针对共产主义者正在建党的实际，张东荪提出：“最可怪的中国前几年未创成市民阶级的时候就有了什么国民党、进步党，近来又在未创成劳动阶级的时候，又组织起社会党来了。”李达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驳斥他们的谬说时指出，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就“形成了资本劳动两阶级”，“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中国劳动阶级不仅受本国资本阶级和武人强盗的掠夺和压迫，还要受国际资本阶级的掠夺和压迫。梁、张之所谓中国无阶级区分，不存在无产阶级，是“闭着两只眼”说的，他们是“走狗学者”，“是我们的敌人”。
《共产党》月刊广泛报道各国共产党和国内外工人运动的消息，并发表《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和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的《红宝石》。《共产党》月刊每期还有一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社评性《短言》。这些虽未署名但实为李达手笔的《短言》对于共产党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1920年11月7日创刊号的《短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唯一途径即通过革命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主义。文中说：“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共产党》月刊
1921年4月第三号《短言》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并不反对政治革命，只是不满意于单纯的政治革命;因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立脚在经济革命上面，革命成功之后，政治，法律，教育，军事，国家财政，社会经济制度一切设施，都必然仍旧立脚在资本主义上面;无论何人组织政府，都必然仍旧和前政府一样受资本家支配，采用资本主义;因为供给政府财政底权柄仍然在资本家手里。我们并不是绝对的反对代议制度，只是绝对的反对淫鄙无耻的游惰阶级代表勤苦生产的劳动阶级。……有人说中国没有资本家，我要问中国农工商矿一切生产分配交换方法是资本制度还是共产制度？有人说中国没有劳动者，我要问中国人底衣食住等各生产品是何人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第三号一开篇就开了个大天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这便是《告中国的农民》。从文章的内容和若干用语看，作者应为李达。从刊出的内容看，此文首先说明了农民阶级觉悟的必要，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实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针对所谓农民“都有田地”、农民生活并不痛苦等论调，此文根据作者原籍县及其附近各县的实际，推论全国，进行了有力的辨析。文章认为农民并不是都有田地的，“农民自身内面，也有几层阶级：（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来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的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底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土地底出产，决不能养活全家的。所以不得不靠着耕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很明显，这是对中国农民最早的阶级分析：第一种农民是地主，第二种农民是中农，第三种农民是贫农，第四种农民是雇农或佃农，亦即农村无产阶级。文章尤其提出要注意占农民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我们底目的物，乃是占农民全数内面的大多数的第三、四种农民。”此文还敏锐地结合当时萍乡的农民斗争，说明中国农民的困苦并不减革命前的俄国，中国农民的怨气“已弥漫天地”。它认为萍乡农民斗争是“中国农民觉悟的一点曙光”。“他们这次的举动，范围虽小，然而正如昏天黑地之中，东方现出一线曙光是一样的。有了这道曙光，青天白日就要随着来的。”作者不仅呼吁：“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这种自觉”，而且呼吁农民挣脱天命思想的桎梏，自己起来救自己：“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世界上没有甚么叫做运气的，没有甚么叫做天命的”，你们“像牛马一样地做工，倒反要挨冷挨饿”，这“都是少数自私自利的人做出来的恶制度”，少数人所有的土地“是他们从你们底手里抢去的，你们要快起來抢回来呀”！“共产主义就是要人人一样底有饭吃，一样底有工做”。
这篇文章表明中国共产党从筹建时期起就非常重视农民这个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随后中国农民运动的思想和理论先导。
《共产党》月刊刊载的文章涉及中国共产党建党和中国革命初期斗争的方方面面，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和进步学生、青年喜读的刊物，最高发行量达5000份。这在当时已是很了不起的发行量。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不仅自己学习，还组织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人学习，并向工人通俗讲授“工人为什么要有政党”。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份刊物。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索要《共产党》月刊，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的回信称赞这份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毛还将这份刊物的《俄国共产党底历史》《列宁底历史》等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報》发表。筹备和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1921年2月，李达代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以后，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联络，了解各地党的发起活动的进展。到6月，除上海以外，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都已成立共产主义组织，东京留学生和旅欧学生亦有党的发起活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还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初步的工人运动。因此，李达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已成熟。
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根据原先的酝酿和马林的建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李达向长沙、汉口、北京、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写信，要求各派两位代表来上海开会。因为不能明说是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便只好说召开学术会议。他又与李汉俊商量，将会址安排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寓所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其后门在贝勒路树德里3号。其时，李书城一家人去苏州避暑，房子正好空着。
李达让夫人王会悟帮助解决外地代表的住宿问题。其时正是暑假，王会悟找到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绍兰说：“有个学术团体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想在贵校借宿一下。”黄校长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她递给王会悟一本“捐册”，一大结束后，王会悟捐了20元，实际上等于房租。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应邀来上海后，除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住大东旅社和何叔衡、董必武因年龄大分别寄住湖南、湖北会馆外，毛泽东等大部分代表住博文女子学校。由于学校没有床铺，王会悟买了些芦席打地铺，好在正是夏天，反倒凉爽。
参加中共一大的大部分代表住地——博文女校
中共一大会址外景
7月23日晚上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书城寓所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上海李达、李汉俊，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广州陈公博，日本东京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会议。会议推举张国焘任会议主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以及尼克尔斯基，总共15人。王会悟为会务人员，除了安排代表住宿等会务工作，还为会议放哨。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马林发表了英语演说，其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党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提出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会议期间，因有暗探和巡捕骚扰，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嘉兴南湖画舫上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党章和工作方向，通过相应决议。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因当时只有50多位党员，一大决定设中央局为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住。在陈独秀返沪以前，由周佛海代理书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与李达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一位名副其实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