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喻之
1987年夏，我文博专业毕业入职与“上博”合署办公的文管会地面文物保护部，尽管之前实习去嘉定县博物馆做过孔庙碑刻梳理，但那时对石刻资料概念还停留于文献史学价值，即从石刻史料追索跟历史记载互为补充甚至纠正历史记载错误与不足的新材料。
1988年春，我应陕西汉中博物馆郭荣章馆长邀请出席中日褒斜石门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会后又撰写《汉魏蜀道石刻史料研究》长文，这篇论文很明显有学习汪庆正先生之前发表在馆刊上东汉石刻史料研究的影子，因而很受作为编委的他重视，我至今记得他批示有“此文很有分量，当然可用！”字样，这对于在事业上刚刚起步的学子而言，鞭策激励作用不言而喻啊！
此后，汪先生多次勉励我在碑帖研究道路上走下去，他推荐我连续出席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行的“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秘阁皇风：纪念《淳化阁帖》刊刻1010周年学术研讨会”，令我了解了国际碑帖研究前沿信息，扩大了研究视野。当然，碑帖研究是一道慢工出细活的功夫菜;因个人兴趣驳杂，心有旁骛，加之对摸“黑老虎”不无畏难情绪，始终未能专心致志。为此我也曾苦恼过，因此当2003年接获甘肃邀请出席东汉《西狭颂》学术研讨会前，我特地结合汪先生始终强调学术上要争创领先的主张，草拟一副带有《西狭颂》“五瑞图”图文意境而表达追求上进，简明扼要的对联，请他执笔题书代为赠送会议方面，以示金石学界前辈对会议举办的贺忱，同时也是以此自勉。内容为：凿空狭路，逐鹿学林。汪先生了解了我的索书缘起，欣然认可并爽快同意挥毫;不日，一幅一如他个人潇洒形象的行楷书墨宝翩然惠临案头，令我和同道抚掌称善。对这幅汪先生暮年墨宝，我没独享独美，按约奉送对方分享共享。据悉甘肃成县《西狭颂》景区响应我倡议，已决定将汪先生手翰刻为摩崖广而告之，这样，汪先生金石学术思想得以更发扬光大了。
如果说我的碑刻研究不无受汪先生启迪的话，相关刻帖整理更得益、源自他那开拓敏锐的发散性思维。坦率地说，在《淳化阁帖》“最善本”入藏上博前，至少我个人对于错综复杂的《阁帖》版本体系可谓一头雾水，剪不断理还乱。因此，我特地将当初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张子宁先生慷慨赐我梳理该馆藏本彩色复印本，转呈正在为厘清各宋本《阁帖》先后关系而绞尽脑汁、白发愈发雪上加霜的汪先生攻关，希望他慧眼独具，有所突破转机和新发现、新成果。果然，深孚众望的汪先生力排众议，独辟蹊径，目光如炬，居然从佛利尔和上图馆藏《阁帖》拓本拼接缝隙处透视出南宋绍兴年间刻工姓名;由此一举揭开该本当属南宋绍兴年间刊刻于杭州国子监的《阁帖》庐山真面目。此一重大学术发现结论发人所未发，且以无可辩驳事实而以理服人，令原本还不太买账的学界同人不得不心服口服而买账三分;而我受他论文启示，也从“最善本”《皇象帖》“勿忘”的“忘”字胜于其他版本议题入手为“最善本”结论提供了鉴定验证，得到了他的肯定和好评。最值得一提的是，汪先生后来在其有关《阁帖》的学术专论中，还专门提及我对他探赜发微提供素材的微薄贡献，让我愧不敢承同时又深感与有荣焉！
汪先生关心《阁帖》“最善本”研究同时还悉心留意其他善本入藏，以充实和丰富馆藏《阁帖》系统。事实上，“最善本”正是他为落實与实现徐森老和启功先生等前辈碑帖研究方家未竟事业，才特意从海外征集海归的。而原本翁万戈先生深藏若虚的南宋“修内司本”《淳熙阁帖》，同样是在汪先生慧眼识宝之下，征得翁万翁无私承让而花落上博的。就此，我是具体落实向上级部门行文办理的执行者与见证人，汪先生为此厥功至伟啊！因为唯独南宋内府刊刻而带有皇家血统的《阁帖》正脉——《淳熙阁帖》“修内司本”，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海内孤本，学术价值与“最善本”同样无与伦比，不可等闲视之啊。所以，可以毫不夸口地说，目前上博拥有的馆藏宋刻宋拓《阁帖》数量，足以傲视海内外其他各博物馆、图书馆而堪称称雄帖学界;而就此骄人成绩的取得，汪先生功莫大焉啊！
缅怀汪先生的无量功德，总令我感觉肩膀上责任与担子沉甸甸的。如何继承好汪先生遗志，将以他为首一批文博界老前辈开辟的事业进行到底，真所谓任重而道远！譬如早年徐森老征集并假手汪先生于《文物》月刊撰文推介的南宋刻拓孤本《凤墅帖》，荷蒙巴西华裔收藏家陈先生主动与我联系，愿将其祖传出自同帙而徐森老等苦苦追寻的该续帖回归上海;后经与此间碑帖专家仲威等联袂品鉴的真无疑，可相关落户手续事宜始终搁置难以摆上有关当轴议事日程。
遥想十年前上博举行纪念徐森老学术座谈会上，上图国家文物鉴定委员陈先行先生业已呼吁急事急办;记得他当年感慨如若徐森老或汪先生在世，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但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情况仿佛依旧事与愿违，不见起色;真担心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愿得似曾相识燕归来。因而在纪念徐汪两前辈学术风范座谈会前，我忍不住要效法《失空斩》里那诸葛孔明，也再念上一遍道白：望空中求两先辈大显威灵！是所至祷！！
（作者为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馆员）
（标题书法：吴孟庆）
责任编辑 杨之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