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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钟书《围城》的用典艺术

论钱钟书《围城》的用典艺术

关键词:钱钟书 围城 用典

摘 要:中国传统诗文用典源远流长,小说用典却并不多见,而《围城》便是这并不多见中的一个。《围城》用典隶事之繁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本文主要从明理征义、断章取义、化典造境三方面来分析《围城》的用典艺术。

中国传统诗文用典源远流长,它自有文化学和审美学的重要意义,小说用典却并不多见,而《围城》便是这并不多见中的一个。《围城》用典隶事之繁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本文主要从明理征义、断章取义、化典造境三方面来分析《围城》的用典艺术。

一、明理征义

这类用典是典型的类比推理,原典在文章中必不可少,同时在类比中又包含比喻。如文中讲:“西洋人赶驴,驴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前。这只笨驴还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要赶,不知不觉又走了一站。到时候它是否能吃得上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许诺方鸿渐到下学期升他为教授……”这一例子是典型的类比推理,原典在这里绝不可少,在类比推理中又包含比喻。作者用赶驴人、驴子和胡萝卜的相互关系比喻“上司驾驭下属”,写尽了赶驴人和上司的奸诈,以及驴子和下属的愚笨,并由此推及现实世界“一切机关”“全用这种技巧”,表达了作者尖锐的眼光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再顺势点到校长高松年不续聘方鸿渐却续聘其未婚妻孙柔嘉的“技巧”,又将高松年老奸巨猾的政客手腕揭露无遗,短短一百多字,有形象,有动作,又有意蕴,充分表现了钱钟书先生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力和捕捉意象、创造意象的杰出才能。

又如:“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本例用典是“推理之譬”,一种不“直说破”的比照或类比,暗含了尖刻的讽刺和幽默。“懂外语的外交官干得了什么?相反,像不懂外语的警察处理只须眉目手势传情的私通,倒也自在从容。”还有一种具有反推的例子,虽然是反推但同样具有相同的效果。例如:“做诗的人似乎不宜肥头胖耳,诗怕不会好。忽然记起唐朝有名的寒瘦诗人贾岛也是圆脸肥短身材,曹元朗未可貌相。”这里由曹元朗的肥头肥耳反推出贾岛也是圆脸肥短身材。这其中也充满了幽默和意趣。钱钟书先生就是在这些平凡的事情中将典故运用在其中,以此创造出不同的效果,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断章取义

《围城》中的用典类似春秋时的赋诗。往往不用本意,而专用作者此时此地赋予典故的新意,即只求与典故字面意思扣合而不必意义相同。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中说:“春秋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又说:“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之处是所点的诗句必须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钱钟书《管锥编》谈到断章取义时说:“用典推源于春秋赋诗之断章取义,盖曰‘断章,乃古人惯为之事,经籍中习见。”

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是一章一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暗示,从原典的故事中自出心裁地创造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放肆。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约翰牛一味吹牛;‘山姆大叔原来只是冰山(Uncle Sham),不是泰山;至于‘法兰西雄鸡呢,它确有雄鸡的本能——迎着东方引吭长啼,只可惜把太阳旗误认为真的太阳。”在这一例中的“中立”和“法兰西雄鸡”,断章引申,联系多边复杂而具体的国际形势,欧洲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日益放肆,原本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只想“中立”,后来因局势变化而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这就是英美两国口中的“中立”,作者在此一语双关地揭露英美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作者用轻松幽默的语句断章引申地写出了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式。真可谓浑然天成,妙手偶得。汉译名“约翰牛”之“牛”,恰与汉字成语“吹牛”之“牛”同字,同音双关——“约翰牛”“吹牛”,语音和谐,风趣幽默,又蕴含讽刺意味。汉译“山姆”与汉字“山”,虽风马牛不相及,但在钱先生创造性的语境中通过读者自身的语音联想也别有一番风味。Uncle Sham汉译就是“骗子大叔”或“行骗的当铺老板”,故“山姆大叔”不是真大叔,而是假大叔、靠不住的老板——假Sam(山)也,犹如“冰山”,讥讽当时国民政府以Uncle Sam为靠山,靠的只是假山即冰山也。作者在这几例中都是运用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所用的并非典故的原意,作者只是抓住典故中能说明问题的典型部分,断章取义地运用典故的意义,体现了作者善运善创的艺术才能。

三、化典造境

除以上两类用典之外,化典造境也是《围城》用典的重头戏。运典隶事最能激发和表现作者创作才华的是“因旧典而别孳新意,遂造典而非徒用典”。那就让我们来看看钱钟书先生是怎样化典造境的。

小说一至三章,着重写方鸿渐与苏文纨的“恋爱”,其中插进赵辛楣、唐晓芙、曹元朗等人,关系微妙,情节复杂,创作意图是“鹅笼境地”或“连锁单相思”。若从苏文纨的立场看,小说的化典造境,明显地还有另一端。文中道方鸿渐在给了苏小姐一个分量极轻范围极小的吻后,离开苏家。“苏小姐目送他走了,还坐在亭子里,心里只是快活,没有一个成轮廓的念头,想着两句话:‘天上月圆,人间月半,不知是旧句,还是自己这时候的灵感。今天是四月半,到八月半不知怎样。”“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既是旧句,又是作家的灵感。词章家所出仅是“隽句”而已,钱先生则造境而成篇章了。作者在此运用典故来创造出小说的意境,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小说意境。

钱钟书在《围城》中的用典,不单是古典,洋典、新典无所不用,信手拈来镶嵌成章,而且还有类似比喻中的“博喻”,几个不同的典故“车轮战”般地轮番使用,劈头盖脸地堆将过来,把事物描写或论证得淋漓尽致。例如小说中说:“一坐下去,他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文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愠羝即腋气,就是现在所说的‘狐臊臭,陶九成《辍耕录》卷中《腋气》条中便有‘愠羝一词,正好和古罗马诗中所谓的两腋下有羊巧合。”作者在此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中外典故并用,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觉。又如方鸿渐对赵辛楣说:“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的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地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河去,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此典出自《伊索寓言·衔肉的狗》,在《围城》中钱钟书运用这一寓言为典,说出了人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到了手的东西往往不懂珍惜,不知重视;没有到手的东西则无限向往,无限欣羡。作者在此运用典故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道理。又如:“开战后第六天,日本飞机第一次来投弹,炸塌了火车站,大家才认识战争真打上门来了,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人。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倾城倾国”出自《汉书·外戚传》是形容绝世姝丽的,在此钱钟书借前人之成语,申今我之用心,根本不顾及原文本意。“佳人”换成了“日机”,“一顾”“再顾”现在成了“光顾”,语气之间充满了揶揄、调侃。

用典是一种文学现象,自然具有文化学和审美学的价值。用典的文章和不用典的文章,在阅读、欣赏、感悟、联想时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用典的文章读来犹如游览无限的名胜古迹,美不胜收,纵然左顾右盼,总难免有所遗漏;而通篇不用典的文章犹如步入碧草连天的绿阴原野,虽然也青葱可爱,令人心旷神怡,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化痕迹而引不起丰富的联想,过于一目了然而不具深远意蕴。钱钟书凭借其博学多才和善于运用语言的才能,在《围城》中运用典故,将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感情用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语言表达出来,令人回味无穷。

(责任编辑:张 晴)

作者简介:卜晓梅,文学硕士,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 李洲良.古槐树下的钟声——钱著管窥[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782-861.

[3] 徐达,宋秀丽.读钱识小[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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