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归乡主题沉痛隐忧乡土悲悯常与变“现代”
摘 要:作为一部真实记录返乡见闻的散文集,《湘行散记》呈现了一个正经历着“现代化”的湘西的堕落颓势,力证了沈从文对“现代”文明腐蚀人性的判断。作为“游子归乡”主题的再演绎,沈从文在对故乡人事风景留恋赞叹的同时,更流露出对故乡人事变化的隐忧和对湘西人精神状态的悲悯叹惋。
沈从文的散文名作《湘行散记》创作于1934至1935年,和他的小说巅峰之作《边城》同属作家创作盛期的作品。从1924年开始涉足文坛,沈从文十年磨剑,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创作的辉煌期。仅在1934年,除了整理创作《湘行散记》,完成了《边城》,还出版了著名的《从文自传》,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沈从文在文学史上占主要地位的作品差不多都已问世。
《湘行散记》是1934年沈从文返乡探母的产物。1934年1月上旬,沈从文因母病回乡探视,历时月余,行前和夫人张兆和约好,每天给她写信报告沿途见闻。写信数十封,返京后整理成散文多篇,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后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3月将《湘行散记》结集出版,因当时商务印书馆将其中的《滕回生堂的今昔》一稿丢失,仅收文十一篇。直到1983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沈从文文集》时,始据原载刊物初入《滕回生堂今昔》。至此,《湘行散记》中的篇目告齐,共计十二篇。
《湘行散记》在沈从文创作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作为一本真实记录返乡见闻的散文集,《湘行散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呈现了一个正经历着“现代化”的湘西的堕落颓势,与之前沈从文在作品中极力讴歌的湘西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力证了沈从文对“现代”文明腐蚀人性的判断。从诞生的过程和它所表现的内容以及流露的情绪来看,《湘行散记》是一部典型的“游子归乡”作品,是对“归乡主题”的再演绎。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收回对故乡湘西“远景式”的眺望与回眸,直面故乡,在对故乡人事风景留恋赞叹的同时,更流露出作家对故乡人事变化的隐忧,对湘西人精神状态的叹惋,流贯着作家深沉的乡土悲悯情怀。
游子归乡,是中国文学中很常见的主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两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诗歌真切地表达了游子归乡时的见闻、遭遇与感慨。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家,在游子归乡主题的表达上更是情绪复杂,感慨颇深,并创造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鲁迅的小说《故乡》就是这种“归乡”模式的典范:小说从“我”“回到相隔二千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写起,起笔就涉及“离去—归来”。当年离它而去的故乡却成了现在“辛苦辗转”的“我”回想中的精神家园,带着寻梦的隐秘情感,“我”回到了故乡。而故乡的现实却惊醒了“我”的梦,我再度“离去”。这样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显然并不是简单的空间意义上的“离去”与“归来”,而更多指向精神层面。
《湘行散记》同样在表面的空间意义上的“离去—归来—再离去”中完成了精神意义上的“离去—归来—再离去”。自1924年离开故乡湘西,沈从文一直靠着他对故乡奇丽山水景物、奇异风土人情的记忆,描绘着湘西的神性存在,展示着湘西那令人称奇的人生形式和美善人性,为湘西唱出了一曲曲优美的田园牧歌。而《湘行散记》中对故乡湘西的书写虽仍充满诗意,但其中的牧歌情调已经大打折扣,取而代之的是深沉的忧思与乡土悲悯。终篇《湘行散记·滕回生堂今昔》以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结束了对故乡的诗意回忆与摹写——“我原本预备第二天过河边为这长桥摄一个影留个纪念,一看到桥墩,想起二十七年前那钵罂粟花,且同时想起目前那十家烟馆三家烟具店,这桥头的今昔情形,把我照相的勇气同兴味全失去了。”二十余天的“故乡行”,以“勇气同兴味”全无结束,现实对回忆的打击是粉碎性的,沈从文在凤凰仅仅待了三天就匆匆返京。“离去—归来—再离去”,沈从文在精神上与他的湘西——真实的湘西疏离了。
那么,“湘行”所见的湘西如何打击了沈从文,使他对湘西自豪骄傲的讴歌变得谨慎起来,优美抒情的田园牧歌如何就变成了乡土悲悯之歌?显然,现实的湘西与回忆中的湘西产生了分裂,支撑沈从文骄傲面对都市人的某些东西发生了质的变化。
将《湘行散记》与沈从文之前的湘西作品相比,我们会发现两种文本中的湘西世界有很多区别。诚然,湘西的自然山水美丽如常,湘西的历史文化灿烂如常,湘西的民间风俗古朴如常,但沈从文所最为赞美的“人性之常”却受到外界的侵扰,在“现实之变”面前,他赞美的湘西人生形式发生了变异:
“1934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真正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种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
在1981年写作的《〈散文选译〉序》提到《湘行散记》时,沈从文再次指出:“这个小册子表面上虽只像是涉笔成趣不加裁剪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一个细心的读者,当很容易理会到。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后面一段话所谓的“巨大势能”即如前一段话所说的“现代”,“现代”给湘西带来的仅仅是表面的进步,实质上却是“变化中堕落趋势”。正如在《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作者痛感到的:“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现代”在沈从文的字典里就是“同封建文化汇成一种‘虚伪呆板的混合物”,它带给现在湘西的不仅是“内战,毒物,饥馑,水灾”——《湘行散记》中多次提到内战对湘西社会的破坏,毒品对湘西人身心的戕害,随“现代”而来的“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使“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结尾写到昔日繁荣的浦市码头,而今已是日趋衰颓。一到街口就碰见两个水手同一个骨瘦如柴的人在气急败坏地大声吵骂。探听之下方知道,这骨瘦如柴之人原是个屠户,“争吵的原因只是对于所买的货物分量轻重有所争持”。沈从文不禁发出一声疑问:“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了,是谁的责任?”动乱的时代,衰颓的经济,堕落的人心。沈从文曾经盛赞的重义轻利,守信自约,真诚互信的健康朴素之人性已发生变异。“现代”也同样腐蚀着年轻人的灵魂,这些所谓的“现代”青年追慕虚荣,享受腐烂的现实,自来水笔、白金手表、大太阳镜、入时的衣冠、洋烟、手电筒,成为所谓的时髦青年的炫耀的爱物;体育明星、名人轶事、文坛消息、空洞的政治口号成为学生的时髦“装饰”。乡村青年中也出现了“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湘行散记·箱子岩》中的什长,原是打鱼人的独子,被征兵去同共产党打仗,受伤回乡后贩卖烟土走私赚钱,吃喝玩乐发财走好运。虽只有二十一岁,却是满脸的“油气与骄气”。
《湘行散记》尝试“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湘西自然人性变异的现实强有力地支持了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质疑与批判,证明了乡土本色、自然人性的可贵价值。王晓明在《“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里分析了沈从文《湘行散记》的创作心理:都市对他的轻慢激起了他一种向往湘西社会的冲动,“这种冲动强有力地制约着他解释自己情感记忆的基本方向,以致他顺理成章地怀疑起现代化的都市和未开化的乡村究竟谁优谁劣,历史是在前进还是倒退了。……但是,……他这反进化的历史观毕竟只是一种假设,又和当时大多数人信仰的进化论尖锐对立,他就格外想获得一种事实的证明,这证明不但能肯定他自我判断的理智能力,而且能大大增强他与绅士们往来时的道德自信。想想看,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旦发现自己这一次的回乡见闻恰好能充当这种证明,他能闭上眼睛吗?”虽然王晓明先生所谓沈从文的“反进化论”的命题仍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对于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的某些心理动机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湘行散记》记录了时代之变,人事之变,沈从文从所谓的“现代”中读解到的是原始朴素人性的堕落趋势。所以,在《湘行散记》中我们看到的是沈从文对“现代”来到湘西的强烈排斥与批判,但对于处于变化中的湘西“乡下人”沈从文的感情表达则要复杂得多。
沈从文一向以“乡下人”自称,他将自己与“乡下人”视为同类,休戚与共:“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湘行散记·鸭窠围的夜》)“乡下人”是沈从文人性重造的载体,“乡下人”的价值取向是沈从文人性建设和人性批判的基础。
但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对“乡下人”的生命存在、精神状态产生了叹惋与悲悯:“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办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湘行散记·箱子岩》)显然,沈从文对“乡下人”自在自得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产生了质疑:“混沌活着”似乎取代“自在自得”成了沈从文对他们的定位。
睡船板盖臭被、吃酸菜臭牛肉,为了每天的八分钱或一角三分钱甚或一分二厘钱,努力在水上讨生活的水手(《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曾经伶俐勇敢,为爱痴迷,但在生活中为“时间同鸦片”毁掉,逐渐安于现状的“老伴”(《湘行散记·老伴》);心性活泼,为爱幻想,但被老烟鬼束缚了身体的夭夭(《湘行散记·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为生存同孙女辈争生活的老妓女(《湘行散记·桃源与沅州》);穿着肮脏瘦弱的孩子和退伍的老军人(《湘行散记·鸭窠围的夜》)等等,这些人不再只是沈从文自在自得人生形式的承载者,更成为沈从文寄予深切同情与悲悯的对象。
“湘行”中的沈从文终于不再以“乡下人”而是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视“乡下人”的存在了。
现代文明的侵蚀导致乡土湘西的自然古朴人性的丧失,他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随着湘西乡土文化的衰落发生了变异。沈从文深切感受到了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时所说的“凡是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痛苦。追求健康之人性,在“过去”与“现在”的对照中,沈从文愈加急迫地寻找着人性重造的道路。但湘西“乡下人”在“现代”面前的无奈沉沦使得沈从文对“乡下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心态也产生了质疑与焦虑。
可以说,《湘行散记》中沈从文对湘西社会的表现比较之前的作品要复杂得多,这固然是生活的自身复杂性决定的,即使沈从文对湘西社会现实不加以主观地夸张,使“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这“原料”本身表达的复杂内涵也足以使叙述人的叙述呈现出复杂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沈从文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它仍然需要湘西作为他的写作资源,需要湘西作为他的“人性”、“生命”探索的载体,需要湘西继续成为他的都市与乡村、现代文明与乡土文化相对照的文化体系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沈从文已经失去了构筑湘西桃源世界的原动力——他似乎不再需要用赞美湘西来与城市、与知识者对抗了,因为他自己已经成为都市知识者中的一员了,他的心理状态已经明显绅士化了。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沈从文一方面仍然惯性地赞美湘西人雄强的生命活力,自然朴素的人性存在,另一方面又对早就存在于湘西社会而他之前视而不见甚或大加赞美的愚昧混沌表达了他的摒弃。湘西,曾经充满神性的、灵异的湘西,经由“湘行”,在他的深情注视者眼中终于世俗化了。
发掘人性,追求生命存在的自然庄严,向人类的远景凝眸是沈从文不变的文学理想。但承载民族品格重建与人性重造的新载体在哪里,此时的沈从文实在是很模糊。此次返乡所见的一些年轻人似乎能使沈从文寄托一种幻想,他希望《边城》人物的正直和热情的本质,能够保留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但仅仅只是幻想和希望。沈从文陷入深深的忧虑,他需要超越“边城”,重新寻到他借以“向远景凝眸”的载体。
(责任编辑:张晴)
作者简介:刘学云,文学硕士,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沈从文.湘行散记[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 沈从文.长河·题记[A].沈从文.长河[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5] 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6] 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C].见:刘洪涛,杨瑞仁主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7] 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