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母性 家父长制 缺失
摘 要: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弥漫着一种否定母性的文学思潮。在这些作家看来母亲不再是母亲,传统意义上的良母已经转变为家父长制度的代言人或化身,母亲是“阳具型女人”,因此,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一再上演着“杀母”的故事。这些作家突出的表现是把女性的不幸简单归咎于儒家,归罪于礼教,很少做具体深入的追究。这种抒写的缺失是需要重新反思的。
几年前,作家方方在一次中日女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指出:“当下少数女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行为叛逆而思想陈旧,精神的反叛少了,肉体的反叛多了,所向往的,都有一种强烈的物欲色彩。这些女性作品走的是一条媚俗的路线,这样的叛逆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①这说明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尽如人意,简单地说对于如何抒写女性,抒写到什么程度,“我们”到底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抒写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许多作家并不屑于深究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不是当下遇到的新问题,它一直没有消失,而要面对这一问题,需要先回头看看20世纪文学历程中我们的作家是如何来抒写女性的。日本学者白水纪子的《中国女性的20世纪——近现代家父长制研究》②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家父长制这样一个角度,借助这一角度重新检视中国现当代作家抒写女性的历史镜像,我发现在“镜子”中涌动的缺失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叛逆抒写中,所以我决定从谈缺失出发去接近这些问题。
一
《中国女性的20世纪——近现代家父长制研究》一书着重探讨了在家父长制下母亲的权力、母亲神话的解体和寡妇的守节和再婚的问题,其中心话语是由于家父长制的存在,母亲不再是母亲,传统意义上的良母已经转变为家父长制度的代言人或化身,母亲成了“阳具型女人”。这种情形在现当代作品中被概括为“杀母”的故事,《女兵自传》、袁昌英《孔雀东南飞》就是其中的代表。其他作家如郁达夫、庐隐、冯沅君等都有这样的抒写倾向。这种抒写的形成是“五四”反传统、反封建的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具体影响。现代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都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启蒙下走上社会批评的道路的。“杀母”的话题正好同时代话题合拍,所以自然风行,就如今日消费主义与身体写作合辙押韵一样。白水纪子看到“杀母”的同时,也看到那些“杀母”的作家“杀”得不彻底,犹犹豫豫,比如郁达夫、庐隐、冯沅君、萧红等人,但她没探究为什么他们(她们)会是这样。
李玲在《直面封建父权、夫权时的勇敢和怯惧——冯沅君小说论》中对这一现象做了解释:“‘我也没有对母亲的父权立场进行冷静的批判。一旦涉及‘我们与母亲的差别,主人公乃至作者冯沅君,实际上都不再把两种分别代表父权专制和个体生命自由的不同道德立场置于新旧对立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善恶对照。……这个‘我并没有把维护生命自由意志的使命推广而放在母亲肩上,没有要求母亲跟‘我一起接受新道德,‘我对母亲的不觉悟不仅没有批判,甚至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悲悯,只有因感恩而产生的精神仰视,因而‘我在不放弃自由恋爱信念的同时,又理解母亲对旧道德的自觉维护,又设身处地体谅母亲由不觉悟带来的精神负担和社会负担,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母亲观念中群体大于个体的家族观念,根本无视这种家族观念与自己的个性主义信念是多么格格不入,因而放弃了何者更为道德的深层诘问。”③简单而言,冯沅君们在看待母亲时虽受个人情感的影响,但从理性的层面看,她们(他们)既看到了母亲有家父长制化身的一面,又深深感到母亲的母性光辉并未曾被这种制度完全吞噬;爱恨交织是她们(他们)这些作家抒写母亲时共同的精神处境。对于有“阳具型女人”精神特征的母亲所展现的母性,在白水纪子的书中并没有加以讨论,而这正是中国女性在家父长制度下拒绝异化、自我妖魔化,保持人性中正常的母性的抗争。这种抗争往往被表面的保守所遮盖,因而长期被作家和批评家忽视。于是“杀母”故事惯性地在20世纪写作中延续,直到今天在抒写母亲时,或渲染“星妈”望子成龙而无情地对子女的未来实施强力的专制,或继续描写妖魔化的母亲,或直接宣泄对母性的厌恶,而普遍忽视对母性的称颂。在这一点上当代作家延续了“五四”反传统写作的传统。从“五四”到今天,我们的作家重视的是女性作为祖母、婆婆、妻子、妾、情人、妓女、欲女的社会身份,乐此不疲地抒写的是这些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废都》对情人的性欲化把玩到如今“上海:情欲在尖叫”,“五四”时的社会批评在当下已转化为文本的欲望消费。我们的阅读视野中弥漫着“玩”和“杀”,母亲的身份是不被关注的,母性基本上是缺席的,这是现当代作家抒写女性中的严重缺失。
对于这种缺失,现代作家有及时的修复,这从冯沅君小说的主题变化中可以看出,正如李玲所归纳的:“如果说《隔绝》《隔绝之后》,是以爱情抗争为第一主题,母爱抒写为第二主题的话;那么《慈母》《写于母亲走后》,母爱抒写则升为第一主题,爱情抗争则退为第二主题。《误点》是两个主题相互纠缠,双头并重。”④此外,毕倚虹《北里婴儿》、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刘云若《旧巷斜阳》等小说都有对母性的抒写。但整体而言,母性虽是抒写女性的基本主题但并未成为重要主题,在今天这个主题在身体写作的乱流下已被许多作家自动放弃,因为母性不能“尖叫”,没有看点,缺乏竞争力。和现代作家相比,当代作家缺乏及时修复的自省能力,所以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要抒写女性,可以怎样抒写?
相对于汉族作家对母性抒写的放弃,朝鲜族作家却看重超越异性爱的母爱的价值。李花淑《她也是女人》、李英锦《在海边遇见的女人》、李善姬《妈妈,你在哪儿?》等作品却自觉歌颂母性,强调母爱。可是她们的作品在当代主流语境中并未受到什么关注。这让人感到所谓的主流语境其实是话语黑洞。母性的声音就是在这种语境下被消声的。
当代母性抒写的缺失除了文学观念和主流语境等内部因素外,和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当代日本女性文学中反“母性”的问题就是这种全球化影响的折射。在现代社会长久的封建思想残余压抑下,女性文学具有强烈的甚至极端的反叛精神,这无可非议,可是彻底否定母性就能拯救人们的心灵吗?
这种否定母性的文学思潮,其实源于母亲神话的解体这一精神事件。这也就是娜拉走后会如何的老话题。身体写作,非母性写作无疑是以反叛甚至堕落来进行精神的出走。这是因为封建社会伦理(包括家父长制)崩溃后,其残余结构并未从人们的深层意识中彻底瓦解,可是新的国民伦理又未培育成熟,人们无可适从,而欲望依旧,不能回去,又不知路在何方,于是只好“跟着感觉走”。那么女性抒写能否从对待母性问题开始走出新路呢?而今,精神启蒙如果在制度落实的层面有所作为,那么重建国民伦理就不是空话,对母性的伦理位置就会有合理的认知,关键是我们如何进行新的启蒙,如何进行精神重建,如何使理想社会的好处在每个国民身上得到体现。因此谈论抒写女性,谈论母性的缺失,从家父长制研究入手,容易看清女性在现实和文学中的境遇,但单一的制度考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探究制度背后的思想及其变化,特别是被遮蔽的母性光辉是靠什么力量穿透千年迷障通照古今的。这样的思考显然不是以卖点为观点,以世乐为乐的作家所愿意面对的。
二
“五四”以来批儒之风一直延续,到“文革”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当代作家在抒写女性时也受到这种思想感染,突出的表现是把女性的不幸简单地都归咎于儒家,归罪于礼教,很少做具体深入的探究。一些批评家也多从批儒的观点来立论。这表明在女性抒写和批评中长期存在着认知的缺失,即习惯运用单一的批儒手法,而缺乏客观的理性精神。白水纪子从家父长制对女性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现当代文学中的女性问题,把解读建立在具体分析文本语境及相关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因而避免了一般研究者常有的粗率、空泛。从家父长制的角度去研究女性抒写的确可以看清长久以来造成女性不幸遭际的原因,也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但把原因主要归结于制度,放弃对制度背后的思想的探究,也只是比简单批儒前进了一步。
同是批儒,现代作家和当代作家在抒写女性时却很不相同。沈从文在《巧秀和冬生》中写族长是通过他一手制造的沉潭事件来刻画,是靠形象和事件说话,不故意追求什么文化气息,不刻意营造沉重的气氛,不机械地把人物的命运和礼教做简单联系。而同是写对寡妇的摧残,尤凤伟的《泱泱水》则直接引入“妇道”、“《赵氏祠谱》”及大段的《论语》,由此来构筑儒家礼教的氛围,潜意识中已把儒家放到了被告席上。可是把家父长制的罪恶简单地归因于儒家礼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作为家父长制化身的“族长”其实是儒表法里,或说阳儒阴法,其身上至少还有法家的影响,“沉潭”事件恰好表现出法家的冷酷无情。而要说清家父长制的形成及对其女性的影响,还须从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着眼,不能只从近代的情形简单立论。就如“沉潭”事件,它是典型事件,对它的解读要放到具体历史情景中考察,不宜把这种典型事件随便解读为当时社会的通病,简单把病因加在礼教头上。家父长制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情形,具体的“沉潭”事件宜从具体情形出发去讨论。可是现当代作家对类似事件的典型化处理,以及文中潜含的对儒家礼教的责难,却极易把读者的思考导向单纯的对儒家的批判,这样说并不是替儒家开脱,而是反对轻率地批判儒家,思考止于批判儒家的抒写倾向。
比如《中国女性的20世纪——近现代家父长制研究》论及的寡妇再嫁的问题,如果不从千年历史着眼,就会觉得寡妇的处境历来如此,就是家父长制在作祟。可是据吴景超的研究,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也不失体面。论及陈平娶妻的故事,他指出:“这个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嫁过五次的女子,不厌再嫁。第二,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过几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欢她,要娶她。第四,寡妇的父亲,并不以女儿为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⑤直到宋代,至少到宋代的时候,寡妇改嫁还是很平常的。但是到了明清,特别是到了清代,才被认为是非常可耻的,而且丈夫死了以后就只能守节。从汉至清,儒家思想一直存在,为何前后的作用会如此不同?作为女性抒写者对此自然不必有十分具体的回答,但这样的思考,特别是这样的眼光却不可或缺。
文学界在女性抒写上的认知缺失以及长期把儒家思想作为女性痛苦之源来对待,也凸现了思想界和文学界的隔阂。这种隔阂无疑也助长了认知的缺失。
1934年冬天,沈从文从北平回湘西,看到家乡凤凰什么都不同了,虽有了极大进步,却掩不住堕落的趋势,而原有的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之而流行的是假“现代”之名而行唯利是图之实的庸俗人生观,于是他写了《边城》。他写《边城》,写边城的女性,其命意是通过女性抒写来思考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有这样的认知,精美的文章才有魂,而现当代女性抒写缺的就是这魂。换言之,女性抒写中对家父长制的批判和对儒家思想的重估应当落实到民族品德的重建上来,而非一味地否定母性,单纯地批判儒家。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元卿,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臧歆春.中日女作家畅谈女性文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叛逆[J].中国青年报,2001,(9,18).
② 白水纪子.中国女性的20世纪——近现代家父长制研究[M].东京(日本):明石书店,2001.
③④ 李玲.直面封建父权、夫权时的勇敢和怯惧——冯沅君小说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0,(6).
⑤ 吴景超.西汉寡妇再嫁之俗[J].清华周刊,193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