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族民间艺术开发 都市文化 审美文化
摘 要:在西方,审美日常生活化成为都市文化的重要特征,但中国的文化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都市审美文化建设必然要处理好同乡村文化及民间文艺的关系。从艺术人类学视角看,在都市霸权下的审美文化建设,导致乡村文化及民间文艺在都市的“异化”发展,而中国“市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却创造了都市文化公共空间,为中国特色的都市审美文化建设提供了启示,使都市民间文艺的“审美日常生活化”得以确立。
徐州师范大学校长徐放鸣教授,在2007年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上所做的题为《城市审美文化建设与城市文化个性塑造》的演讲中提出:从审美文化的角度看,城市既是特定民族审美创造遗产的汇聚之地,又是不同文化传统中美学观念的传播交流平台,还是新的美学思潮和审美风尚萌生和流行的集中之地。但在民间文艺参与都市审美文化建设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异化”问题,例如在被誉为“中国秧歌史上的壮举”的“沈阳国际民间舞蹈(秧歌)节”中,秧歌的火暴、热烈的地域文化风格却被市民认为“丑化”了沈阳这座日益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大都市形象,秧歌节成为了不被市民认可的城市文化名片。因此,文化现实需要我们在“乡土中国”的文化国情下,探寻民间文艺参与都市审美文化建设的途径,以实现中国都市审美文化的健康发展。
一、都市审美文化建设的误区:自然舞台的“搬演”
都市文学艺术与审美文化是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最直接、最重要的感性表现形态。美国建筑学家凯文·林奇认为:城市是人创造的,城市给人最精彩的感觉应该是“起源于艺术,发展于需求”。在西方,“审美日常生活化”是都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特征。虽然1991年帕瓦罗蒂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的免费音乐会被有的评论家认为:公园不是演歌剧的地方;部分歌剧爱好者也认为:这样做俗了一点,但“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理论在西方得到了确立。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阿莱斯·艾尔雅维茨曾说过,当今社会“审美泛化无处不在”。博得里拉也提出了“超美学”的概念,所谓“超美学”指的是美学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景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也揭示了作为先锋的和市民的现代性艺术策源地的现代都市。
在中国,虽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记述了民间文艺与宋代的都市文化的繁荣,清代的“花雅之争”,作为都市文化和乡土艺术的冲突,最终来自乡野的民间戏曲进入到了京城,成为“国粹”。但在民间文艺参与都市审美文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审美日常生活化”却遭到挫折。沈阳秧歌节中的美学关系,如果按波尔狄的观点来解释就是美学关系模仿社会权力关系,而且帮助再生产出社会权力关系。大众对沈阳秧歌节的文化批判,表明“美学的偏执可能会非常强烈……对于那些自认为是合法文化的拥有者的人而言,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不同品味的再度结合。在他们看来这是亵渎高雅品味,品位的要求应该分开。这意味着艺术家和美学家的谋略和他们对艺术合法性的垄断权的争夺并没有像表面上那么单纯。在围绕着艺术的每一场斗争中,都存在着一种生存艺术强加于人的危险,也就是说,一种专制的生存方式演变为一种合法的生活方式”①。这里反映了另一场围绕美学的社会权力之争:不是禁止高雅艺术民间化,而是不允许民间艺术进入高雅的场域。而“文化品牌的确立,必须强调市民和城市的互动,让市民认同自己的文化品牌,为自己城市文化品牌感到荣耀,并身体力行成为城市文化品牌的推销员”②。因此,“模仿”不能使“审美日常生活化”成为民间文艺参与中国都市审美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渠道。
“‘中国式都市和西方都市的性质并不相同,实质上,没有经历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社会的洗礼的中国都市文化中还存在着丰富的乡野文化因素。然而,在都市文化研究中,基于农业经济形态下的乡野文化传统,没被纳入身处闹市中的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之中。”③但在“市管县”管理体制下,中国的都市文化建设不仅是含有乡野因素的问题,而是乡野文化本身就是都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上海师范大学刘士林教授认为中国都市文化的人文科学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此也不能完成解释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④这样,从“市管县”的城市管理体制入手,也可以进行创新都市文化人文科学研究的尝试。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中国”和“文化自觉”这两个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中国的文化国情,而都市中的民间文艺已改变了表现形态。传统的沈阳秧歌节,实质上是城市文化、企业文化的群众艺术成果,而辽宁东部山区的新宾满族秧歌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考察了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大因素对审美与艺术的影响。前辽宁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庞志阳,在做“城乡老年秧歌汇演”评委时,发现了沈阳市县城子区的锡伯族秧歌,表示一定去搜寻着这种秧歌的源头。
如果确立都市的文化主体地位,那么在都市文化霸权之下,进入都市的民间文艺必然产生裂变。当“现代化”、“大都市”的扩张一天天的将人们的“地域意识”消解,使与民族文脉互相依存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产生“根基”动摇和“原点”错位,就将导致民族民间舞蹈的当代城市生成会产生“特色流失”的危机。美国的城市文化研究权威沙朗·佐京教授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提出了“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问题。文化无疑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与意象、记忆相关的城市生活体验,显然与特定的城市空间的认同密切相关。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的宣传者越来越热衷于提升城市空间作为文化创新中心的形象。
“都市审美文化是都市文化群落认同自身,区别他人的标志,在这一层面上,都市审美文化是消极的;但都市审美文化对于都市生活方式而言还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都市审美文化也在主动完成着都市生活方式的再创造,实现着都市生活方式的自我提升和完善。”⑤当前需要反思都市与乡野的审美文化关系。法国美学家狄德罗主张“美在关系”,公共关系也追求美誉度;而在“市管县”的城乡文化管理关系下,各级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使“沈阳秧歌节”举办地“错位”,使秧歌节成为了自然舞台上的“搬演”。在都市举办的民间艺术节中,民族民间艺术丧失了“原真性”与“原生态”,使欣赏者无法获得“距离美”,而在乡村举办民间艺术节,却可以实现“美在生活”([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语)的目标。
二、都市审美文化建设的途径:自然舞台的“还原”
“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以往人类学研究所认同的本土文化的自我确定性只不过是一种假设,文化在任何简单的意义上,都不是处在地域之中的,因为它无法解释各种文化间的很多复杂的交流现象。传统的人类学的静态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只不过表明了一种被掩盖的地形的权利化真相。”⑥因此,中国化的都市文化建设必然涉及城乡文化的地域整合问题,但“城乡文化整合并不意味着城市文化入侵——取代乡村文化,而是城市和乡村互相吸收先进和健康的文化、摒弃落后和病态的文化的一种双向演进,是承认城乡文化的不同并在城乡文化异质性、互补性和独特性基础上的协调发展”⑦。
果戈理曾把城市看做最大的艺术品,是一本石头写的书,每个时代填它一页。而“戏仿”的“假定情境”为民间文艺参与当代中国都市审美文化建设提供了启示,这种模拟的“审美日常生活化”也得到了民众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同。例如杨丽萍的《云南映像》为了表现民族民间舞的质朴,也将大量来自农村的非专业演员拉到城市的舞台上,艺术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电视片《秧歌李》以山东商河县杨庙村年逾七十的鼓子秧歌“头伞”李传桢五十年的秧歌史为题材,表现出一种美感。从传播美学角度,电视舞蹈《进城》的脱颖而出就在于它从取材到艺术创作手法,正好契合了当代社会大多数人在审美心理需要中体现出的“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取向。“《进城》中四十名演员的艺术原型都来自生活中各个角落的农民工,于是服装道具造型各不相同,表情动作也因人而异,甚至在舞蹈的表现手法上也融合了西方现代舞蹈的即兴表演和东北秧歌的动作细节,以及话剧舞台上的场面调度等,使得整个作品更加生动鲜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⑧
凯文·林奇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城市意象”。良好的城市意象其实就是空间安排与内心体验两者良性互动而形成的。“中国沈阳秧歌节”的误区恰是在天地大舞台中,表演者与表演背景不相协调,同时以比赛为目的的表演心态难以展示出这门艺术的精髓,此时传媒的作用则是负向的。对于外国人来说,沈阳可以作为一个秧歌表演的大背景,如希腊民间舞俱乐部主席玛丽亚女士把“中国沈阳秧歌节”拍成电视片,回国之后在国家电视台播放,在希腊这个文明古国引起轰动。但对于国内观众来说,特别是对于沈阳市观众来说,秧歌节的举办地则只能是乡镇大舞台了。既然“中国沈阳秧歌节”的举办地应是自然的“大舞台”,不能进行剧场舞台的布置,那么,就应选择具有背景条件的地方,由村镇地方政府主办,使之成为这个“大舞台”的“导演”,而广大乡村民众则是这个“大舞台”上的“天然”演员。如同桂林漓江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将刘三姐经典山歌、广西少数民族风情、漓江渔火等元素创新组合,用当地居民作为天然演员,使自然山水为文艺演出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增强了鲜活力。这样,在“仿真”的环境里,民间文艺就成功地参与了都市审美文化建设的进程,“审美日常生活化”得以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途径。
中国的城市理念为“审美日常生活化”提供了实践条件。当前,城市郊区化及大都市连绵区的形成更使得“城市”既是包含下属县市的“地级市”,也是聚拢周边地区的“大都市”。因此,并不是秧歌丑化了沈阳城市形象,而是在“大沈阳”的视野下,还秧歌以本来面目:由沈阳行政区甚至经济区内的秧歌资源大县主办“大沈阳”秧歌节。如同盛行“鼓子秧歌”的山东省商河县,曾在2002年联合济南市在本县举办了“第22届鼓子秧歌汇演”,沈阳秧歌节也应走向乡镇的自然大舞台。而实践中,沈阳的秧歌资源也主要集中于郊区,如有郊区组成部分的皇姑区的满族磋步秧歌、郊区新城子区的锡伯族的灯官秧歌闻名海内外,曾参加1999年建国50周年演出。历史上自1980年代以来,沈阳各郊区县每年春节、元宵节,都举行秧歌汇演,邀请新宾满族自治县秧歌、海城高跷参加。
“市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促成了都市文化公共空间的复兴。“既然现代都市生活造成了‘城市病的流行,而当代审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这种流行病,那么,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如何疗救这一病症?对此当代审美文化又能做些什么?……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起之秀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空间复兴不失为救治流行的‘城市病、改善当今都市生活状况的积极构想。所谓‘公共空间复兴,其要旨就在于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力对于公共领域的干预和操纵,对于以往那种狭隘的政治强权如此,对于如今的市场权力和技术统治亦然。”⑨例如国内著名的“南宁民歌节”作为都市审美文化建设事件也遭遇了“没有民歌节来凑”的日益窘迫的尴尬局面。虽然广西师大的覃德清教授在总结“南宁民歌节时”说:“壮族‘和美圣境的依托,若将之定位于城市,显然不切实际,因为壮族没有一个中心城市,不可能把广西目前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任何城市转化成以壮族文化为主体的‘和美圣境,盲目发展工业以实现都市化,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建设小城镇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实际上,壮族地区未来建设的‘和美圣境,不在城市,而主要在小城镇以及与小城镇密切相关的乡村。”⑩但基于都市审美文化建设视角,“南宁民歌节”的“小城镇”选择却是有限定的即在大南宁行政区域内,除“南宁民歌节”以外,首府“卫星城”武鸣县,同以民歌文化为主要内涵,注重“土、特、精”的武鸣“三月三歌节”已举办二十一年。这进一步说明,在作为城市审美文化实践的民歌节中,审美与生常生活的对立可以在民歌节和其母体——民间歌圩活动中被打破。
为了重铸上海形象,推动上海审美文化建设,上海社科院姚全兴研究员在1996年提出了“净化上海人,美化上海城”的口号。而辽宁作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但农业基础也很厚重的省份,应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审美文化建设之路即都市文化现代化要与新农村文化和谐并举。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的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我们应遵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即不同的文化要充分展现各自的风采;不同的文化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构建和谐文化。这样,就从更广大的生存环境上,保护了民间文艺在都市审美文化建设中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并促进中国都市审美文化建设。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徐明君,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审美文化。
① [英]约翰·斯道雷,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05.
②宋丽佳.试论群众粤剧在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中的作用[J].南国红豆,2006(5):19—21.
③ 陈占彪.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一个误区[J].探索与争鸣.2005(7):46.
④ 刘士林.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J].学术研究,2007(10):120—125
⑤ 耿波.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审美文化[J].求是学刊,2007(3):103.
⑥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74.
⑦ 祝影.城市化的人类学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1(4):37.
⑧ 霍美辰.电视舞蹈《进城》的华丽落幕[J].美与时代(下半月),2007(6):112.
⑨ 姚文放.都市文化:当代审美文化批判[J].求是学刊,1999(1):82—83.
⑩ 覃德清.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