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静
关键词:原型 水 儒 道 人性
摘 要:沈从文的作品时常现出“水”的意象主体,“水”负载着湘西世界中的人和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象征喻义。“水”作为一种特有的原型意象从表层映现出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生命轨迹的深情关注,但深层却凸显了儒、道思想文化的内在心理结构作为原型对沈从文形而上的影响。本文拟从原型批评的视点切入,旨在从新的视角对中国儒、道文化在沈从文心理结构的构筑方面进行重新审视。
人类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凝固到具象形态的“水”原型意象上,使其充分承载了人类文化的本质意义。经过亘古岁月的心理积淀和心理传承,“水”以其特定的涵容流过中国儒、道文化的河床,浸润到华夏思想沃土的深处,成为一种负载着丰富民族文化蕴涵和无穷喻意的原型意象,它从古到今反复映现,给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赋予了形式。
沈从文作品中处处隐现着“水”意象主体,倘若没有“水”负载着湘西世界的人和事,那些鲜活的生命便会干瘪,便会无所附丽。在那个美丽的乡村世界里,“水”不单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它还积淀为一种独特的原型意象,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象征喻义。“水”与沈从文有不解之缘,他的童年、少年以至青年都是在沅水流域度过的,他在《从文自传》中写道:“我的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我有极大关系。”①碧水清波中既蕴涵着沈从文对美丽生命、美好人性的倾心、感动,又时时泛起他对现世生存现状的隐忧、沉痛。“水”作为一种特有的原型意象从表层映现出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生命轨迹的深情关注和投入,但深层却凸显了儒、道思想文化的内在心理结构作为原型对沈从文形而上的影响。本文拟从原型批评的视点切入,旨在从新的视角对中国儒、道文化在作家沈从文心理结构的构筑方面进行重新审视。
一
“水”作为原型,蕴含着阻隔与禁忌的喻义,它体现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心理内涵。
弗莱在《原型批评——神话理论》中谈到“水”的阻隔时指出:“水的象征主要表现为清泉池塘,滋润万物的雨水,时而还有一道溪流把男人和女人隔开,从而保持了他们各自的贞洁,一如但丁笔下的忘川。”②
“水”在中国作为禁忌要追溯到上古时代。上古时代的小学、璧雍行使着最早的教育职能。《白虎通》云:“辟者,璧也。像璧圆以法天;雍者,雍之以水,像教化流行也。”③该记载说明辟宫屹立于水畔履行教化功能;同时服从于礼义的需要和目的,“水”作为天然的屏障阻隔了异性的接触,衍生出性禁忌,故上古时代盛行一种性禁忌制度,“水”由此获得了特有的意味:礼的象征。也正因为“水”的禁忌作用,也使“水”成为人们寄托相互思慕之情的地方。《易经》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坎者,水也”,“坎,陷也”,代表险阻; “习坎,重险也。”
《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正是展现了一对意中人由于河水的阻隔而难以相见。地理限制是可以突破的,而人们必须遵守“礼”的规范,这一心理的鸿沟却难以僭越。《蒹葭》表现出主人公对目标上下求索的艰辛,映衬出的是主人公的凄苦彷徨,烘托出其扑朔迷离无所适从的矛盾心境,其两难抉择的困境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牛郎织女望眼欲穿地被阻隔在“河汉”两畔,苦苦相思,将“水”的原型意象中阻隔意蕴演绎到极致。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之爱是人类生命的源头,是人类得以繁衍的重要过程。因此,在集体无意识中,现代作家沈从文则通过爱情这一具象,映射出湘西世界人们对生命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努力。在沈从文《边城》的“水”世界里,最初的人生处在一种天然混沌状态,对于茶峒小城里那种安静和平的生活,沈从文叙说着“不可言说的温爱”:一切永远那么静寂,每个日子都在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那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固守人性的自由活泼、天真烂漫是人类集体的梦,种族过去的幻想不仅可以从民族向上的历史中找到,而且其残余力量至今还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潜藏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
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浸润,物欲侵蚀着人们的心灵,不仅生存平静被打破,而且浮躁的心灵飘摇不定,导致这种危机的根源:一是人为物役,二是人性扭曲,它们导致了人类圆融整合精神的缺失。沈从文清醒地意识到那种平淡的生命内涵中又蕴含着难以言状的隐忧。
《边城》的主人公翠翠、天宝、傩送演绎着年轻生命在情感经历上的悲欢与忧伤。“水”的原型意象或者让天保在对翠翠的爱情绝望之际,伤心欲绝地跟船出走,丧身险水,“车路”上的爱情在水中涟漪般地逝去;或者让彼此暗恋的翠翠和傩送苦受感情的煎熬:傩送离家出走,带走了稚嫩的爱情,带走了翠翠的心,也带走了翠翠的希望。忧郁的翠翠就留在人们的心中,在山一隅、在水一方苦苦翘盼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一曲河水,咏唱着迷惘感伤、可求而不可得的爱情。为此,朱光潜先生道出了《边城》的情绪内涵:“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④凌宇先生说:“翠翠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理想。”“在《边城》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使沈从文不忍心将人物命运推向悲剧结局。他当然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获得一分合理的人生安排,理想主义诱惑着作者将人物命运向喜剧结局的路上引;然而,沈从文瞧见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他没有低估作为封建宗法关系本质象征的那座碾坊的威力。他明白人物在追求生命自主的现实人生路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现实主义又逼着他将人物命运朝走向悲剧结局的路上推。最终,《边城》的结局成为现有的型范:翠翠在渡口孤寂地等候傩送的归来。”⑤
在沈从文湘西世界里,“水”这一原型意象拥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水给翠翠带来了阻隔,面对河水,翠翠无法回避亘古既存的那种爱情悲剧模式所带来的无奈:“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弥漫于“水”上的惆怅意绪是“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⑥的积淀,其中蕴藏着一种超越个体心灵的“集体无意识”,凝聚着无数先祖们共同的命运和心理体验,“水”承载着作者对人生最根本的希冀,是他对渴望完美生命而不得的“集体无意识”的艺术化的赋形。在此,“水”作为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给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赋以形式。可以说,它们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每一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的力量。”⑦
历史的进程侵蚀着纯良的人性,都市文明的浸染与冲击使原本质朴的乡村缓慢地异化,沈从文目睹湘西故乡的畸变,内心陷入深深的抑郁、痛苦,于是他抒发“美丽总使人忧愁”的感叹。现代文明在毁灭了乡村与小城镇原来的生活方式与质朴人性的瞬间,也浇灭了沈从文心底的梦,作为一个对故乡、对整个民族充满挚爱和深情的“乡下人”,他为物欲横流的现实感到痛苦,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感到忧虑。在他看来,城市畸变的人生形式,乡村变异的湘西民风,均为现代文明侵蚀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他开始对现实的悲剧进行一种理性探究,他把自己的创作深情都投入到对人性的挖掘和对生命的思考中,他渴望实现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希冀通过自己努力构筑一个精神高地——“希腊小庙”,引领人们从中获取一种对现实悲剧的理性超越,完成在生命缺损过程中的韧性承受,实现在困境中对创伤心灵的弥合。
二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产生于大河流域,因此,在各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水都具有“生命”的意味。“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因而水既象征着纯洁又象征着生命。”⑧“水”作为原型,它负载着生命本体的象征寓意。史籍记载地球在冰河末期,气候转暖,冰水消融,导致了一场人类空前的大劫难,《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展示的是一场决定人类生死命运、毁灭性、惊心动魄的洪水。人类于水中再生的惨烈图景,在祖先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成为一种亘古绵延的最深远、最普遍的种族记忆,因此,在原始先民的意识思维中,水和生命、水和世界的本体画上了等号。
道家哲学的本体论依据是“道”。老子选择了“水”作为象征载体喻“道”,从而使“水”具有生命本源之义,“水”循环往复的运动特征与“道”呈现出的周而复始变化轨迹的契合,本质上是两者在宇宙论上相似性的显现,由此“水”就象征了自然律动和宇宙秩序。老子从本体论揭示了“水”与“道”的关联,阐释了宇宙的终极存在问题。
庄子将“水”的顺乎物性自然、阻挡不住、征服一切的特征升华为人生之“道”,拓展了“道”的具象喻体的涵容,将客观的“道”内化为一种混沌的道境。《应帝王》载:“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⑨在此,混沌喻指宇宙万物创生之前未分化的浑一初始状态,混沌的道境是庄子向往万物未萌之前世界冥冥未分的圆融同一的一种人生境界。《齐物论》:“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⑩这是一种内在的心境,是体悟道境之后超乎常人的一种心态,它博大、稳定,恢复了原始天性的朴素与纯真。中国哲学的混沌命题主要指世界万物诞生于一片混沌大水之中,原始大水留给远古先祖本身就是一个混沌的印象,它转化为集体无意识“水”的原型意象,承载了宇宙万物生命之源的寓意,凝固为呈现出混沌状态的“道”的物质表现形态。从本体论来看,道家以“水”喻“道”体现了早期哲人对水所做的形而上的哲思,由此,“水”的原型意象超越了原始人的感性与经验,升腾到理性的层面。
沈从文的创作呈现出道家思想的流痕,流露出沅水流域独有的地域文化烙印,他喜用“水”做背景,“水”是他的灵感和生命。水的兼容、柔韧造就了沈从文特有的人格和人生态度。《边城》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灵魂,边城地处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带,相对封闭的经济、文化造就了湘西土著苗民随性、内敛、淡然等具有地域特征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也渗透到他们日常人际交往中:翠翠“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温柔、纯净,忠贞于爱情;天宝和傩送“两个人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依势凌人”;渡船老人“从不思考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这些淳良的乡民固守着那一方热土,一代又一代一如既往地默默生活着,他们从外表到内心都如水般晶莹剔透,形成了宁静、淳厚、正直、朴素的人情氛围,构筑了信仰简单而执著的湘西地方民族性格,他们呈现出的是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沈从文将所塑造的具有水般灵性的人物深深楔入了人性向善、向美的若干层面,他让自己对故乡的温爱如溪水般在缓缓叙述中流淌,宛若那绵延恒久的沅陵江水清澈透明,透过故乡水的清澈所传递出的是一种对故乡淳朴人情、对故乡纯良人性的深深钟爱、眷恋,在此,和谐之美达到极致,纯净完整到无可挑剔,沈从文正是将淳朴民风作为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折射出湘西社会生命的底色,这无疑给现代人匮乏的心灵带来些许滋润和救赎。
沈从文循着这条返回生命源泉的路,追溯到无意识的最深处,凝塑出“水”这样一个原始意象,“水”具象地呈现出一种湘西民族集体无意识可“见”的形态,在湘西世界里,“水”已是融入作者对故乡款款深情的喻体,其生命意义正体现在边城淳朴的民风之中,它构成了一种恒定模式,凝固成一种特有的人性结构。这些作为共有又不可意识的人性结构,具有种族的、历史的积累性质,是先民们生活之幻想与幻想之生活的积淀形式。沈从文之所以对“水”孜孜不倦地展示,正是将“水”作为自己所寻觅的人性深处的精神家园的一种最直接的、最具有灵动生命的象征,湘西世界“水”的命运隐喻着人的命运,因此,在无意识深处,湘西人苦苦寻觅着对水“生命”意味的体验和依恋,“水”具有的丰富、未被穷尽的内涵和意蕴,唤起人们一种深刻的情绪反应,在湘西水边人们酿造出无穷无尽的幻想,引发出最强烈的渴望和最顽强的抗争,它有一种“超验功能”,推动并吸引着生命进行向上的努力,它的意义在于使人类的生活生机盎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先在的,是人类远古祖先的精神遗存,它具有本原性,它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深层无意识心理结构,它深层次蕴涵了由湘西文化模式所制约、并与当地特定的民族精神留痕和情感载体相关联的潜在结构,这种结构作为一种“既定”的心理深处的图式,以顽强生命的抗力与抗争遇阻受挫这一矛盾的交织体的形态徘徊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意识与潜意识的视域中,它常常幻化出一种与人的心灵对应的情景,激活不同的原型心理的“瞬间再现”,让人进行联想的“共鸣”,以更好地补偿现代生命的缺失、片面和匮乏。
面对都市“现代文明”的污染,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异常眷恋那湘西世界里淳朴、健康、积极向上的和谐生命形态,那种乡村社会醉心的、金子般人性的自然形态——“人与自然的契合”,他希望使那些已成为过去的“人情美”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他将“乡下人”生命内涵的道德美作为民族性格与人际关系重造的主要参照系和基石,重造一种人生形式:“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方式”,扬起昔日那如水般既纯净又孕育波澜的湘西世界中“生命”与“美”的清流,洗涤道德泥潭中的污秽,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使自为的生命黏附于民族与人类积极向上的努力中,建造一座供奉着“人性”的神庙,实现一种人情、人性的复归。正如荣格认为“人类精神史的历程,便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11}。它带给人们的阐释正如苏雪林在评论沈从文作品时的感慨:“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读到这类作品,好像在沙漠炎日中跋涉数百里长途之后,忽然走进一片阴森蓊郁的树林,放下肩头重担,拭去脸上热汗,在如茵软草上躺了下来。顷刻之间,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凉风,使你四体松懈,百忧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梦。”{12}
所以,我们说,湘西世界中“水”的原始意象,一方面,蕴涵着逝而不返的忧患情绪,传递出沈从文满含深情地呼唤湘西儿女的生命自主与生存的抗争;另一方面,蕴藏着和谐生命的意味,展示了沈从文高扬的原始质朴人性的圆融完美,这种刚柔互渗的二重性明显地体现了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态势,它推动着沈从文性格心理的发展。儒道文化在人类生命磨砺中重复铸就成的先民群体意识和本能情绪的“反映”,它承载着先民们无数次心灵撞击而凝定的欢乐与悲哀,在深层次它涵盖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碎片,汇聚成华夏民族世世代代内心流淌不息的集体无意识的潜流不间断地撞击着历代人们的心灵。尤其是在文明侵蚀人心、人为物役的当下,现代人拥有了富足的物质财富,却不堪承受精神之轻,陷入了内心孤独寂寞的深渊,所以渴望寻找生命永恒家园的努力不时地扣响着人们的心扉,那些来自远古的原型意象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不远不近的地方闪烁,激励着人们在将理想由偶然变成永恒的道路上不停地求索,这些构成了沈从文心理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核。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潘 静,上海海关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
① 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卷十三》,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页。
② 弗 莱:《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
④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第5期。
⑤ 凌 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95页。
⑥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页。
⑦ 荣 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⑧ 威尔赖特:《原型性的象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28页
⑨⑩ 杨柳桥:《庄子译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第44页。
{11} 荣 格:《毕加索》,《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83页。
{12} 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9月,第3卷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