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知识分子 精神气质 李白 郁达夫
摘 要:李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其自由人格追求和社会价值实现的矛盾是其精神世界痛苦的根源,这种痛苦,让李白感到生命与世界的虚无,因而谪仙隐逸成为他最后的精神堡垒。郁达夫属于五四时代,他身上不仅闪烁着现代的智慧之光,也处处流露出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两者比较可以更清晰地透视中国知识分子漫长而痛苦的精神历程,从而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气质中不变的本质和嬗变必然。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责任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意识和潜在传承。汤一介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太强,以至于往往由‘不治而议走向‘治而不议的官宦道路。”①这句话道出中国知识分子和王权政治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的精神气质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深刻的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裂变和转型——结束封建走向现代,在历史阵痛中锻造崭新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但他们毕竟在中国文化里生长,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序列,因而,余英时说想把他们“截然划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②。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有着历史、时代的复杂性。
李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首先,他不像封建社会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呈献出单一的人格特征,比如渊明之高洁,杜甫之沉郁等。他亦显亦隐,亦道亦仙,拥有复杂丰富的精神特征。其次,他高扬自由人格的大旗,超然于社会现世之外,但又与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交织显隐,从而成为内在精神痛苦的根源。最后,他精神气质中所表现出来的解放精神、英雄主义情怀和自由人格分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启蒙责任、幻想人格和精神归宿的典型表现。李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好使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本。
郁达夫生活在东西异质文化碰撞、选择和融汇时期,但他浪漫抒情的气度,表现自我的欲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痛苦以及体现在骨子里的名士气质无不再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然而,郁达夫又属于五四那个时代,他以启蒙姿态层层展示人物内心隐秘的理智和勇气则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品格。如果在自由人格、深层苦痛和精神归宿三个方面把郁达夫和李白相比,不仅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传承,更好地认识他们的人格特征,还能透彻地描述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世界,从而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气质中不变的本质和嬗变必然。
一、自由人格的张扬
李白诗贵真,他诗中的艺术形象即是自我形象,即是本人的亲身经历,理想追求和彼时真切情绪。比如他的《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大鹏是李白诗歌中常用的意象,这一来自庄子的意象表达的是一种往返自由,穿越古今的冲天豪气。诗中藐视一切的狂傲,怀才自负的气度,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样,正是他本人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写照。李白的诗即李白的人,李白的天仙之词即是他的谪仙身姿。李白以诗文铸造他的人格,以行为佐证他的诗文。
郁达夫也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但他笔下的敏感、多情、质疑、颓废的人物形象绝非是郁达夫的本人形象。王德威认为,晚清时期是知识分子想象中国的时期,文学作为一种想象手段,是现代意识的开始。郁达夫正是利用小说来想象现代人格,因而郁达夫的自由人格追求不像李白那样以自己的狂放诗文和“太白星精”下凡的姿态来对抗世俗,而主要是通过那些“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艺术形象间接传达。虽然郁达夫也嗜酒狎妓,但绝不同于魏晋时代的阮籍、嵇康等知识分子在绝望中抚琴歌哭、举酒笑骂,也不同于李白恃才自傲、好以怪诞之语和放浪之形做出叛世之举。郁达夫留学日本,具有现代性眼光和开放意识,对自由人格的追求闪烁着批判的智慧,这是他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重要特征。他说:“我们生来个个都是自由的,国家偏要造出监狱来幽囚我们。我们生来都是没有污点的,可以从心所欲,顺着我们的意志作为的,国家偏要造出法律来,禁止我们的行动。我们生来都是平等,可以在一家之内如兄如弟的过去的,国家偏要制出许多令典来,把我们一部分同胞置之上位,要求我们的尊敬与仕奉,同时又把我们一部分的同胞,置之极处,要我们拿了刀去杀他们,或者用了刑具去虐待他们,终究使我们本来是平等的同胞里头,不得不生出许多阶级来。”③郁达夫的自由人格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追求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他对国家、法律和人类社会制度的质疑与思考,根本区别了传统文人对于个性的盲目追求。
自由人格自魏晋时代,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但他们只是以反叛的姿态盲目地对抗纲常礼教,他们的诗文表达的即是他们的言行,是他们处事方式的真实写照,“诗品即人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知性的思考来启蒙,他们用诗文来想象自由人格,而并不一定要表现在专狂的行为上,这也许是郁达夫与李白的同与不同吧。
二、实现自我价值的痛苦
超越世俗社会的自由人格严格说来只是一种理想,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才是历代知识分子的潜意识追求,出世与入世这对自古及今化解不开的矛盾是中国知识分子痛苦的根源。陶渊明实现了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也实现了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尊贵价值,但他的痛苦有谁能知?在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中,陶渊明真正在内心中肯定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吗?他不是还做诗责骂自己的孩子没有出息,进而无奈叹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吗?李白霸气十足,有着奇士与高士的道风仙骨,有着蔑视权贵的洒脱与狂放,但他还写了大量的干谒诗,信心百倍、意气风发地谒见各地官长。“英明庐江守,声誉广平籍。扫洒黄金台,招邀青云客。”对吴王赞美是希望吴王能够举荐自己,让自己的才华得以施展。当然这里要提到的是李白平交权贵的思想,周勋初说:“李白对自己的才能高度自信,高自期许,从而在干谒之作中,不管干求的对象是谁,都表现出昂头天外。其口气之大,声势的逼人,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干谒者。”④虽然李白自尊、自信、自负其才的品格有别于历代涉足于王公贵族的清客,但不能说他超越了自由人格与社会价值这对历史矛盾,只能说他的痛苦更为深刻罢了。
郁达夫也生活在这样的痛苦之中。他笔下人物个个都着上哀伤色彩,批评论者大都指责其形象的颓废、感伤和色情给青年人做出了坏的引导,如果剥开伪道德家面纱的障蔽,这些人物灵魂深处都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即个性突围与自我社会价值实现的苦痛。这种痛苦在《沉沦》中表现为主人公的欲望诉求与道德自责的对立与矛盾。“我”欲望张扬,手淫、窥浴、偷看情侣亲热无不跃动生命的原始野性,但道德原罪意识(不是来自宗教,而是道德的自然附加)作为不可明辨的内隐力量紧紧压迫苛责自己,最后“我”不得不暴裂自杀。这种痛苦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则表现为“我”与陈二妹之间的矛盾。“我”寄寓在狭小的楼道口里弄着文字,白天很少出门,只是夜晚去外面漫游,这是自由人格的精神表象。陈二妹是烟厂女工,是作者对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想象形象,她的生活状态反映出作者对人的社会价值实现的迷惘与怀疑。小说中“我”身份是作家,是自由精神的幻化,而陈二妹则是人的社会价值的想象,两者参差龃龉永远处于协调和矛盾的循环怪圈之中。
除此而外,郁达夫的痛苦还来自对所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思考,这使他超越了以往那些囿于狭隘自我的传统知识分子。许子东认为,“郁达夫所感受的‘失望和‘痛苦实际上有三重:他在痛感列强凶残、资本主义丑恶和中国内政腐败、社会黑暗的同时,还特别对他所谓的‘民族劣根性表示了极大的失望。”⑤他脱离创造社,脱离左联,并非软弱的表现,而是他理性思索,个性选择的结果。郁达夫曾说:“左翼作家大同盟,不错,我是发起人中的一个。可是,共产党方面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然免不了。可是社会这样东西,究竟是不是由无数‘个人组织而成的?”⑥这种疑问真是空谷足音,对个性的尊重,对虚无的集体和社会的怀疑,决定他超越了同时代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
因而,在郁达夫那里,传统知识分子身上自由人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矛盾痛苦基本上被改造成个人与那个时代的痛苦,为祖国、民族前途命运而思索斗争的痛苦。但是当这种追求与斗争受到挫折时,一些知识分子又会躲回中国儒道文化共同打造几千年的精神堡垒之中——名士气,他们披着这套盔甲自由出入于现代思想和社会斗争的枪林弹雨中。郁达夫当然也不例外。
三、本我救赎的冲动
“本我”当然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它完全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是性本能和原始冲动,实行的是快乐原则。就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来说,本我中有一种强大的救赎冲动,是对自我追求、自由人格捍卫的本能,当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受到挫折,或者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后,本能中的自由力量会主动升腾起来,努力救赎他们的精神尊严。
李长之说,李白的精神是现世的,但他爱此现世而得不到现世,只有在想象中保留此现世,而现世的无法掌控,最终让他感觉到虚无。“从虚无就会归到命运上去,‘良辰竟何许,大运有沦忽,李白是有道教信仰的人,更容易想到个人的力量之小,大运的力量之大,由现世虚无而解脱固然是一种反应了,由现世虚无而更现世,也是一种反应,所以又有:‘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的话。”⑦李长之的分析相当准确,说屡屡的失败之后,感触到生命和世界的虚无,虽登华山“虚步蹑太清”,但并没有忘记现世。其实,李长之没有说完,李白没忘记现世的原因是他骨子里仍魂牵梦绕着一个理想:在取得盖世奇功,留下一世英名之后,肉身之躯长隐不显。李白放大了名士气中的“狂”与“狷”,“隐逸”与“放达”。“狂”的是自命不凡的才气,“狷”的是刚正不阿的自由人格精神,“隐”的是现世的肉体之身,“放”的则是自己的济世情怀。两对相互交错,互为表里,自由进退,从而构成了李白复杂的精神气质。
郁达夫用文学探究人的心灵隐秘,以至于笔下人物大都与时代和道德以死相拼。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他的心灵不堪重负,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堡垒,民族中的集体无意识——名士气的某些特质,往往成为最后的皈依。郁达夫虽然没有直言“隐”事,但他的古代诗词和寄情山水的散文则声浪阵阵。“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这是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诗,抱得美人、归隐名山是多少中国名士的玫瑰梦,郁达夫当然也不能免。竹林七贤、陶渊明、严子陵和范蠡等都是他仰慕和效法的隐士。他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中为没能生逢魏晋,不能倾听阮籍的哭声,而感到遗憾,他希望跟在陶潜的后头,看他讨饭的样子,希望生于明朝末年,“那时候还有几个东林复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侠妓名娼,听听他们中间的奇行异迹,已尽够使我们现实的悲苦忘掉。”⑧对历史上以隐逸而闻名的士人敬佩向往,对古代文化精神中侠妓娼优的欣赏表露无遗。
郁达夫生活在那个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剧烈变动的时期,现实不停地诱发他身上潜在杂合的文化因子,再加上敏感、脆弱的性格特征,注定了他必然的精神回归过程。他不像李白那样,有着功成身退的理想,也不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把“退隐”作为人格自由的最终实现。积极的生活态度是郁达夫的追求,而那处处透露出来的名士气息仅只是来自生命深处的内在呼唤。五四时期,所有知识分子都被这种声音召唤,只不过有着复杂的传统文化背景和脆弱性格的郁达夫比那个时代其他任何人都听得更清晰罢了。
结 语
总的说来,郁达夫与李白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但就自由人格、个人痛苦及名士气息三个方面来看,两者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别。通过典型个案的比较,使我们认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受过西方教育,但他们的根本资源仍然属于传统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割斩不断的联系,因而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序列;但五四知识分子有着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的理性意识,有着民族、国家解放的自觉意识,有着建立新型社会的最高理想,因而,他们的精神气质又远远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从屈原、魏晋到唐代直至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走过一条以自由之躯盲目对抗圣贤礼治,以“托古改制”“西学中源”为代表的朦胧的西方政教意识到五四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艰难之途。这是一个痛苦的精神蜕变历程。
本成果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绵阳师范学院李白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资助的《李白精神与五四作家的个性追求》课题的一部分。项目编号:LB07—22
作者简介:梁光焰,西南大学美学博士生,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教师。
① 汤一介.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前途[A].许明编.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38.
②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C]: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2
③ 郁达夫.文艺与国家[A].郁达夫文集第五卷[C]·文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149
④ 周勋初.李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390.
⑤ 许子东.郁达夫新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139.
⑥ 转张恩和.郁达夫研究综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102.
⑦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M].商务印书馆.1940:89.
⑧ 郁达夫.骸骨迷恋者的独语[A].卢今、范桥编.郁达夫散文(中)[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08.
(责任编辑: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