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徐訏 《风萧萧》 爱情传奇 传统文化
摘 要:徐訏用热情细腻、富于理想化的笔触,展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展现了人性的美丽和光辉。爱情故事只是一个躯壳,从人性深度上表现和探测生命才是《风萧萧》浪漫传奇的灵魂。在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同时,徐訏从生养他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继承了许多优良传统: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对全人类爱与光明的虔诚崇拜、超越阶级情感的道德关怀……古典的情绪对徐訏的小说创作起到了深入骨髓的影响。《风萧萧》在讲述浪漫传奇的同时,也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
1943年,徐訏在重庆《扫荡报》副刊开始连载长篇小说《风萧萧》。诡谲复杂的人物关系,刺激惊险的故事悬念,使小说风靡一时,重庆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该年也被称为“徐訏年”。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再次重读这部当年的“榜首畅销书”,依然是荡气回肠。《风萧萧》将言情与谍战成功地糅合在一起,集神秘、现实于一体,成就了一部绮丽浪漫的海派传奇,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好奇;而弥漫于小说间的传统文化意识和执著的传统精神依恋,又给读者留下了持久的艺术回味。
浪漫的传奇
《风萧萧》首先以生动的故事展现了美女俊男多角恋爱的都市爱情传奇,缠绵与惊险交织,美色与智勇辉映。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强烈的生命情绪,传奇中传递出浓郁的浪漫主义,两者相互交融,共同构建了一道瑰丽的浪漫风景线。
“我”是生活在上海孤岛的一位研究哲学的单身青年,在上流交际圈里结识了三位女性:白苹是优雅而又豪爽的舞女,常露百合初放的笑容,具有一种银色的凄清韵味,好像“海底的月光”;梅瀛子是中美混血的交际花,具有一种红色的热情和令人不敢逼视的特殊魅力,“像太阳一样”灿烂逼人;海伦是天真单纯的美国少女,有着高贵的灵魂却又温柔娇羞,“似灯光一样”风韵宜人。小说从“我”携带舞女白苹,赴美国军医史蒂芬夫妇的生日舞会,并在舞会上邂逅了梅瀛子和海伦开始,“我”和这三位性格各异的女子也开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浪漫情感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复杂曲折的爱情纠葛和政治牵连。
小说的上半部分着力渲染和描绘了“我”和舞女、交际花们在舞厅、赌场、夜总会等娱乐场所的浪漫生活。“我”本来是一个抱独身主义信念的人,对任何女子都感兴趣,“兴趣只限于有距离的欣赏”,并不想牺牲自己的自由去占有其中任何一个女子的美丽与爱情。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上海,“我”一方面与白苹、梅瀛子等进行周旋,另一方面在情感上却更迷恋海伦的自然单纯。“我”和几个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使人物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复杂迷离的多角状态。人物活动行踪诡谲神秘,人物情绪心态变化无常,小说情节变幻莫测,悬念迭起。
小说的后半部分情节发生了逆转,高雅浪漫的爱情里出现了虚虚实实、真假莫辨、敌友难分的生死考验。小说的节奏也由前半部分抒情、舒缓的调子变得紧张急促起来,故事形态和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我”的哲学研究和情感生活不得不让位于民族抗战大业,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生活渗透进了争夺情报的间谍之战,爱情传奇演变为间谍传奇。原来史蒂芬太太是美国盟军驻远东的间谍,而白苹和梅瀛子则分别是中国和美国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她们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几经误会猜疑,终于弄清了彼此的身份,面对共同的敌人,冰释前嫌,化干戈为玉帛联手作战共谋情报大事。日本间谍设下陷阱,急于获取密件的白苹中了埋伏不幸丢了性命。一个美好生命的突然结束,给了“我”巨大的心灵震撼。在梅瀛子为白苹复仇后,“我”在日军的搜捕之中,不辞而别去大后方从事“属于战争的、民族的”神圣工作。
《风萧萧》线索纷纭而结构严密,展示了一幅变幻莫测的“爱与恨,生命与民族,战争与手段,美丽与丑恶,人道与残酷,伟大与崇高,以及空间与时间,天堂与地狱……”的错综图景。魏子云称徐訏是“最会说故事的小说家”①,似乎也毫不为过,徐訏着实擅长编织浪漫柔美、空幻传奇的精彩故事。就整个故事情节而言,无论是爱情故事还是间谍传奇,均以动人心弦的魅力一瞬间就抓住了读者的眼球,极大地刺激了读者的阅读兴趣。爱情纠葛和紧张动荡的生活经历,秘密战线上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反复较量不断推动情节发展。主人公身份的神秘,命运的跌宕起伏,都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连串的悬念,通过“我”的心理活动,都得到强烈的渲染,大大激发了读者探究真相的好奇心。与此同时,小说穿过间谍之战的重重神秘,充分地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各自不同而又独特多彩的性格特征,表现出具有人性深度的激情奔涌与情感波澜。
一部作品的整体风貌与作家的个性气质有很大的关系,也正是徐訏个人的思想倾向、学识修养等各种因素的叠加,才使他创作出如此具有鲜明浪漫主义风格的《风萧萧》。徐訏是位有着独特个性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中经常会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曾说:“依笔者经验,在刻画角色上,作家可分为两类:一是先从生活中捕捉典型,以某个或某些人作模特,然后设计情节、主题,二是先设定主题、情节,然后凭想象力造型角色,使之有血肉,合乎情节需要。徐訏属于后一类。”②徐訏善于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生命底蕴的追求,对人性意识的剖析融于具有浪漫色彩的文本中,以神奇的想象力编织传奇故事,在浪漫艳丽的爱情中注入种种哲学思考。“我”和白苹、梅瀛子、海伦即便是在谈情说爱的时候也不忘夹杂着人生的哲理,某个哲学命题的领悟或某种哲学难题的探究,都可能成为彼此交流的重要话题和彼此了解的重要契机。如“我”在给海伦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需要一个独身主义者的爱吗?它属于精神,而不专一;它抽象,而空虚;它永远是赠与而不计算收受,它属于整个的人类与历史,它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与上帝的胸怀相等……人类的可贵就因为有理想,而理想属于上帝,向着理想努力,那就是在接近真接近美与接近善……
这种爱的表白超越了人世的一切欲求与利害纷争,完全是心灵的契合与性情的相投,表现出了极浓的哲学化倾向。《风萧萧》弥漫着一种超现实的精神理想,徐訏以哲学家的冷静与睿智寻求着生命终极的解答方式,他以浪漫的笔调透视出人格的魅力,寻求着生命的真谛。
由此我们得知,爱情故事只是一个躯壳,从人性深度上表现和探测生命才是《风萧萧》浪漫传奇的灵魂。“浪漫”主要指的是一种生存心态和人生态度,一种人生行为的内在根据。白苹、梅瀛子、海伦各代表着一种人生态度,“我”与她们在情爱纠葛中或追求短暂,或追求长久,表现出一种对生命态度严肃探索的精神。充满危险的间谍生活仍然呈现出一种诗意浪漫色彩,主人公们浪漫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只不过增加了新的意义。在政治、思想、文化、文学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催化下,徐訏重新思考了文学的本质和表现方式的问题,在创作中有意避开对社会问题和现实人生的直接剖析,执著于对超越现实之上的人性进行冥想和沉思。小说“以浪漫主义的激情,编织了一个富有传奇性的生动故事,以想象化的方式营构了中、美、日三国间谍之间神秘莫测的明争暗斗”③。徐訏用热情细腻、富于理想化的笔触,展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展现了人性的美丽和光辉。从人生和爱情的“浪漫”发展到一个时代和一场战争的“浪漫”,现实和浪漫,大俗大雅,一气呵成,共同构成了《风萧萧》小说世界的浪漫传奇。
传统的回归
徐訏在《关于文化革命的交流与复兴》里说:“以人类文化来讲,中国文化至少是突出的,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这不同是有足够理由存在而不必自卑。如果人类文化缺少了中国文化,这将减少多少色彩和光辉,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是整个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它有五千年的历史,是前后几十亿的人民血汗的结晶,它曾经兴旺,也曾经衰弱,但仍是存在,而且将延续存在。”④他认为:“所谓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也正是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一种产物,尽管有许多人主张全盘西化,但在中国社会中,它永远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⑤在横向借鉴外来文化与纵向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徐訏的传统情结依然相当深厚,他以一种宽广的胸怀与气度,在审美心理上表现出了向传统文化的回归。
文化对人类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都和文化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信仰模式和审美趣味。这些资源和形态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因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冲突或交流,带来了彼此的相互借取,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昌盛。徐訏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他早年在北京研修哲学,后又赴法留学,奔赴香港前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东方哲学中的温柔敦厚与中正平和,法国浪漫主义的理想与唯美,海派文化的开拓创新与积极发展进取,都对他的个性及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种新的规范的诞生和确立当然要有对传统的超越和突破,徐訏在接受现代文化的同时,现代文化对他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也进行了综合性的、多层次的浸染和渗透。所以,《风萧萧》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现代性的表现,同样也渗透着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以及对人生理想永不驻足的追求,西方现代精神的积极元素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现代文化作为一个新生的婴儿,当它处于柔弱的、不成熟的状态时经常不能担当起维系人们心理平衡的重任,人们自然就会转向传统文化去寻求后援。传统文化是与现代文化相对而言,但二者却又是无法完全剥离开来的。莫达尔在《爱与文学》中说:“我们祖先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法在某些方面仍然被我们运用着。我们承袭着他们的灵魂,不是个别的,而是集合的整体;我们是他们罪恶及德性的产物;我们具有他们的特异体质、心灵构造,以及情绪倾向;我们身上印着种族、国家、宗教的特征。”⑥同样,中国作家的根,也不可能离开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于是,在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同时,徐訏也自然而然地从生他养他的民族传统文化、文学中继承了某些优良传统,表现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种种依恋。
儒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对社会发展积极参与的精神,在《风萧萧》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我”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关头,在抗日救亡热潮的鼓舞下,舍弃儿女情长,以民族大业为重,投入了奔腾的时代洪流。从男女情到民族情,从个人情感到民族大义,小说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之恨,既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勇气,又透出无限的慷慨与悲壮。
爱的哲学在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儒家的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善行悲心,佛家的普度众生从各自不同的渠道丰富发展这种哲学思想,并不断扩展其在民众中的覆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訏在《风萧萧》中借着“我”和几个女子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极力表现爱的重要性,弘扬爱的温馨,强调爱是使一切和谐美好的力量。“我”由一个对爱、对生命充满消极看法的人到投身抗战,并不是因为“我”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而是因为“我”从白苹、梅瀛子、海伦、史蒂芬夫妇等人身上,看到了一种超越阶级情感的道德关怀,一种对全人类爱与光明的虔诚崇拜。海伦、白苹、梅瀛子这些流光溢彩的女性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真、善、美,她们是至纯、至善、至美的象征,共同引领“我”获得精神的安宁,而这种对真善美的追求则明显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徐訏对于女性之美的定义,很大程度上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古典眼光。白苹、梅瀛子、海伦三个女性虽然都美妙绝伦,但“我”倾心爱恋的既不是凄清如月亮一般的白苹,也不是明艳如太阳一般的梅瀛子,而是温柔恬静如明灯一般的海伦。传统的单纯、沉静、温柔依然是徐訏的审美主导,古典的情绪对他的小说创作有着深入骨髓的影响。
《风萧萧》的文本写作也受到了传统文学文本的影响。小说以男女恋情为主,重情节传奇与设置悬念,同时大胆虚构、驰骋想象,不同程度地带有唐传奇的某些特点。传奇的宗旨当然是在一个“奇”字上,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多姿,雅俗共赏,《风萧萧》便以这样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传奇。小说选择在男女恋情中表现人性和爱,“我”有着与宝玉非常相近的人生经历,和宝玉一样以真善美的深情与真挚的人性努力去温暖冰冷的世界,则流露出了《红楼梦》的痕迹。
在苍茫的天色下,踏上了征途。
有风,我看见白云与灰云在东方飞扬。
这是小说结尾的最后两行,具有浓郁的诗味,余音缭绕,有股浓重的虚无主义色彩和出世的观念,又与《红楼梦》不谋而合,令人回味无穷也感慨万千。
文学作品是作家主体精神的外化,作家风格的形成与一个作家的文化渊源和文学观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自始至终以隐或显的方式贯穿于中国的文学,对中国文学潜存着无比的影响力,根本上支撑和左右中国文学的生存与绵延,它以自己特有的思想魅力吸引着、影响着徐訏的人生观和创作观。面对生命的残缺与孤独,徐訏也一直在寻找精神家园以弥补生命的缺憾。他在大学里接触哲学,到法国去研究哲学,在不断认识、了解几种不同文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和吸纳。徐訏对传统文化并未全盘接受,他超越性地选择和继承了传统文化。他选择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由此体现出的关爱和同情,通过内在体悟来洞察生命的本性,以充分自省的姿态深入到灵魂深处对人性进行考察。文化的抉择是一个互有扬弃的文化融合过程。徐訏在中西文化中,提炼吸收了与自身性情相近的养分,用这些强化了他个人的气质特点,并由此而渗透进《风萧萧》中,在讲述浪漫传奇的同时,也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
作者简介:吴苏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
① 魏子云:《读徐訏的〈炉火〉》,收入陈乃欣等《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②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95页。
③ 栾梅建、陈小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④⑤ 徐訏:《关于文化革命的交流与复兴》,收入《徐訏全集》,台湾正中书局,1966年版。
⑥ [美]莫达尔:《爱与文学》,郑秋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