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约瑟夫·康拉德 政治思想 流亡意识 地缘政治
摘 要:约瑟夫·康拉德没有像其父那样成为波兰民族解放的志士,选择了侨居英国从事写作,终成享誉世界的文豪,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仍然表现出对政治的深切关注。本文旨在从政治“他者”与地缘政治两个角度来解读康拉德的政治思想,分析康拉德在其作品中如何表现波兰民族解放志士因为脱离实际而成为波兰人民眼中的政治“他者”以及波兰如何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常常有学者为约瑟夫·康拉德没有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而困惑。也许,在他们看来,波兰已经是山河破碎,其父已经为祖国的解放而献身,作为革命者的后代,康拉德就应该像父亲那样去战斗。其实,要理解康拉德的真实想法,研究他的生活经历和作品文本可以给我们有力的启示。本文将从政治“他者”和地缘政治两个角度解读康拉德的政治思想。
一、政治“他者”
康拉德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亲身投入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创作中他时时会不经意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康拉德的作品中充满了流亡意识,我们可以读到很多“被误解”和被放逐的边缘人。其原因在于出生在波兰的康拉德,幼年时因为其父阿波罗·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参加波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被沙俄政府流放俄国北部,康拉德的母亲带他毅然随父亲前往。然而,他父亲的革命热情不被外人所理解,就连约瑟夫·康拉德的舅舅也认为康拉德的父亲和母亲是奇怪的人,更不用说别人了。在父母双亡以后,康拉德由好心的舅舅抚养,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和舅舅一直交流很多。舅舅对像他父亲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不满也对康拉德的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他这段成长经历的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
在康拉德的作品中,《罗曼亲王》这部作品最能反映康拉德对革命者的看法。小说的主人公罗曼亲王因妻子的亡故而陷入悲痛的深渊,不能自拔,终日神志恍惚。但是,当1831年波兰独立革命爆发后,他抛弃丧妻的痛苦,全情投入波兰解放运动。可是,他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热情并不被波兰人所理解,在经历了先入监狱后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后,回到家乡。就连他所深爱的女儿都无法理解他的革命热情,认为他无法对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别人的眼中他更是形同怪物。在小说的开篇康拉德就指出,“由于我们的人道主义者都具有高雅的情趣,他们认为爱国主义只是一种野蛮风尚的残余,因而它在今天已经是一种不怎么体面的感情了。”其实,在细读罗曼亲王的命运以后,可以发现罗曼亲王的命运正是康拉德父亲这样的革命者的人生经历的写照。他们怀有的人道主义在别人看来只是高雅的情趣;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只是野蛮风尚的残余,而这一切都成了不怎么体面的感情。罗曼亲王的形象照应了康拉德父亲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康拉德的父亲为波兰解放奋斗的一生,可是这一切在康拉德的舅舅等人看来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空想。《罗曼亲王》这部作品体现了康拉德对父亲一生的总结和反思。在康拉德看来仅靠他父亲这些少数人的努力是无法挽救波兰的命运的。康拉德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赞扬像他父亲这样的满怀理想的英雄人物,但同时也对他们深陷理想主义,在孤独中独自战斗的做法表示怀疑。
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康拉德的父亲热心于波兰独立革命。在康拉德五岁时,即1861年的11月,他的父亲因为参加波兰独立革命而被俄罗斯政府逮捕,投入华沙城堡。但是,俄罗斯政府并没有找到他从事政治活动的证据,仅仅指控他捏造罪,在1862年6月将其流放到俄罗斯北部的沃洛格达。康拉德和母亲爱娃一起前往。因为流放地的恶劣环境,爱娃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于1865年4月18日病逝。此后不久,康拉德的父亲阿波罗·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感染肺结核,身体很快就跨了,并于1869年孤独地病逝于家中。这对于时年十二岁的康拉德而言无疑是沉重打击,并且留下了创伤。就像他在许多作品中描写的英雄人物那样,他父亲虽然为波兰独立运动抛弃了家庭,牺牲了妻子,但他的革命热情并不被他人所理解,一个为祖国解放战斗一生的英雄在一个晚上孤独地死去,被人抬出去悄悄地安葬了。这段人生经历在年幼的康拉德心中留下的阴影。
在康拉德的作品中,许多看似强大的人物,都免不了流亡他乡,最终黯然死去的命运。《黑暗的心》中具有非凡才能的库尔兹流亡于丛林之中孤独地死于船舱中;《海隅逐客》中满怀抱负的威廉斯流亡于孤岛之上最终死于情妇的枪口下;《我们的人》中的公认的能人诺斯特罗莫最终死于光线幽冥的病房中。约瑟夫·康拉德不是被“误读”为“异国故事和海洋传奇的讲述者”,就是被看做“最奇怪的人”。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康拉德的父辈的身影。他们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顾一切。通过对小说中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的书写,康拉德清楚地表明了他不认为仅靠父辈的革命热情就可以改变现状。甚至于有时革命就意味着不仅给自身而且也会给自己周围的人带来苦难。在他的《生活笔记》中,康拉德写道:“当我们亲眼目睹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下被蹂躏于车轮之下,痛苦地翻滚身体的时候,是不是更多地唤起了我们对于真实情感的呼唤,更多的对于恐怖主义的义愤和对于劳苦人民的怜悯呢?”在康拉德看来“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正义的化身,因为人是如此渺小、如此不堪一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康拉德不愿像父辈那样疯狂地从事革命活动。
谈到约瑟夫·康拉德,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我觉得读的不是我自己的故事,而是以一种萦绕不去、令人入迷的笔法,把我生命的点点滴滴聚合而写成的故事。自那之后我就上钩了。我认为,他不只是伟大的小说家,而是伟大的寓言作者。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视野,而我每次阅读时那种视野都会加强,以致我现在阅读他时都几乎难以承受。”他认为约瑟夫·康拉德有“奇怪的流亡意识”,并且提供给读者“那种流离失所之中奇异而多彩的感受,特别是怀疑的感觉,尤其是有关认同和定居的那种怀疑的感觉”。康拉德正是常常通过“戏中戏”的“陌生化”手法使读者时刻感觉到其作品中人物的边缘感。他的这种边缘意识反映在他的政治观中则集中体现为,“波兰一直把西方强国当做最可信赖的朋友,在政治上这可能无异是一种安慰的幻想,并且这个国家一直都处于这种幻想之中。”
在康拉德看来,像波兰这样的弱国,想依靠西方强国取得独立那简直就是幻想,是绝无可能的。各帝国表面上鼓吹要维护正义,实质上要维护的是其自身利益。因而弱小的波兰在欧洲其实已经被边缘化,成为各帝国任意瓜分的鱼肉。因而,年少的康拉德必定是已经感到父辈的深陷理想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于在许多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和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在肉体上和情感上被彻底摧毁。但是,正如虞建华先生所言:“康拉德的目的不是让人们被动地去接受小说中悲剧式的人生观,而是唤醒读者去发现历史所提供的经验。”康拉德在其作品中对人物的“流亡意识”的书写反映了他对波兰命运的关切,通过作品中的微观人物康拉德命运的书写管窥了当时欧洲政治格局。
二、地缘政治
在康拉德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读到康拉德的政治观以及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在其作品中,“康拉德并没有随意地构想出一个单独存在的、称之为政治的生活领域;相反政治一直是他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他描写人与社会关系时的关注重心。”在《罗曼亲王》中,有个波兰人说:“那个民族(波兰)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在苟延残喘。”这也是康拉德对自己祖国的看法。康拉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国家间的侵略归结为是道德上的腐败。在他看来,19世纪以战争拉开序幕,战争导致了反对当权者腐败的革命。20世纪好像也是以战争作为起点的,那是由道德腐化作为导火索所引发的战争。塞得瑞克·瓦茨在评述《黑暗的心》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预言文本”,“康拉德在以如此机敏和含糊描写日常问题时,预测了许多20世纪的急务。”
康拉德四岁随父母被沙皇政府流放,由此造成的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使他俄罗斯产生了无比的厌恶和仇恨。《黑暗的心》中,他对荒诞不经的俄罗斯青年形象的书写,折射了康拉德对俄罗斯人的厌恶。“他穿的衣服原来也许是用棕色的荷兰棉布做成的,可是现在打满了补丁,色彩鲜明的蓝色、红色和黄色的补丁”,他的样子使人“想起了我在什么地方见过的一个滑稽形象”。这会是什么地方呢?读者很容易会想到他幼年时随父母流放的俄罗斯。
康拉德在他的《生活笔记》中,更是直白了他对俄国的愤恨,“沙皇俄国的幽灵一直飘荡在欧洲人的心头,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康拉德认为“俄国的独裁专制制度是和欧洲以及亚洲的君主制度不同的,它完全和它们相背离。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毫无理性地把俄国的这种专制主义的缘起定位在不道德、邪恶淫乱、不幸的厄运之上。这种专制主义既不属于欧洲血统,同时也和东方血统无关。它好像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现实中找不到它存在的缘由。它唯一能让我们记忆深刻,使大家敬畏惊奇的是它品格中的非人道主义特质”。
康拉德对俄国不仅是仇恨,而且是极端的失望。他认为,“如果我们对俄国的文学、宗教、行政、思想做一番全面考察的话,就会做出如下判断:今天的俄国政府已经完全丧失对于未来人道主义的感知力,因为从一开始俄国政府就以最残酷的事实、最卑鄙的手段蹂躏破坏了一切最美好的人类情感,自尊、真诚、正直、操守。”不仅如此,“我们可以用一个不是很科学的字眼儿来反映俄国的社会现状,或者也还可以用它不定期对俄国的未来做相关联想,这个字眼儿不是很清晰,但是绝对很重要,这是让我畏惧不让我们心怀希望的一个词,那就是:革命!”在康拉德看来俄国已经不可救药,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众所周知,俄国后来正如康拉德所言爆发了革命。
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描写了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形象库尔兹。库尔兹的后面始终跟着一帮土著黑人打手。借助于他们的手,库尔兹将反对他的黑人的头颅放在自己门前的一排柱子上。对此,康拉德禁不住感叹德国的“天才人物大都具有一种容易使人着迷的力量,不管是对于多么糟糕的人来说,他们都有办法使这些人匍匐在他们的脚下,甘为他们所役使,并且他们具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可以随时激昂人的意志,哪怕是最平庸的人也会受其鼓舞,全力以赴”。通过对库尔兹形象的描写,康拉德告诉他的读者,德国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它意图控制全世界的梦想必定会随自身的灭亡而结束。
《黑暗的心》中的库尔兹和俄国年轻人这两个典型人物,他们之间以兄弟名义结盟,也不能避免相互间的竞争。这验证了俄罗斯、德意志和奥地利三大帝国之间的结盟,是“建立在互相欺骗、互相怀疑的基础之上,他们之间的聚合力渐渐脱节,走向衰落。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结盟,又为了各自的利益走向分裂”。康拉德在他的《生活笔记》中写道:也许是天生背叛的内在倾向,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采取了欺骗的手段来进行他的伟业。表面上,他有意与波兰结为友邦,并与这个共和国签订了结盟的协定,但协定的墨迹还没有干,他竟用低劣的手段无耻地撕毁了协定,公然违反了协定的规定,用这种放纵来满足自己本性中的极端的偏好。在康拉德看来德国人看起来冷漠但非常符合逻辑性,德国人用黑格尔、尼采的理念阐释着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是针对世界上劣等民族的,即使充满着罪恶,也要完成他们的伟业。康拉德认为,正是在尼采的唯意志论的鼓舞下德国人不断地冲锋、屠杀。“此情此景仿佛到了但丁笔下最惨无人道的地狱,如此下去,人类终将会对一切都丧失勇气、丧失希望、丧失义愤,一切都随波逐流,任其沉入没有尽头的漆黑的绝望深渊。”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康拉德的成长经历和他的作品,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康拉德没有像父亲那样成为革命志士,决然离开祖国而漂泊于他乡,选择在写作中抒发自己的情怀,表达他对邻邦列强的愤恨和对祖国命运的关切。
作者简介:朱洪祥,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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