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义华 邓莹辉
关键词:《相片》 叙事张力 成因
摘 要:《相片》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中写出了施女士性格的复杂性。对于施女士在善与恶之间、在中西文化之间挣扎的两难困境及其选择,作者在加以道德批判的同时,又流露出同情的、理解的倾向,这构成了小说在叙事上的张力。
短篇小说《相片》作于1934年,是冰心女士继《分》(1931年)和《冬儿姑娘》(1934年)之后的又一力作。小说主要讲述了来华美国女教员施女士与中国养女淑贞的故事。施女士与淑贞父亲王先生有过交往,王先生夫妇双双离世后,她主动收养了这个孤女。淑贞就像是一条平流的小溪,在施女士身边安静地长大,她变得内向而充满忧愁。在施女士携淑贞再度返美的行程中,淑贞与同处异国的李天赐相识并开始交往,这段经历使得她逐渐摆脱了性格上的自闭性,变得活泼、开朗起来。但她的这一变化并没有换来施女士同情的理解,相反,却让孤独衰老的施女士充满幽怨的心绪。就在她与李天赐的交往逐步加深、并憧憬着在美国上大学(立志把知识带回中国)的时候,施女士选择了回到中国。淑贞也因此再度步入一个锁闭的世界。
有论者认为施女士的选择说明了冰心对她先前所抱持的宗教救世哲学的反思,这有一定道理。冰心对于她早年着力宣扬的“爱”的哲学,大概是不会再笃信不疑的。因此,以施女士这一传教士的形象来告别曾经一度令她着迷的文化信念,可见匠心。施女士最后的选择凸现了人性的“残忍”一面,但倘若我们因此一味指责施女士的自私与残忍,就不免把问题简单化了。笔者认为,这篇小说有两个地方值得关注:其一是对人性的深度观察;其二是对人性的观察与写作始终是在中西文化对照的视野下完成的,文化倾向(主要是施女士的“东方情结”)是我们理解文本的一个关键。
一、善与恶,存乎一念之间
笔者认为,在冰心的小说世界里,《相片》最大程度地展现了人生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小说文本因此显得饱满、深刻,富有审美意蕴。而作品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高度,是因为它成功塑造了施女士这一人物形象。
施女士来自美国,是早期外国教会学校的女教员。小说的开端着力写她的美丽形象与善良的品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到中国时候的施女士,只有二十五岁。那时的施女士常常穿一件玫瑰色的衣裳,淡黄色的头发,微微晕红着的椭圆形的脸上,常常带着天使般的含愁的微笑。她的职务是在一个教会女学校里教授琴歌,住在校园东角的一座小楼上。那座小楼里住的尽是西国女教员,施女士是其中最年轻、最温柔、最美丽的一个,曾引动了全校学生的爱慕。她和学校里那位年轻多情的毕牧师,在学生们看来就是天生一对。可是造化弄人,毕牧师回国另娶,施女士坐待春愁。她春日坐在花下,冬夜坐守墙炉,心情如一池死水。就在这时,淑贞像“柳花”一样飘坠进她的生活,给她带来生活的快乐。淑贞的父母双亡后,施女士了解到她的困境,将她收养在身边。第二年,施女士带淑贞拜扫王先生夫妇坟墓。在归途中,施女士紧握淑贞的手,觉得彼此都是世界上最畸零的人,一腔热柔的母爱之情,不知不觉地都倾泻在淑贞身上。在以后的岁月里,施女士不仅给了她庇护、教育,并在她完成高中学业后打算送她上大学。
写到这里,小说可以说是为我们呈现了一位美丽、善良而命运不济的女性形象,她的命运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怜悯,而她的善举则又不由得引起我们的尊敬。但是,接下来小说在叙事层面却发生了一个带有戏剧性却又极其严肃的转换。施女士带着淑贞回到美国,结识了华人牧师李先生和他的儿子李天赐,母女俩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淑贞因为与李天赐他乡遇“故知”,甚为投契,又为李天赐人格魅力所吸引,两个人因此相互激励,立志要完成学业,报效中华。就是在这样的际遇中,淑贞变得越来越美丽、大方,身体洋溢着“一团春意”。眼看着淑贞奔向远方,害怕重新回到孤寂、冷清的个人世界的施女士选择回到中国,淑贞的美梦也因此破灭。读者也因此“发现”了隐含于施女士身上的灰暗的一面。她选择回到中国,正是人性里非常隐秘的“恶”的一面发生了作用,她在救世的同时被这个世界逐渐抛离,这正是人生难以面对的“无常”。而回到中国,其实是锁住一颗正在苏醒的青春,这正是她的局限性所在。美与丑、善与恶,如此隐秘地交融于一身,这正体现了《相片》的高明之处。
那么一个善良的女性,在拯救淑贞的同时却又扼制了淑贞的希望,人性的复杂莫过于此,而读者的感受也是极其复杂的。在小说的绝大部分篇章里,我们看到了一颗充满母性的爱心,她对淑贞的关心与爱护,不能说不带一点私心,却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国界与民族,展现了人性中灿烂的一面。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淑贞在美国的巨大变化之后,对于淑贞和施女士的未来,我们都满怀期待,可就是那张相片,带给了施女士痛苦的关于自身命运的体验与记忆。我们由此联想到前面的一个环节:淑贞慢慢长大成人了,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施女士一面幻想着淑贞怀抱着一个玉雪可爱的婴孩,觉得这何尝不是一幅最美丽最清洁最甜柔的图画,一面又在潜意识里对于这幻象有一种莫名的恐怖。这种恐怖来自于她的孤寂的生命体验。在毕牧师移情别恋之后,她的心情就变成了一池死水似的,静寂、狭小、绝望,是淑贞像一朵柳花似的,“飘坠进她情感的园地里”,带给她“天使似的慰安”,淑贞的婚嫁意味着她将要重返过去的“死水般”的情感岁月,因此她很难接受这种情形。
这样,我们发现文本安排了这样一层叙事逻辑:施女士与淑贞是互为拯救的,随着时光的变换,淑贞与施女士之间的矛盾性也越来越突出。没有施女士的帮助,淑贞的命运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施女士把自己和淑贞局限于一片狭小的空间内,间接地助长了淑贞内向而悲观的性格取向。淑贞的沉静与幽戚,让人联想到两代人的间隙与冲突,以及这种间隙与冲突带给人的精神伤害。在与李天赐交往之后,淑贞的身体开始“发育”得丰满而充满活力。这是很有寓意性的写作:只有精神的自由的释放,才能产生身体的美与真。其实,施女士也意识到了这一层“禁闭”的原罪,淑贞的变化也曾给她带来一种“异样的慰安”,她也意识到,以前的淑贞是太沉默了,而倘若她一直将淑贞“禁闭”在自己身边,淑贞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她甚至不敢(或者是不愿)再想下去,心里涌起一层“忏悔”的心绪。但是,对于失去淑贞的未来岁月,她终于不能承受,所以她在心灵的挣扎中做出了一个不合常理的选择:回到中国。自然,这一选择切断了淑贞与李天赐的关联,并使得逐渐变得热切大方的淑贞跌落回“原点”,两个人从此重又变成了相互依赖的对象。施女士以此“拯救”了自我,代价却是淑贞的青春与希望,以及她自身一世的修为与道德。一个生命的悲剧因此继续进行下去。
可见,《相片》的文本具有一种叙事的张力,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于施女士自身就是美与丑、善与恶的统一体。美与善张扬其外,丑与恶隐乎其中,而善恶、美丑都是发乎性,止于情,是人性的本真显现。由此我们窥见一个具有高度艺术美感的施女士形象。
二、家与国,系于中西文化两端
《相片》中文本的叙事张力,还存在一个因素,就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视野中凸现施女士的两难选择。正是这种文化上的两难困境,使得施女士最后的选择变得不那么坚硬与突兀,并使得文本对其人性的呈现变得丰富而深刻。
作者从一开始就是把施女士的处境置放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中而加以叙述的。小说开端就描写了在中国工作与生活了整整二十八年的施女士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小说这样写道:
这二十八年的光阴,似乎很飘忽,很模糊,又似乎很沉重,很清晰。她的故乡——新英格兰——在她心里,只是一堆机械的叠影,地道,摩天阁,鸽子笼似的屋子,在电车里对着镜子抹鼻子的女人,使她多接触一回便多一分厌恶。六年一次休假的回国,在她是个痛苦,是个悲哀。……这时施女士心中只温存着一个日出之地的故乡,在那里有一座古城,古城里一条偏僻的胡同,胡同里一所小房子……以及使这一切都生动、温甜并充满了“家”的气息的,与自己相守十年的淑贞。
是中国给了她“故乡”的感觉,她的“家”在中国。为什么她会对故乡的一切感觉陌生并充满厌恶,而对中国文化满怀牵挂?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在中国工作与生活多年后她获得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正是由于中国文化转化为她心底的文化镜像,并成为她观察世界的一种尺度,所以当她回到美国,看到故乡居民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她产生了“痛苦”、“悲哀”、“厌恶”、“难堪”的感觉。并非所有的西方教员都会获得施女士那样的文化认同感,我们由此发现了施女士对本土文化的疏离这一事实。不仅如此,当中国成为她心中“温存着”的“一个日出之地的故乡”,并用以抵抗这个令人厌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了她的隐含于心底的中国文化情结,或者说是“东方情结”。
我们还注意到,《相片》对中西文化镜像的思考呈现出复调的特征:不仅施女士在中国学生那里留下了一种令人惊诧的印象,施女士对中国人的观察同样有趣:她从王先生那里看到了东方人特有的腼腆与阴柔,更从王先生的遗女淑贞那里发现了东方特性:
……炉火的微光里,淑贞默然的坐在施女士的椅旁,怯生的苍白的脸,没有一点倦容,两粒黑珠似的大眼,嵌在瘦小的脸上,更显得神秘而凄凉。……从微晕的光中,一切都模糊的时候,她觉得手里握着的不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子,却是王先生的一首诗,王太太的一缕绣线,东方的一片贞女石,古中华的一种说不出来的神秘的静默。……
淑贞在施女士身边好像一条平流的小溪,“平静得看不到流动的痕迹,听不到流动的声音,闻不到流动的气息”。于是,施女士的除了这样的结论:“这是王先生的清高,和王太太的贞静所凝合的一个结晶!”这样的人格,在跳荡喧哗的西方女儿里是找不到的。
这种文化镜像问题不仅存在于施女士对中西文化的选择上,也存在于淑贞与李天赐之间。小说有一个情节很值得关注:同在异乡的李天赐与淑贞一见如故,天赐看见淑贞后似乎觉得有一尊“中国”,活跃地供养在他的面前,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的化身,虽然是初次相见,他却要肆无忌惮地倾吐出心中的烦闷。可以说,这种中西文化的镜像设置构成了理解这篇小说的基本视点。
进一步说,对施女士最后的选择行为,我们也必须要放在这种比较文化的视野中去考察,才能做到“同情的理解”。当施女士回到美国,她的心中只温存着一个日出之地的故乡(中国),以及使这一切都生动、温甜并充满了“家”的气息的,与自己相守十年的淑贞。而当她看到在美国渐渐热情舒展起来的淑贞的照片之后,也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
她呆呆的望着这张相片,看不见了相片上得淑贞,相片上却掩映的浮起了毕牧师的含情的唇角,王先生的忧郁的脸,一座古城,一片城墙,一个小院,一架蔷薇……手指一松,相片落了下来,施女士眼里忽然满了清泪。
在这里,“毕牧师的含情的唇角”,“王先生的忧郁的脸”是很有兴效的对照,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过程中施女士的“东方”情结。我们还发现,冰心在文本中设置了一个悬念。造就施女士孤独一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文本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施女士为什么没有同毕牧师结合?是谁首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毕牧师含情的唇角”与“王先生的忧郁的脸”,其实是施女士的两难选择。这个两难深深隐藏于施女士的内心,有趣的是,这个两难处境也被作为叙事者的作者加以隐藏,引而不发,这增加了读者进入小说的困难。或者这与冰心女士在教会学校求学时某些女教员的故事有关,或者为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所以作者的意义指向,不仅仅是对人性的批判与反思,更多了一层悲悯情怀,所以小说被渲染了一层冷静、凄美的色调。施女士在看到相片后涌出的清泪,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文本自身所具有的对施女士人性弱点的批判的力度与强度。
在淑贞与天赐等人交往日深,淑贞从身体到精神都焕发出光彩的时候,施女士选择回到中国,对于淑贞而言固然显得“残忍”,可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到施女士自身所面对的“残忍”:一方面,她在美国找不到归宿感,只有中国,在二十八年里形成的有关中国的生命记忆和文化体验,能够带给她慰藉;另一方面,她的生命已经与淑贞捆绑在一起了,她还没有做好放飞淑贞的心里准备。所以,她选择回到中国,有来自生活上与文化上的双重思量。
因此,我们发现,冰心对施女士的批判是极其有限度的,也是极为隐秘的。在作者笔下,施女士在选择的关头,也充满了痛苦与无奈。作者试图去接近、去窥探施女士的灵魂,但是她的笔触是委婉含蓄的,文字中蕴含有一种“犹豫”的感觉。还有一个细节也能说明小说作者的良苦用心。施女士带着淑贞回到美国,本来就有“再过一年在故国的重温旧梦的最后的光阴”的打算,这个细节能否看成是作者有意埋下的伏笔呢?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冰心对施女士的人性的反思与批判从一开端就处于犹豫不决之中,因为这个细节在相当程度上为施女士最后的选择做出了无声的申述,那么这个选择所必然遭致的“道德”的质疑就显得不那么充分有力了。
综上所言,《相片》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中写出了施女士性格的复杂性。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而对于淑贞的关爱与抚养,足可见其善良与温和的品格。在淑贞试图奔向更加自由广阔的天空时,她却“无情”地扼制了淑贞的梦想与希望,这又看出了她人性里伪善的一面。但作者并没有对施女士加以简单直接的批判与质疑,而是通过在其叙事链条上的良苦用心,揭示出施女士在善与恶之间、在中西文化之间挣扎的两难选择困境。施女士的选择有生活上、文化上的双重考量,因此文本对于施女士的道德批判是很有限度的。小说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隐秘的哀愁,但在总体上保留了作者一贯委婉含蓄的叙事风格。这构成了小说在叙事上的张力,并提升了小说的审美品格。
作者简介:罗义华,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邓莹辉,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