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神经症 人格 焦虑 恐慌
摘 要:《倾城之恋》中因战乱而决定了男女主角的结合与否,主人公在惘惘的威胁下,产生心理学者所言的“焦虑性人格”,结合卡伦·霍妮提出的理论,了解战乱中恐惧的补偿作用,分析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如何决定人的命运与需求。
张爱玲写作的显著特色之一是以描绘人性黑暗面居多,充斥着贪婪、扭曲、自卑、互残等变态心理。在她笔下的变态心理与苍凉感极富特色,讨论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著作不胜枚举。然而人们往往认为小说人物变态心理的动机是出于作者自身不愉快经验的投射,或是无情揭露父权主义下人性的丑恶等,对于人物产生变态行为或心理的原因却少有深入剖析。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张爱玲笔下每个变态的小说人物,背后都有自己悲凉的故事,这促成了其与人相异的心理与行径。
值得注意的是,变态心理并非大众所俗称的“心理变态”,而是指有异于常态的心理及行为,甚至每个人皆可能在随时随地或一念之间展露出变态——即偏离常态的行为,心理学称之为神经症。社会文化所造成的压力使人产生焦虑,而神经症正是在防御措施对抗焦虑的同时,所形成过度反应的现象。简而言之,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做神经症{1}。
社会对个人而言,具有难以预测性及缺乏整体掌握性,因此人对于未知或难以控制的事物,会产生不确定的焦虑感,而当担忧的事情确实发生时,原先的焦虑将进一步演化为恐惧。卡伦·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指出:“恐惧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和客观外在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则是隐而不露和主观内在的。”{2}由于产生焦虑的危险程度无法估计,故焦虑有时会令人做出超越真实危险度的反应,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做出反应,从而进入变态神经症的领域。
所谓社会影响下的神经症人格,不仅仅是说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同时还表明,这些基本特征本质上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所造就的{3}。如《倾城之恋》的战乱深刻全面地影响同时代的群众,产生心理上的焦虑、恐慌与冲突。张爱玲在散文《烬余录》中曾写到对香港战争后的感受: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这里呈现出两种鲜明的感受:一是人在时间中荒诞且不可理喻的尴尬处境;二是孤独,人被时间遗弃了,同时也被人群遗弃了。一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面对兄嫂的卑鄙无情、母亲的冷漠、范柳原的若即若离,她无法得到安慰和幸福。白流苏因为不甘受困于腐旧家庭,不愿忍受其嘲讽与轻视,断然自主出走至香港,这里有张爱玲自己、母亲和姑姑的身影。
关于诱发恐惧的心理原因,心理学家把它区分为外在线索和内在影响两方面。所谓外在线索,指的是恐惧通常具有不可抗拒性,非个体本身所能决定的预知性。如《倾城之恋》中的战争爆发,便是范柳原、白流苏所无法抗拒的外在危险,进而诱发两人内心无比的恐慌。原本两人各自算计的一切,全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从而促使他们回归到人类最初最原始对婚姻的渴望——寻求陪伴与慰藉。就内在影响而言,恐惧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可以转化为别种情绪,而焦虑的核心正是恐惧。由于恐惧中产生的适应行为和保护倾向可能带有欠缺考虑的性质,所以在事后可能因回复正常思考,而对应变恐惧时所作的决定感到后悔。以致当战事结束的同时,柳原对流苏也就失去先前殷切的需要,剩下的只是平淡无趣的夫妻关系。
人在面临恐惧而产生压力时,其因果连锁为压力──焦虑──逃避──加强。在范柳原、白流苏相识之初,两人对婚恋的苛求在彼此间形成威胁,因而心中各自有所盘算。然而当面临香港战乱,先前彼此对婚恋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压力与焦虑,此时被更大的威胁──生命不保所淹没,进而产生两人因逃避生存危机的焦虑而结合的决定。
在逃避焦虑的同时,焦虑的情形似有减弱、甚至消失无踪的趋势。可是一旦事过境迁,等到香港战乱结束,范柳原花心的本性不改,却令流苏最原始的焦虑更为加强。即使流苏已成为柳原名正言顺的妻子,范柳原的本性不改却仍令她怅惘,原先的压力与焦虑又回来了。而流苏的未来极可能成为自欺欺人的人格,并对柳原拈花惹草的行为做出合理化或否定的防卫机制,以维持自我内心的平衡。
身处乱世,令人感知的是荒旷的世界,荒凉与恐慌、存在的恐惧与不安定感,乃至于死亡。对于这种荒凉的意象,《倾城之恋》提到一堵“墙”,流苏在浅水湾看到的:
……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山。……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
……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堵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麟。
“墙”这个意象屡次用在文本中,它代表荒凉、代表战乱轰炸后唯一存在的见证,同时它使人想起古中国、地老天荒,这些充满毁灭的意象藉由这个场景表现出来。同时流苏与柳原不约而同受乱世的无依无靠所迫,因而选择了彼此。两人的心境是类似的,流苏以为: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柳原亦曾坦言唯一会对流苏表达真心的情况,乃是:
什么都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柳原对流苏的爱本有所保留,但当面对威胁时,由于他们有了共同的敌人——动荡的世界要对抗,因此两人反而同仇敌忾了起来,对彼此的真心竟然也就自然浮现了。然而在战争的威胁下,婚姻制度竟成了《倾城之恋》中男女主角的救命浮板。白流苏虽为具有新派思想的女性,甚至大胆与丈夫离婚,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社会文化对女人命运的诠释,把婚姻看做女人寻找人生保障的唯一出路。经历过一度婚姻的失败,流苏依旧以为一个女人,不论如何好,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
张爱玲《谈女人》曾言:“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又说:“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在张爱玲认为,婚姻似乎被当做女性赖以谋生、或领取保险津贴的制度,而流苏则是一个在婚嫁上自觉领受男权意识奴役的女人,有如范柳原形容她“将婚姻当做长期的卖淫”。爱情对流苏而言,最主要的感受乃是安全感的需要,爱的错觉不过是次要感受;如此看来,流苏对爱的需要是为谋生而爱而非来自生命的呼唤。张爱玲在此对中国婚姻制度提出严厉的质疑与批判,仿佛将大部分非以爱情为前提结合的传统婚嫁——尤其嫁入高门者,皆视之为卖淫契约,乍听之下的确骇人听闻。
然而被誉为20世纪女权运动的先驱,法国知名作家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则提出不同见解:“婚姻并不总是以爱情为基础,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丈夫只不过是被爱男人的替身,而不是那个男人的本身。这种分离绝非偶然,它隐含在婚姻制度的本质之中,而这种制度的目的,是让男女的经济与性结合、为社会利益服务,并不是要保障他们的个人幸福。”{4}
波伏娃的理论清晰指出婚姻自身的缺陷。说穿了它不过是种基于“增进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下所订立的社会制度。波伏娃提出婚姻背后“权利与义务”的强制性,令性爱本身失去了冲动与意义。基于婚后“自主性交”难以达成,柳原对流苏的“卖淫”指控似乎不攻自破。无论当初两人结为夫妻的初衷为何,当失去自主权利的女方在无意愿下与配偶进行义务性交,事实上与“卖淫”行为亦是殊途同归。波伏娃总结道:“肉体之爱既可以不被看做是目的本身,也可以不被看做纯粹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不可能为生存进行辩护,但也不可能接受外来的辩护。就是说,它在人的任何生活中,应当起一种独立的插曲作用。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获得自由。”{5}
精辟之处在于最后一句“必须获得自由”,小至肉欲、大至婚姻整体而言皆然。无论是有经济依附价值、或者能从中获得肉欲满足,以至于如流苏般在乱世中寻求归属依附感的婚姻,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便是婚恋的结合必须在两人皆拥有自主性自由的前提下进行。
然而在香港沦陷达成流苏与柳原的“你情我愿”之前,流苏潜藏的恐慌在独处时昭然若揭,如在香港饭店里流苏面对镜子时的心理描写:
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流苏慢腾腾摘下了发网,把头发一搅,搅乱了,夹钗叮铃当啷掉下地来。她又戴上网子,把那发网的梢头狠狠地衔在嘴里,拧着眉毛,蹲下身去把夹钗一只一只拣了起来。
在独处时,流苏表面强撑的从容不迫终于被撕裂,内心最真实的慌乱无措一览无遗。动荡的年代、不确定的未来,使无依无靠的流苏充满焦灼与恐惧,她竭力想要抓住一根浮木,所换来的结果却是愈陷愈深,连仅剩的一点自尊都赔进去了。
《倾城之恋》中因战乱而决定了主角的结合与否,并说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如何决定人的命运与需求。在惘惘的威胁下,将产生卡伦·霍妮所言的“焦虑性人格”,而流苏与柳原选择的方式则是用婚姻来麻醉自己,由于害怕自己独自陷入战乱里生死不明的惶恐中,于是选择婚姻作为与他人紧密联系的方式,企图压抑战争所带来心底无边无际的恐惧。
作者简介:田玮莉,文学硕士,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语言文学教育。
{1}{2}{3}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第22页,第16页。
{4}{5} 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第510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