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吾加甫
摘要文章依靠史料，参阅种多文献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早期回鹘自蒙古高原西迁西域丝绸之路南北道各地的历史和宗教信仰。其中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西域丝绸古道上的回鹘信奉的佛教史，认为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回鹘先后信仰西域古代佛教的同时还信奉藏传佛教。
关键词丝绸之路;回鹘;佛教
我国历史悠久，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之先民有一百余万年的从蒙咪走向文明的历程、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史、两千多年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以其伟大、独特、辉煌、彪炳于人类史册……中华民族在其艰难曲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经过无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由大迁徙、大融合而走向大统一和大发展”。（1）成为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治共同体。所以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我国多源多流之各民族的总称。早期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匈奴、东胡、月氏、鲜卑、乌孙、柔然、丁零、吐谷浑、吐蕃、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的历史与目前游牧耕耘在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辽阔大地的各兄弟民族（ 包括部分汉族）祖源的历史有一脉相乘的因缘联系。在我国古代北方诸族和绿洲各城邦国与西域丝绸之路及草原丝绸之路有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我国历代较为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中心均在蒙古高原一带，但其西翼大都占有天山和阿尔泰山各草原牧区，这就有很大一部分在现在的新疆境内。这些早期北方游牧各族一般都与丝绸之路上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各定居城邦国有密切的交往。这就很大程度上，长期不断地保持了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农耕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关系。
汉朝时期，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到遥远的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大夏、月氏等国，成为开通丝绸之路的标志性人物和标志性事件。从此之后，我国中原内地通向西方的道路就在同中亚、印度、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及政治军事活动不断延伸、发展，并且产生了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固定名称，它们是以后形成丝绸之路的基础。公元前后，司马骞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及南北朝史籍最早出现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是“西域南道”“西域中道”“新北道”及“河西道”等。隋唐时期，又产生了许多比较详细记载亚欧贸易交通路线和名称的著作，如裴矩《西域图记》、韦节《西番记》、王玄策《中天竺》、程士章《西域道里记》、韦弘机《西征记》、玄奘和辩机著《大唐西域记》，以及作者姓名不详的《隋西域志》《诸蕃国记》等。这些古代历史文献和有关资料虽然记载了很多关于我国中原与西方经济、贸易、文化方面的交往与联络，但对其具体路线并没有概括为一个专有名称。直到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68～1872年七次到我国西部地区进行考察后，在其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一书中说：“公元前127年至114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叫做‘丝绸之路。”后来，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等西方学者进一步阐述和使用这个名称，他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石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但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局部特征。因此，“丝绸之路”就成了从我国始发，横贯亚洲腹地，直达地中海沿岸，进而联接欧洲和非洲陆路通道的总称。⑵
丝绸之路是对远古以来连接亚洲、非洲、欧洲的东西交通道路的雅称。丝绸之路是自古以来，文化交流的宝地、宗教汇流的圣地、民族共存的摇篮、男女生存的故乡、客商经营的古道、名将胜败的要地、政权更迭的主道、文明流行的孔道。在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上丝绸之路是传承友谊、传承贸易、传承文化、传承宗教、传承商品、传承农产品、传承畜产品、传承手工品、传承多中经济的金桥。在历史上通过这条古道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先后传入了我国西域与中原地区。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分辽阔陆路和汪洋海路两类。其中陆路有穿越戈壁绿洲的西域丝绸之路、跨越北方沙漠和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西南有在巍峨的高山峻岭中交措的西南丝绸之路。西域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是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它基本上经历了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和匈奴汗国、鲜卑汗国、柔然汗国、突厥汗国、吐蕃、回鹘汗国、契丹汗国、蒙古汗国等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草原汗國时期。这样丝绸之路在西域与北方经历了2000余年的辉煌历程。
在我国古代，河西走廊一直处于丝绸之路的咽喉位置。这里汉朝初期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除河西走廊以外，吐谷浑统辖的青海境内之乐都、湟源、都兰、乌兰等地也是丝绸之路的孔道。
汉朝时期，西域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道，敦煌是南、北道的起点，因为前面有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阻隔，所以道路很自然地沿着大沙漠的南、北两侧，这是分道的根本原因和南、北道名称的由来。
南道从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沿着南山（今昆仑山脉）北麓，进善鄯（今若羌东）、且末（今且末西南）、精绝（今民丰北）、扜弥（今于田东）、于田（今和田南）、皮山（今皮山一带）、车（今莎车）等地，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大月氏、安息（伊朗）。
北道从玉门关（敦煌西北）西行，沿北山（今天山山脉）南麓，进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西）、焉耆（今焉耆）、尉犁（今焉耆南）、乌垒（今轮台东）、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地后，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月氏、康居（今撒马尔罕）、奄蔡（今咸海一带）。两汉以后丝绸之路分为三道。
南道在喝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帕米尔高原，经护密、吐火罗、悒怛（均在阿富汗北部）等地，至北婆罗门（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达于西海。
中道到疏勒（喀什）后攀登帕米尔高原，经钹汗（今费尔干纳）、康国（今撒马尔罕）、大小安国（今布哈拉）等地，至波斯（今伊朗）达于西海。
北道从敦煌出发，进伊吾（今哈密北）、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渡北流河水（今伊犁河等），至拂林国（东罗马帝国），达于西海。所谓西海，在我国古代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名词，以上三道所说的西海，含义各不相同，南道指印度洋，中道指波斯湾，北道则指地中海。
佛教研究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中宗教并存汇流的要道。在我国历史上，西域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是各种宗教传播发展的孔道。汉朝时期，印度佛教通过古道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域及中原地区以来，它经历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各朝代，与早期西域各城邦国及中原地区和沿丝绸之路途中的北方诸族基本上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朝时期，我国北方的回鹘汗国，于公元840年被黠戛斯所攻灭，回鹘诸部纷纷迁离漠北蒙古高原，其中一支西迁到了天山北路，与原来就活跃在北庭一带的一部回鹘联合，以高昌为中心建立起高昌回鹘王国，或称西州回鹘。他们与当时向北疆推进的吐蕃相对峙。唐大中四年（850），敦煌军民不堪忍受吐蕃贵族的统治，在张义潮率领下举行起义，推翻了吐蕃贵族的统治。不久，张义潮又率军收复了伊州、西州等十一州。吐蕃大将尚恐热逃往北庭。唐咸通七年（866），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张义潮联合，打败并杀死了尚恐热。至此，吐蕃在西域100多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早在唐朝初年即7世纪前期，吐蕃就已信仰佛教。因此，在其统治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时，必然会带来吐蕃佛教的影响，同时也会将西域佛教传人吐蕃。20世纪初，在敦煌、若羌县等地发现的7～8世纪时的古藏文佛教经典，以及吐蕃“苯教师”在西域当地居民中进行传教的记载，都可以证实这一点。特别是于阗国，自古以来就和吐蕃关系密切，而且吐蕃几次由南往北的进攻都以于阗为根据地。因此，在吐蕃占领期间，两地佛教徒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有的于阗僧人曾到吐蕃弘扬佛教，并用古藏文写下了于阗佛教史的文献。现存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中，就保存有多种于阗佛教史的文献，而且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也发现了用古藏文书写的《于阗教法史》。
而另一支回鹘部落向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原葛逻禄部驻地西迁，于9世纪末越过葱岭，进入喀什噶尔，联合样磨部、葛逻禄部及其他突厥部落建立起喀喇汗王朝，与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高昌回鹘王国的辖地包括今天的吐鲁番、吉木萨尔、鄯善、焉耆、库车、拜城以及哈密和敦煌以西的广大地区。早在回鹘汗国时期，回鹘人就已接受佛教。如唐太宗时，回鹘部首领就有以“菩萨”为名的。“菩萨”是梵语汉译“菩提萨垂”的略称，指“具有成佛资格的人”。因此，使用“菩萨”一词作人名，说明佛教在回鹘人中确有传布。早期回鹘人接触佛教主要是通过中原地区佛教徒的传播。到8世纪中期，回鹘人改信摩尼教，不久摩尼教就成为回鹘汗国的国教。迁到今新疆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起初继续崇奉摩尼教，但很快就有一部分人改宗佛教，形成了佛教、摩尼教并存的局面。到9世纪后期，高昌回鹘王室改信佛教，对佛教采取了扶植的政策，使佛教在王国内有了新的发展，成为王国居统治地位的宗教。
高昌回鹘王国的佛教中心有高昌、别失八里（北庭）、龟兹等地，高昌是最大的佛教中心。高昌佛寺很多，不仅在王城中有，而且在偏僻的山沟里也有。北庭也有不少回鹘时期的寺院。以上两地的佛教寺院，大都是唐朝时期建立起来的，而且保存了唐朝所赐的匾额和皇帝的诏书，甚至还藏有完整的汉文《大藏经》。有的寺院是在前代寺院的基础上加以扩建修葺，重新彩绘画塑，显得更加金碧辉煌。龟兹、焉耆地区的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如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主要是這一时期修建的。龟兹、焉耆原来盛行小乘佛教，但因回鹘人中盛行大乘佛教，所以这两地除原有的小乘佛教以外，大乘佛教也兴盛了起来，这在库木吐拉千佛洞的壁画中得到了反映。高昌回鹘王室在招待来宾时，往往有佛教僧侣参加，而且邀请客人到寺院观光。每到春游季节，当地居民总爱成群结队前往寺院游玩，沿途弹唱聚乐，举行带有佛教色彩的活动。在传统的佛教节日期间，佛教僧侣除进行讲经布道的佛教宣传外，还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如回鹘语、焉耆语、龟兹语等表演剧目，还有舞蹈、音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哈密发现的《弥勒会见记》等。这些剧目以佛经故事为题材，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借以扩大佛教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回鹘文佛经，主要是由汉文、龟兹文、焉耆文等翻译过来的，从龟兹文、焉耆文译成回鹘文的主要是小乘佛典，如1959年在哈密发现的《弥勒三弥底经》就是从梵语译成焉耆语，再由焉耆语译成回鹘文的。从汉文译成回鹘文的佛经主要是大乘佛经，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等。唐玄奘的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从汉文译成了回鹘文，名为《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译者为别失八里回鹘僧人祥古舍利都统。从回鹘佛教用语中也可以见到粟特语的影响，从回鹘佛教的某些教义中，又可看到他们原先信仰过的摩尼教的影响。
在高昌回鹘王国，流传最广泛的是译自汉文的大乘佛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现已发现该经的不同回鹘文写本、刻本85种以上，流传时间很长，从唐代中期一直到元代都有流布。
唐朝末年即位的于阗国王李圣天，即于阗文中的狮子王尉迟沙缚婆，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的领地，西起莎车、叶城，东到且末。李圣天在位期间，于阗虽有祆教、摩尼教等其他宗教流行，但王室贵族及大部分居民仍然崇信佛教。据后晋天福五年（940）曾到达于阗的高居诲说，于阗“俗事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李圣天赐给和尚紫衣袈裟，这是模仿中原王朝给予高僧大德的一种恩宠。用50名佛教高僧环列左右，足见李圣天重视佛教和佛教徒在李圣天宫廷中的重要作用。于阗高僧较多，达50余人。这些僧侣常常充当使臣，被派往甘州、敦煌等地，甚至到达中原朝廷，直接参与国事。于阗的贵族官吏也大多笃信佛教，例如后唐同光三年（925）被李圣天派到敦煌的一个使团，其中有吐蕃人、汉人、于阗人，都是世俗官吏，但他们都是佛教信徒。他们在敦煌向寺院施舍大量财物，向菩萨祈求福佑，而且遍及敦煌122个寺庙，并捐钱造塔，装饰佛像等等。李圣天本人也以供养人身份，在敦煌开窟造像，因而其属下的达官贵人也起而仿效。李圣天的妻儿等人也都曾在敦煌开窟造像，当时开窟造像的一些题记一直保留至今。
兴起于9世纪后期的喀喇汗王朝，其极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塔里木盆地的中部和西部、伊犁河流域和巴尔喀什湖以南、楚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周围、锡尔河中游和阿姆河中游的以东地区。巴拉沙衮（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和喀什噶尔是汗国的两大中心。在喀喇汗王朝建立初期，其统治下的臣民是佛教信徒。但随着伊斯兰教传人喀什噶尔后，驻守喀什噶尔的副可汗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不久从其叔父手中夺得汗位，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并以武力强迫佛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全部改信伊斯兰教。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萨图克·布格拉汗去世，其长子穆萨·阿尔斯兰汗即位，继续推行伊斯兰教。北宋建隆元年（960），喀喇汗王朝的20万帐突厥人和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这一年，穆萨·阿尔斯兰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之后，他以“圣战”名义向笃信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战争。
喀喇汗王朝统治集团在汗国内部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政策，以及向邻国的扩张活动，早已引起于阗等国的极大不安。于阗国在李圣天当政的晚年及其死后的一段时期，佛教僧侣在国事活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乾德三年（965），于阗僧侣善名、善德二人充当使者入朝北宋。四年以后，善名又来入朝，宋朝廷赐号“昭化大师”。同时，虔诚信仰佛教的于阗三位王子，分别奔赴敦煌、北宋首都汴梁，从事外交活动。以佛教僧侣和崇信佛教的王亲贵族充当外交使节，进行频繁的外事活动，一方面表明于阗僧侣在国事活动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于阗王国对喀什噶尔方面来的伊斯兰教的压力忧心忡忡，想通过多方联络，以取得支持。虽没有材料证明宋朝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但从对于阗僧侣善名赐以“昭化大师”的名号可以看出，宋朝对于阗是支持的。在此之前，中原朝廷对于边地属国的僧人赐以封号是没有先例的。于阗王国和喀喇汗王朝的对抗，除了宗教上的原因以外，还带有开拓疆域的目的。于阗王国一方面为了遏制喀喇汗王朝的扩张，保住自己的国土，带有自卫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想乘机打通丝绸之路，从喀喇汗王朝手中夺取喀什噶尔，使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于阗，在中西贸易中不致受制于人，解除因贸易道路的中断而在经济上陷入绝境的危险。因此，这一战争不单纯是宗教性质的战争，而且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原因。
历史研究表明，突厥与吐蕃从西域丝绸之路历史舞台上倒退之后，接着回鹘代替他经营西域丝绸之路南北道各地区。回鹘，唐代以前称作袁纥、韦纥、乌护、乌纥等。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始称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改称回鹘。回鹘在不同时代的名称以及后来元代的伟吾、畏兀儿、外吾等，均为uyghur的汉语音译。关于回鹘早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兴起过程比较完整地见于我国古代的“正史”之中。据史书记载，它曾经是柔然汗国（464～552）的属部;突厥称雄漠北后，又被纳入突厥汗国（552～582）和东突厥汗国（583～630）统治之下。公元744年，骨力裴罗统一了“九姓乌古斯”诸部，漠北回鹘汗国得以确立，领地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心地带除原有的色楞格河和土拉河流域之外，又囊括了鄂尔浑河流域，从而有可能立足三河、雄视四方，将北海以南、大漠以北、金山之东、室韦之西的辽阔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关于回鹘西迁西域历史文献有以下记载：
《西域文化》曰：“回鹘汗国相继占领了阿尔泰山、龟兹、北庭在内的东部天山地区，即东亚、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由于天灾、内乱，再加上外族入侵，开始了大规模的西迁，由此加速了西域突厥化的进程，使回鹘成为西域的主体民族。在西迁过程中，回鹘主要分成三支。其中一支回鹘队伍迁往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地区，其首领自立为汗，史称为‘喀喇汗王朝;另一支则在高昌安营扎寨，史称‘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投奔吐蕃，后来成为‘甘州回鹘和‘沙洲回鹘的主体。自此，随着‘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的扩充和发展，回鹘名族逐渐成为西域的主体民族。”（3）
《新疆的历史与发展》云：“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因自然灾害侵袭、统治集团内江及黠戛斯（中国古族名）的进攻等原因而崩溃，其部众大部分向西迁徒。其中一支迁往今吉木萨尔和吐鲁番地区，后建立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迁往中亚草原，分布在中亚至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名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4）
《佛教与回鹘社会》道：“于9世纪40年代，因天灾人祸，为黠戛斯（即今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所败，国亡。民众除部分留于原地外，其余分为四部迁徒：一支南迁内地，后融合于唐;一支西迁新疆境内，后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河西走廊，分别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洲（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甘州回鹘国和沙洲回鹘国;一支远徙葱岭西，投附葛逻禄，后来以巴拉沙衮、喀什为中心建立了喀喇汗王朝。”（5）
《西域的历史与文明》谓：“黠戛斯人及其粗暴地来到了那里，回鹘人的恐惧变成了惊慌，他们四处溃散。840年，有‘可汗牙部十三姓穿越了戈壁，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回鹘人希望能在那里找到避难地……他们分成十个集团，其一向吐蕃方向迁去，另一个集团迁往东突厥斯坦。前者占领了甘肃的西部，从敦煌到甘州;后者定居在延伸于从龟慈到别失八里之间的地区”。 （6）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说：“西迁者分为三支，一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先后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甘州回鹘和沙洲回鹘;另一支逃往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了哈喇汗王朝;第三支入新疆，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 （7）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记：“冯家昇先生等认为，‘840年左右，回鹘分三支西南迁徙，一直南下到河西走廊，一支西去新疆，以高昌（今哈喇和卓）为中心;另一支远迁到葱岭西，并认为这几支回纥部落迁徙到各地后，分别建立了三个政权：甘州回鹘政权、高昌回鹘政权、哈喇汗政權。这个看法曾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赞同，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看法。”（8）由此观之，西迁的回鹘分为三支开始了漫长的移徙。一支西奔葛逻禄，建立了哈喇汗王朝;一支投奔 “安西”，以后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投奔 “吐蕃”，成为以后“甘州回鹘”和“沙洲回鹘”的主体。由此不难发现：公元840年回鹘的中心已从蒙古高原转移到了西域丝绸之路各地。
西域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回鹘王国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9世纪回鹘西迁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地区，在当地原居民的影响下，也逐渐接受了佛教，实际上，在漠北蒙古高原时期，回鹘已接触佛教。在8世纪，已有一批突厥人进入西域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地区，并信仰了佛教。据《五代史》记载回鹘“余众西奔”，归于吐蕃人之甘州。梁太祖乾化元年（公元911年）赐回入朝僧凝卢宜、李思宜、延筏等紫衣。”（9）说明甘州回鹘在9世纪末10世纪初就已皈依佛教，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回鹘皈依佛教的时间不应晚于甘州回鹘。从西域高昌古城出土的回鹘早期文献来看，时间也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由此大致可以推断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回鹘始信佛教的时间当在9世纪晚期至10世纪初左右。（10）对此文献史料有以下记载：
《中亚文明史》曰：“然而在回鹘人中传播最广的时佛教。在本地居民的影响下，回鹘人逐渐皈依了佛教，大量佛经被翻译成回鹘文。在佛教节庆期间，人们聚集佛寺周围活动，如说书讲故事和上演带有佛教内容的戏剧。……由于皈依了佛教，回鹘贵族甚至普通百姓乐于建寺造像、绘制壁画、抄写佛经，以为善行功德（回鹘文称buyan，梵文称bunya）。这些宝贵的艺术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回鹘文化和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水准。壁画生动描绘了回鹘的日常生活。”（11）
《回鹘之佛教》云：“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后，由于受到当地的流行的佛教影响，回鹘民众大都改信了佛教……9世纪中叶，回鹘徙入此地后，不仅接受了当地的佛教，而且使之更加繁荣，这从现有的克孜尔库木土拉、森大塞姆、克孜尔尕哈等石窟中大量的属于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佛教壁画、回鹘文题记，以及龟兹地区出土的回鹘文木简中都可得到证明。”（12）
《佛教与回鹘社会》谓：“佛教早在7世纪初前既已传入回鹘地区，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得到正常发展。直到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新疆、河西以后，由于受当地流行的佛教的影响，其民众大都成了佛教徒，并以回鹘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13）
《北庭春秋》道：“北庭回鹘的宗教信仰改宗，大体同安西回鹘相似……北庭回鹘国中佛教继续传承，同唐西洲佛教没有重大差异……回鹘西迁之后，栗特文字母竖行书写的回鹘文取代了突厥儒尼文，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在吐鲁番各古代遗址中有大量发现，其中佛教文献占有很大的比重，足以反映西迁回鹘佛教的兴隆。”（14）
《回鹘学译文集》说：“9世纪定居在吐鲁番的回鹘人也越来越多地放弃了他们古老的信仰，而转向佛教……摩尼教和佛教共同繁荣了几个世纪，但很清楚佛教日益占据了吐鲁番的宗教舞台。”（15）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记：“高昌回鹘时期，多种宗教并行，王室早期信奉摩尼教，后改信佛教，民众则大多皈依佛教，同时亦有不少人信奉景教，拜火教、道教、萨满教亦有信众。”（16）
《新疆宗教演变史》载;“佛教是回鹘人信仰的另一种主要宗教。在高昌回鹘国时期……在宗教信仰上，也由信仰摩尼教逐渐转向信仰佛教，并成为佛教的虔诚信仰者和推广者，从而创造了高昌地区佛教新的繁荣时期。”（17）学界一般认为，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回鹘王室自9世纪后期皈依佛教，这是比较可信的论证。
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回鹘佛教当时全范围受到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近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丝绸古道上的回鹘佛教本质上就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的混合体。藏传佛教传入西域丝绸之路南北地区为时已久，早在8世纪中叶，吐蕃贵族就已进据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塔里木盆地南北各地，并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在丝绸之路南道米兰古藏堡中曾发现这一时期的藏文佛经，其数量相当丰富。回鹘迁来西域丝绸之路南北地区之后，藏传佛教与回鹘民族又有着密切关系，回鹘原曾信奉萨满教和摩尼教，西迁后不少人改宗佛教，他们不但继承了原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统，而后也接受了藏传佛教。对此文献史料有以下记载：
《回鹘之佛教》记：“此后之至隋唐，河西地区的佛教一直盛行不衰，尤其是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吐蕃对河西的占领，藏传佛教叶传入这里，与汉传佛教交互影响，使这里的佛教较之内地有了更浓厚的藏密特色。总之，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前，西域、河西诸地都已有了近千年的佛教发展历史，僧徒众多，香火旺盛，译经丰富，佛教艺术发达，这都为后来回鹘佛教在这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里大小乘并行，而以前者为主;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举，唐宋以前，以汉传佛教为主，蒙元以后，藏传佛教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后来也都为回鹘人所继承，构成了其佛教的显著特色。”（18）
《北庭春秋》曰：“回鹘西迁之后，栗特文字母竖行书写的回鹘文取代了突厥儒尼文，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在吐鲁番各古代遗址中有大量发现，其中佛教文献占有很大的比重，足以反映西迁回鹘佛教的兴隆。”（19）
《佛教与回鹘社会》云：“由于受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交互影响，加上回鹘自身的民族特性，其佛教形成了如下几个特点：1.受汗传佛教的影响，以大乘信仰为主……2.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20）
《回鹘佛教文献》道：“从出土的回鹘佛教文献来看，我们认为，回鹘佛教有四个来源、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的吐火罗佛教来源、别什八里—吐鲁番—敦煌等地的汉地佛教来源、敦煌—和田—米兰—吐鲁番等地的藏传佛教来源。”（21）
历史研究表明，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够在西域丝绸之路上回鹘民族中得到传播，其原因之一是与西迁中就已经有一些回鹘人投奔吐蕃，并信从吐蕃佛教有关。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甘、凉、瓜、沙回鹘说：“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这种宗教现象显然系藏传佛教无疑。后来《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沙洲佛教习俗的记载也有一些相似之处。甘、凉、瓜、沙等地与西域高昌回鹘王国相毗邻，这几个地方的回鹘人改信藏传佛教，不可能不对属于同一民族的丝绸古道上的高昌回鹘有所影响。再者，西迁后定居于古道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回鹘民族与吐蕃的直接交往也很频繁。如在宋、辽、西夏对峙中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居住在青海吐蕃首领唃厮罗，即出生在高昌。《宋史》载：“唃厮罗者，诸出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篯捕（赞普）……生高昌磨榆国，即十二岁，河州羌何郎业贤客高昌，见厮罗貌奇伟，挈以归……河州人谓佛‘唃，谓儿子‘厮罗，自此名唃厮罗。”（22）这位有“佛子”之称的吐蕃首领即出生在高昌，可见藏传佛教当已在高昌传播。“及元昊取西凉府，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厮罗，又得回纥种人数万，厮罗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23）在这种密切的关系中，吐蕃佛教对西域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回鹘的影响作用也是很大的。
另外，西夏建国以后以甘州为中心，与吐蕃和西域佛教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借助于西夏王朝的历史舞台，西域丝绸古道上的回鹘佛教也与藏传佛教不断相互交流。西夏崇尚释教，曾向各地广求佛法。“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释经文，易为蕃（西夏）字。”（24）而且西夏统治者还曾向辽“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25）这部佛经是回鹘人历经20年译成的。由此可见，他们在西夏译经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回鹘僧人如此，吐蕃喇嘛在西夏的地位也相当显赫。回鹘僧人和吐蕃喇嘛同在西夏宫廷宏扬佛法，互相之间的交流影响是必然的。西域回鹘僧人就曾把藏文佛经译成西夏文。近代在新疆各地发现的藏文佛经，大约也就是这段时期传进來的。
总而言之，早期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回鹘接受藏传佛教有着重要意义，它为向新崛起的漠北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蒙古民族传播其文化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此，我国学者周菁葆先生云：“高昌回鹘王国内藏传佛教的发展，为在蒙古人中甚至元朝时藏传佛教的兴盛，起到了一个中介作用。公元1247年蒙古窝阔台的儿子阔端正式皈依藏传佛教，自此，藏传佛教正式为蒙古族所接受。这为回鹘佛教提供了活动的条件，扩大了回鹘僧人向西活动的范围”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