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广臻 董婕
[摘要] 中国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的记述很多，但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一直有学者对黄帝及其活动持怀疑态度。本文试从我国境内距今1万年以来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遗址和遗物出发，与古代文献相互印证，对黄帝文化进行考古学分期，根据考古学文化遗存划分出黄帝文化早期、中期、晚期的大致分布区域，提出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人心之内核的观点。
[关键词] 黄帝文化;古代文献;文化遗存;分期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19）03-0065-05
关于人文始祖黄帝及世系、事迹，上古文献《大戴礼记》《史记》等记载很多，后来文献的追述更多。在有人不断强化黄帝记忆的同时，也有人不断提出质疑。黄帝存在与否已经成为仅凭文献解决不了的重大课题。
对于黄帝世系，宋代欧阳修、清代阎若璩和崔述都表示过怀疑。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等“古史辨学派”走向极端，认为3000年来古史研究可疑：黄帝是后人附加的，否定黄帝的存在。当时有一句时髦话叫：“拿证据来！”没有证据的事，都不可信。形成否定历史、否定黄帝的活动。这个疑古活动，一方面造成了很多混乱，否定历史、否定传说、否定五帝成为一种思潮;同时，也给我们启发，在古史研究中，要拿出切实的证据来。
一、拿出需要的切实证据
“古史辨学派”形成时，我国考古活动尚未开展，黄帝等五帝的事迹仅有文献学方面的证据，故有人持文献而怀疑文献，进而怀疑人文始祖黄帝的存在，别人却拿不出切实之证据与之抗辩。恰逢其时，几乎与“拿出证据来”社会需要提出的同时，我国考古活动切实开展起来，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事关重大，需要不惜笔墨大致概括出我国将近一个世纪的考古活动的诸多成就。
距今10000～9000年的考古遗迹。主要有河南省距今1万年左右的以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为代表的李家沟文化、郑州至洛阳间的南庄头文化，江西省仙人洞下层遗址，广东省玲珑岩、西樵山遗址，广东与广西区域的甑皮岩下层遗址，北京、天津區域的镇江营早期文化等。
距今9000～7000年的重要考古遗迹。主要有北京、天津区域的镇江营文化（含北京上宅文化、天津清池文化等），辽宁阜新的查海文化，内蒙古赤峰的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区的后李文化，甘肃省陇山东的大地湾文化下层遗址，陕西宝鸡至河南陕县的北首岭下层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河北南部至洛阳、郑州的磁山文化，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苏鲁豫皖交界的青莲岗文化，南京、绍兴区的河姆渡文化，江汉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和石皂下层文化，江汉平原与四川盆地的城背溪文化，江西的仙人洞文化上层遗址，广东的前石峡文化等。
距今7000～5000年的重要考古遗迹。主要有辽宁中部的新乐下层文化，辽宁东部的后洼文化，辽东半岛的小珠山文化，山东胶东的白石下层文化、北庄文化，山东泰沂西桑园、北辛、王因下层文化和大汶口早中期文化，苏北和杭嘉湖区的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辽西的赵宝沟文化，陇山东西的仰韶文化，陇山东的石岭下层文化，河套、河曲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辽西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陕西宝鸡至河南陕县的王湾一期和二期文化，苏鲁豫皖交界的尉迟寺文化，南京和镇江的北阴阳营下层文化和薛家港文化，江汉平原下王岗文化、青龙泉下层、关庙山、红花套和屈家岭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底层和一期文化，江西的筑卫城下层和山背下层遗址，广东的石峡文化等。
距今5000～4000年的考古学遗迹。主要有内蒙古河套的阿善文化，内蒙古河曲的朱开沟文化，辽西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陇山西的齐家文化，宝鸡至陕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的石峁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四川盆地的筑卫城中层文化等。
对上述“古史辨学派”想也想不到的诸多考古学证据，可以进行如下归纳。大致分为四个大区：一是冀西北、京津、燕辽区，主要文化有镇江营文化、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小珠山文化、新乐文化及其后继文化：上宅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等;二是以山东为中心的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其后继文化岳石文化等;三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南庄头、李家沟文化，河北磁山文化，河南裴李岗文化，宝鸡至陕县的老官台文化，北首岭文化，陇山东的大地湾及其后继文化：仰韶文化各类型文化;四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诸文化，有苏鲁豫皖交界的青莲岗文化、尉迟寺文化，南京、绍兴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及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港文化;五是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诸文化，有彭头山文化和石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三星堆文化、下王岗文化、青龙泉下层遗址、关庙山、红花套和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六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仙人洞文化，玲珑岩、西樵山、石峡文化，筑卫城、山背文化，广东与广西区域的甑皮岩文化等。考古文化成了系列，而且层出不穷，新发现不断出现。这为上古文献记载的上古史提供了充分的切实的证据。喧嚣一时的“古史辨学派”由此而会成为历史陈迹。
二、证据使用发生分歧
“古史辨学派”所要的证据，客观上讲，当时没有提供出来。后来成千上万人考古实践提供的上述考古学证据，确切证明五帝时代及其事迹是真实存在过的。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新问题出现了：已有证据怎么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与对应？也就是说怎样把五帝（尤其是黄帝）与具体的考古遗迹与一一相互印证与对应？
苏秉琦先生先是认定黄帝文化与仰韶文化对应。当上世纪80年代发现著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之后，苏秉琦先生坚定地认定“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只有黄帝文化与之相应”。郭大顺先生认为“黄帝族本是燕山土生土长的一个部族”，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为红山文化。①雷广臻近年论证：“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神龟、云、鸟等），红山文化均有玉器与之对应。”②苏秉琦、郭大顺的相互印证与对应见解，与之前许多文史前辈的推论相合。郭沫若先生考证，黄帝原本是北方戎狄人的祖先，由于他战胜了蚩尤（古夷人首领）、炎帝（古羌人首领），故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③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说过：“中国人应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④苏秉琦、郭大顺之后有更多的学者认定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相印证和对应。比如，许倬云明确指出，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相合，“炎、黄与蚩尤的三角竞争，毋宁正是仰韶、红山、大汶口三个北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接触”。⑤
近年来，学界也形成了其他相互印证与对应的见解。许顺湛认为黄帝部族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应。⑥韩建业认为黄帝部族与仰韶文化的东庄和庙底沟类型相应。⑦严文明肯定了许顺湛和韩建业的见解，进而明确提出：“而以黄帝为代表的所谓炎黄文化所依托的正是仰韶文化。”⑧
李伯谦则将黄帝文化与诸考古学文化相互印证和对应，从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到湖北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都进行对应。他特别提出苏秉琦先生将牛河梁红山文化称为“古国阶段”，同时期的还有凌家滩“古国”、以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古国”。⑨这些“古国”都是黄帝时代开始的证据。
记载黄帝文化的文献是确实的，有关考古学等系列证据是确实的，而今出现了中国人文始祖黄帝与哪个考古学文化对应的难题，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见解。这样就难免让人困惑。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难题？需要有一个解决的途径。应当肯定各家相互印证和对应的不同见解所涉及的考古学文化都含有黄帝文化因素。或者说，各考古学文化含有的共同性都与黄帝文化有关。这样使得黄帝文化既可以与甲文化对应，也可以与乙文化、丙文化对应。
三、各考古学文化都含有黄帝文化因素
怎么解释黄帝文化可以与多种考古学文化对应这个现象？中国先哲有过一个精简的表述。
《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尽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牗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鳢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这是古圣先贤的代表性认识，也是他们的智慧结晶。他们认为后世文明都是以上面的诸阶段的文明成就为基础开始的。
《礼记·礼运》对中华文明起步阶段划分出四个过程，列举出八个文明成就，树立了五個文明标志。四个过程是从未有房屋到有了房屋、从未有用火到能够“修火”、从未有麻丝到做成布帛、从不事鬼神上帝到“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八个文明成就，一是“修火”，其他成就的基础;二是“范金”，金为矿物的总称，不特指金属，“范金”指用模具加工自然物;三是“合土”，能够制作陶器等器皿;四是建筑房屋;五是制作甜酒浆液;六是加工麻丝做布帛;七是“养生送死”;八是“事鬼神上帝”。五个文明标志是“修火”、房屋、鳢酪（甜酒浆液）、布帛、养生送死和事鬼神上帝。第一个标志是基础性的，不仅指发明用火，而且特别强调扩张了用火的功能，修火之利。第二、第三、第四个标志分别指住、食、衣。第五个标志与前四个不同，强调了精神、意识形态，指人类放飞理想的一个新飞跃。“皆从其朔”是说形成了发展的基础，形成了向更高文明阶段迈进的一个新起点。
上述古圣先贤的认知，虽然与今天的诸考古学家的认知不甚相符，但却与诸考古学家们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完全相符。古圣先贤的认知，符合各考古学文化系列文明演进的实际情况，可以称为共同的范式。这个范式无一例外地存在于我国境内各种考古学文化之中。也就是说中国境内各系列的考古学文化都经历了《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同样的文明演进过程。
虽然不能说《礼记·礼运》篇上述关于文明演进的范式是从对中国诸考古学文化的概括中来，但是至少可以说是从对中国上古文献及传说的总结而来。
《礼记·礼运》篇所提示的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同一性，已经被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证明的同一性，正是黄帝文化在各个阶段各个区域的内在的同一性。
四、对黄帝文化进行分期更能揭示历史真相
形成黄帝文化在各个阶段各个区域的内在的同一性已经被中国境内诸考古学文化和遗迹所证明这样一个判断，为我们对黄帝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再研究提供了逻辑的前提。
根据现有的研究和考古学成果可以作出一个新判断：过去我们把黄帝文化的时间框架看短了、把黄帝文化的空间框架看小了。应该把黄帝文化的时空框架实事求是地放大到相关诸考古学遗迹范围内。从时间上看，前黄帝文化时期，加上黄帝部族“主盟”的若干代，在距今5500～4500年之间，持续千年之久;从空间上看，“主盟”的黄帝部族“常处”于广大的区域。《史记》载：黄帝“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邑于涿鹿之阿”。这个空间框架正在中国诸考古遗迹的范围之内。从中国考古学提供的证据看，黄帝的这个活动范围是确实可信的。
上文引述的李伯谦关于黄帝文化的观点，其可取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境内一定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遗迹证明了“黄帝时代的开始”，而不是证明了黄帝与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相对应。
为了深入展开分析，对黄帝文化时期进行细分十分必要。要结合黄帝文化分期对黄帝事迹进行梳理，从而大轮廓地把黄帝文化与我国境内的考古学文化和遗迹进行对应，以求取得关于黄帝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共识。
为了叙述的统一和方便，下文所用的“黄帝文化”与“黄帝”具有同等意义。黄帝文化分三个时期：前黄帝文化时期、黄帝文化时期、后黄帝文化时期。
前黄帝文化时期，从重大事迹看，主要是炎帝主持天下的时期。当时黄帝部族、蚩尤部族等与炎帝部族共存，但由炎帝“主盟”。当有仰韶文化与其对应，其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原始农业、建设了大房子、完善了多种类型陶器、制作了象征礼仪和军权的玉钺等。仰韶文化趋于保守时期，炎帝势衰，此时黄帝崭露头角，黄帝时期开始。
黄帝时期的初期正是红山文化、上宅文化（镇江营文化）扩张的时期。黄帝部族强大了，扩张到冀西北及冀中、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黄帝“主盟”，黄帝部族留炎帝部族在原地，守地安业，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说，黄帝时期，炎帝部族仍然与黄帝部族并存，但地位变化了：谁主盟、谁会盟的关系。此黄帝“主盟”时代最可信的是《史记·黄帝本纪》的记载：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北京平谷黄帝庙、黄帝陵、涿鹿黄帝城等，当是黄帝文化留给后人的最早的遗迹。这样的认知并不是对“红山文化黄帝说”简单的继承，而是根据上述广阔区域的考古遗迹做出的实事求是的新判断。
黄帝时期的中期，黄帝“主盟”的空间框架从辽西、冀东、京津、冀中、到冀西北（雁北）扩展到汾河流域、渭河流域和伊洛河流域。此时黄帝部族已经“管理”了仰韶文化区域，这样就可以把仰韶文化最高成就视为黄帝文化的遗留，河南灵宝等地关于黄帝的遗迹和传说都是此时期黄帝文化存在其地的证据。这样的认知也不是对“仰韶文化黄帝说”简单的继承，而是根据上述广阔区域的考古遗迹做出的实事求是的新判断，这一判断虽然承认仰韶文化为黄帝文化，但是强调是在黄帝打败炎帝之后而形成的和仰韶文化与北方诸文化的新文化。
黄帝时期的后期，蚩尤部族向黄帝部族挑战。黄帝部族联合原炎帝部族等打败了蚩尤部族。黄帝杀蚩尤于中冀而留其部族，仍任其强势的文化发展。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的代表文化龙山文化（其前身主要是大汶口、良渚文化系列），该文化吸取我国东南诸文化的精华而合成。需要指出的极其重要的一点：“龙山时代”前期是黄帝“主盟”时代，而不是由蚩尤“主盟”时代。
后黄帝文化时期在文献上是颛顼、帝喾、尧、舜等“主盟”时期及之后延续至今的4500多年的漫长岁月。后黄帝文化时期是追溯、祭祀、延续黄帝文化的时期，在今陕西黄陵县建黄帝冢，追思今河南新郑为黄帝故里。还有其他黄帝遗迹，这些遗迹也是可信的。
若干代的黄帝部族留下了多处黄帝的遗迹。过去把黄帝的时空框架看短看小，解释不了黄帝部族为什么留下了那么多处黄帝遗迹。既然黄帝遗迹不是一代人留下的，因此不能对中国境内的黄帝遗迹进行“非此即彼”的选项性排除。
我国上古文献把人文始祖黄帝树立起来，同时梳理黄帝世系。《国语·鲁语》说：“有虞氏 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 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 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 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祖、郊、宗，各有序列，但根脉在黄帝。先秦以降，黄帝被视为中华道统的主要开创者，至汉、唐、明、清均隆重祭祀黄帝。
东晋十六国时期，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也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不仅仅是诸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证明其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而且证明当时社会虽然动乱但民心所向、心理趋同——黄帝已经成为凝聚人心之内核。不承认黄帝，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这种强大的心理认同已经普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各阶层之中。
“辛亥革命”把黄帝文化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高举黄帝文化的旗帜，用以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爱国热情。“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但沒有对黄帝不敬。
今天，黄帝仍然被尊奉为中华人文始祖，而且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注 释]
①郭大顺：《追寻五帝》，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②雷广臻：《红山文化玉器蕴藏着黄帝及龙凤文化信息》，《理论界》，2012年第7期，第216页。
③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④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⑤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⑥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8页。
⑦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65页。
⑧严文明：《求索文明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⑨李伯谦：《黄帝时代的开始——黄帝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光明日报》2017-08-2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