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霞
[摘要] 在大部分风格成熟的作家看来，文学确实会以某种正面的神奇力量真切介入到社会现实之中，激浊扬清、悯恤众生，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追求，也是中国作家的执着信念。冯玉雷的创作就体现了这样的坚定信念，也表现出了为之努力的勤勉与执着。
[关键词] 风格成熟;执着信念;考古文化;敦煌小说;《禹王书》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19）03-0135-03
在大部分风格成熟的作家看来，文学确实会以某种正面的神奇力量真切介入到社会现实之中，激浊扬清、悯恤众生，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追求，也是中国作家的执着信念。冯玉雷的创作就体现了这样的坚定信念，也表现出了为之努力的勤勉与执着。至少在冯玉雷目前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他还是坚信文学语言在社会话语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力量，也愿意用自己的创作文本及田野活动成为构建当代社会话语体系的有力行动者。从敦煌系列小说到《禹王书》的创作，冯玉雷的创作风格有一脉相承的稳定因子，比如对历史、民俗、人性的一贯重视，对敦煌文化、丝路文化的当代书写等等。但是，毕竟经过了数十年的学习与磨砺，他的理论视野、阅读积累、工作性质、个人文化偏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也正在渐成体系。因此，冯玉雷的创作也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自我突破的努力。正是在这样的稳定与变化、守正与创新的多重性状态中，长篇小说《禹王书》既严谨又艰辛地出现了，毋庸置疑，对冯玉雷个人的写作历史来说，《禹王书》应该是而且也必将是很有意味的一个文化事件。宏观地看，《禹王书》既是玉帛之路学术考察的一种文学表现，也是冯玉雷对自己多年创作历程的一次集中理性总结。其创作过程与创作结果，大体上与作家主体如下的文化追求关系密切：
一、“人性至上”的历史观：痴心考古文化的“真”与“当代史”的建构
近几年，冯玉雷痴心于考古文化，不仅大量阅读历史著作和考古文献，而且力求深入到第一考古现场，对与敦煌文化、丝路文化相关的文物、遗迹等进行较为全面深刻的体悟、观察和研究。十年磨一宝剑，这些诗外之功都都较好地体现在了他的小说《禹王书》中。因此，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便显得根深叶茂，基于严谨历史研究的艺术想象也显得很有“求真”的逻辑性。应该说，《禹王书》讲述的是历史文化的故事，但值得注意的是，或者说是作家创作的真正亮点，是作家笔下的历史又是他调动主智慧后精心建构与深刻思考的“当代史”，而构建历史的根本出发点是对美好人性的坚信。作家以自己的生命体悟和生活经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全新的建构，力求让他们生气贯通、生机勃勃，力求他们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充满美好人性的“活的人”，而不仅仅是自然时间前进序列中的“死的史”。所以，相对于人们熟知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冯玉雷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有较强的当下社会性特征，带有今天生活的质感和当今人类生命的温度，显然，这是作家有意为之的“当代化”结果。因此，不仅作品中的黄帝、禹王、仓颉等充满了今人之眼中正常男性的力与美的品质，作品中的女性更是有着充满智慧、无私利他、热爱生活的诸多真性情，她们历经磨难却仍不改热爱真善美的珍贵初心，是神圣与凡俗的完美结合，读来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圣人的母亲吃饭时充满了人间女孩的家常气息：“脩己坦然自若取出耒锤，抓起铜釜蒸熟的苡米，狠狠往嘴里扔。一粒接一粒，速度极快，苡米连成一串闪闪发光的珍珠项链。”正是因为基于“人性”去解读历史，所以，在作家笔下，人间女性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姐妹情谊、舐犊之情、爱美之心等便在这些圣母中间自然流淌、自成特色：“嫘祖微笑一下，缩回手：‘等等，姐要送您一件丝绸衣裳作为见面礼！此前，嫘祖纺织过树皮、麻、葛、蜘蛛丝、牛毛、皮毛等各类材质作品，这次，她要展现才艺，用光线般精细而有弹性的蚕丝织出衣服，赠送给帝俊的第23个孩子。”诸如此类的描写随处可见，让读者缩短了与历史小说的阅读距离，易于产生亲切的代入感。
二、“大雅在野”的道德观：重视田野采风的“善”与融入民间的追求
冯玉雷对甘肃本土民间文化的关注很早，近几年，由于学术研究的逐渐深入，这种创作切口也日趋整齐，呈现出了自圆其说的逻辑纹理。近几年，由冯玉雷組织的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举行了数十次之多，其田野调查成果显著，冯玉雷的田野足迹不仅遍布了甘肃大地的山山水，也尽可能地兼顾到了陕西宁夏等地与玉帛文化相关的田野知识点。这样的真热爱与硬功夫之下，冯玉雷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民间文化素材，而且结识了大量优秀的基层民间文化工作者，同他们不仅有着学术的交流，也结下了宝贵的生活友谊。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全方位、系统化的田野准备，在《禹王书》中，人物形象便有着比较明显的民间化追求，这是作家对“大雅在野”哲学观念的深切认同，也是对劳动人民伟大智慧的真挚致敬。这种创作理念，融汇贯通在了小说中对诸多民俗生活的意象化表现之中。比如“劝奶歌”的部分：“山羌调整情绪，集聚气力，开始反复吟唱《劝羊歌》：‘啊，托—依—克！啊，托—依—克！啊，托—依—克！……曲调高亢婉转，苍凉凄美。羊群停止咀嚼，慢慢围过来。每只羊眼里都噙满泪水……山羌喘息片刻，对着雪山深深呼吸几口气，吟唱《劝骆驼歌》：‘啊，却—依—克！啊，却—依—克！啊，却—依—克！！……山羌声音变得哀伤沙哑，慢慢低下去，她失望地垂下头下头，啜泣一阵，重新鼓足力气，唱起《劝牛歌》：‘啊，奥—布！啊，奥—布！啊，奥—布！！！音调嘹亮哀婉，一唱三叹，如泣如诉。羊群里浮起一片参差不齐哀伤叫声。仓颉泪雨滂沱。”为骆驼妈妈唱“劝奶歌”以帮助其能顺利为幼骆驼哺乳，实为西北草原上独特的民俗事项，作家却在小说中对这一民间文化细节进行了非常巧妙的想象性移植，创造了母与子、人与自然心性相通的既温暖又和谐的文化氛围，历史人物因此而充满了美好的人性，这人性依托在民俗细节之中，熠熠生辉，这种文化选择是作家主体对淳朴民间生活和美好民间道德的主动融入。尽管小说中的脩己经过了多重启迪才重获母性，但诗化的民俗细节却无疑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敬惜字纸”的文学观：虔诚写作的“美”与不忘初心的执着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创作的资深作家，冯玉雷有自己相对成熟的文学观，其中重要的一个指标可能就是依旧对纸质文字的写作充满了虔诚的礼敬。这样的状态在融媒体的多元新时代意味深长，是一个人的选择，也是一代人的坚守。追根溯源，“敬惜字纸”的文学观似乎也是60后、70后作家写作中的某种神秘的“原型意识”所在。在《禹王书》中，作家对文字和造字人充满了深深敬畏。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溯源式判断，早在史前时期，原始人就认为语词和指称物之间通常具有某种神秘的同一性。所以，在他们看来，咒语、祈祷辞等具有神奇的力量，进入理性社会，语词的这种魔力才逐渐减弱。“对于原始的初民来说，语言如同一个魔具。它更像是一个法力无边的天授之物。那些古老的传说之中，语言的出现时常被当作一个异乎寻常的事件。《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语言和文字包含了惊天动地的不凡威力。”①实事上，原始人对语言文字虔诚信仰的这种近乎迷狂的状态，依然以某种原型的姿态鲜活曲折地保留在今天的民间信仰生活之中，“语言文字的不凡威力”紧紧依附在甘肃农村的诸多民间信仰之中：九天圣母信仰、湫神信仰、金花娘娘信仰……百姓择其真善美而信其实有，对那些充满道德劝诫的华美而整饬的语词不敢有任何背离，在并不能完全理解的状态中却能坚持做到完整听取并力求认真践行。很多时候，民间这种对语言文字的复杂的礼敬心量，直观地表现为民众对那些能够对祝祷之辞倒背如流的民间“会首”的某种小心翼翼的尊敬，对那些写满神奇字符的纸张和布帛的某种小心翼翼的尊敬。这是民间文化的复杂和神奇所在，而这一切，对经常深入民间社会、喜好民间文化、研究民间信仰的作家冯玉雷来说，一定会在“文艺民俗学”、“文学人类学”的综合思维平台上产生了某种认同感和联想性。所以，冯玉雷对文字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力求自己笔下出现的每一个字都葆有非凡的大美之姿，绝对不会乱用乱行，这是中年作家的一种认真修行，是虔诚写作的人不忘初心的最好体现。
三、余论
总体上看来，冯玉雷是一个有着较为自觉的理论意识的学者型作家，这与他自己是高校教授的社会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学养和系统的学术体系对其创作起到了形而上层面的指引。所以，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冯玉雷创作的计划性、学理性、体系性较强。实事上，对此，冯玉雷也有这样的自我定位：“对丝绸文化探索及文学书写的过程大致经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本土文化的初期认识与创作实践，以中短篇小说《红纱巾》《边缘人》《五月的玫瑰》《野渡》《雁歌》《陡城》《野糜川》《饥饿》及长篇小说《肚皮鼓》《黑松岭》《血煞》为例;第二阶段，结缘敦煌文化，以《敦煌百年祭》为例;第三阶段，对敦煌文化题材的文学书写，以《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及动漫电影剧本《飞天》为例;第四阶段，从敦煌文化走向丝绸之路文学书写，以100万字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为例;第五阶段，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成果的转化，大传统中的丝绸之路文学书写，以文化专著《玉华帛彩》《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笔记》《敦煌文化的现代书写》及长篇小说《禹王书》为例。”②对一个风格成熟的作家来讲，这是情理之中的创作状态，也是值得肯定的自我努力，它确实能够引导作家冷静理性地构建较为自足圆满的文学王国，且在这王国中风神俊朗、独步天下。但是，驭风而行的同时，确实需要小心翼翼的思考并防范一个问题，那就是，过于缜密的理论对天性洒脱的艺术是否会产生某种约束性的伤害？因为，毕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另外，有一个相对宏观而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那就是，由于冯玉雷作品的系列性特征，评论家在解读其作品时，往往能引发出有關小说创作中的某一种理论现象思考或相关争鸣。如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曾以冯玉雷的敦煌系列小说为例，探讨过“敦煌学与敦煌文学”的问题。③评论家韩伟以冯玉雷的敦煌系列小说为例，探讨过“叙事的难度、理解的难度以及小说的高度”的问题，既肯定了冯玉雷小说创作“不同于市场文学和那些媚俗的网络文学的价值”，④也中肯分析了由于文化语境障碍等等问题而导致的当代作家书写敦煌文化的难度的问题。评论家李清霞也认为冯玉雷的小说折射着中国当代作家“重述神话”的情结，是“文化寻根”的遗续。⑤基于这样的阅读效应，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既然“玉帛之路”的学术研究哺育了《禹王书》的小说文本。那么，《禹王书》的激情问世也将有可能对当前“一带一路”文化研究背景中的相关理论问题起到某种反哺作用。而这样的双向文化互哺，必将使文本超越自身的文学性而向作家所热情期待的浩大社会功用挺进，我们真挚祝福并乐观其成。
[注 释]
①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②《冯玉雷长篇小说〈禹王书〉与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上）》，载冯玉雷提交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首届新成果发布会暨专家论坛》论文。
③雷达：《敦煌学与敦煌文学创作》，《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
④韩伟：《小说的难度——以冯玉雷的敦煌书写为例》，《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⑤李清霞：《现代敦煌文学叙事的“中国化”》，《敦煌文化的现代书写》，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