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史需要她，而她并不需要摄影史

傅尔得

一次又一次的考古成果，往往会将我们对历史坐标的原本认知不断推翻，转而向更早的时间点更新。自法国于1839年官方宣布摄影术诞生以来，短短180年的摄影史，也在艺术史学家和学者们对文献和遗留实物等的考据与论证中不断被修正。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Library）刚结束不久的展览“蓝晒：安娜·阿特金斯的先锋影像”（AnnaAtkins，1799～1871），就以其长达半年的超长展期和展览期间超强阵容的一系列相关研讨会等活动，将—位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安娜·阿特金斯，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了出来，并隆重地推到了舞台中央。

将聚光灯如此打在阿特金斯身上，凸显了其在摄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一个半世纪的默默无闻后，阿特金斯将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这个名字将以第一个持续使用摄影这一新媒介的女摄影师、第一次将摄影运用在科学项目上的先锋而被铭记。更重要的是，阿特金斯将作为第一本摄影书的创作者而被载入史册。她在今天的大量曝光，推翻了人们的固有认知：摄影术的发明者之一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创作的《自然之笔》，是摄影史上的第一本摄影书。

其实，阿特金斯要比塔尔博特更早。从1844年开始到1846年，塔尔博特将《自然之笔》分为6册陆续出版。而阿特金斯的《英国藻类植物：蓝晒印象》一书，则早在1843年10月便开始发表了第一部分。之后，她以约每半年一次的频率，前后耗费了10年的时间，于1853年全部制作完成。

但是，第一本摄影书的创作者阿特金斯，却不曾被记载在摄影史中。在将阿特金斯带到大众面前，首次确立她在摄影史中的意义，且将以男性作为固有先驱者的历史轮廓敲碎的，是美国摄影史学家拉里·沙夫（LarryJ.Schaaf）。

拉里·沙夫在1970年代早期看过阿特金斯的几幅蓝晒后，便开始为这些作品着迷，这些未署名的作品，燃起了他想要找出摄影师真实身份的决心。从此，他开始了约10年的漫长探索和研究，他曾前往英国各地实地考察取证，也跑遍了大英图书馆、皇家园艺协会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最终，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阿特金斯的传记《阳光，花园：维多利亚时期的照片》（SunGardens：Victorian Photograms）。

由此，阿特金斯在早期攝影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才终于得到了考证与承认。在其所生活的年代，阿特金斯并没有进入任何官方记载中，而她本人似乎也无心进入社会公众视野。就目的来讲，塔尔博特的《自然之笔》是以商业为目的出版的。在当时，这实则为一本招商说明书，以推广其所发明的摄影新媒介。而对植物学着迷的阿特金斯所拍摄的藻类，则是为了给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1841年出版的《英国藻类手册》一书进行配图。

威廉·哈维在其书中，只是用文字描述了不同海藻的样貌、特征和质地，对于当时已经从蓝晒法的发明者约翰·赫歇尔爵士本人那里接触过摄影，且也正投身于植物学的研究和收藏的阿特金斯来讲，她显然意识到利用摄影这种新媒介来改善科学插图的潜力。与塔尔博特不同的是，阿特金斯并没有将书进行公开宣传，也没有作商业发行，而只是免费送给植物相关科学领域的朋友和机构等留存。

阿特金斯可能无心于社会成就和名誉，但她耗费巨大精力制作的摄影书，却也没有在科学界泛起任何涟漪。虽然，她的创作是为了给威廉·哈维的书配图，但与她同在一个广义社交圈的威廉·哈维，并没有将此当一回事，在其《英国藻类手册》的后续版本中，他从未提及阿特金斯。而另一个证据表明，在塔尔博特写的一篇关于摄影工艺的文章中，虽然提及了阿特金斯的作品，但也同样没有提及她的名字。

在男性主导话语权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这或许是一种故意的遗忘和忽视，在阿特金斯去世后的近150年里，她的存在也一直处于隐形状态。直到艺术史学家拉里·沙夫公开发表了其研究成果后，早已消陨在历史中的阿特金斯，才开始得到应有的关注。

此次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阿特金斯展览，是该图书馆的策展人乔舒亚·庄（Joshua Chuang）邀请拉里·沙夫共同策划的，策展团队对阿特金斯的作品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展厅在进入图书馆主大厅的左手边，虽然展厅很小，信息量却非常密集。除了阿特金斯的书，还呈现了其往来的信件、档案资料、阿特金斯送给丈夫的水彩画，以及3张留存于世的阿特金斯的肖像照，等等。展厅的每张照片，都配有详细的文字，好在看展的人不多，因此能对如此难得一见的资料档案等慢慢饱览一番。

与展览同期发行的书《阳光花园》，是在拉里·沙夫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的扩展版本。新出版的书中，增加了一些对阿特金斯的深入研究，共收入了其229幅作品。这本书一出版，便引起了极高的关注，不仅在全球各艺术媒体上被频繁曝光，而且还被《纽约时报》列入了2018年的“年度十本摄影书”中。

被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确定了阿特金斯的历史地位。而重要的策展人、美术馆和博物馆等机构，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在艺术界盘根交错的体系，在提升阿特金斯的地位和声誉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此次纽约公共图书馆声势浩大的展览前，阿特金斯的艺术地位，因為拉里·沙夫的研究成果而陆续在各艺术机构中确立起来。比如，2004年，位于纽约的绘画中心（Drawing Center）和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组织了一场19世纪植物摄影的展览，名为“海洋之花：维多利亚时代大自然的印象”，展出了阿特金斯和塔尔博特、赫歇尔的作品。2010年至201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一场名为“女性摄影：现代摄影史”的展览，这场囊括了120名艺术家的约200幅作品的展览，将阿特金斯作为摄影史的拓荒者和先锋列入，作为女性摄影的发端。

此外，收藏机构和藏家的身份，也是彰显作品重要性与艺术家地位的绝佳证明。

阿特金斯留存于世为数不多的书，在目前已知的十几本中，除了极少数留存于私人手中，绝大部分都保存在世界最顶级的文化机构中，如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皇家学会、荷兰国立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等。该书因稀有且极具历史重要性，曾在2004年在佳士得拍卖行中，被拍到了229，250英磅的高价。而2015年3月16日，为了纪念阿特金斯诞生216年，谷歌还在其搜索页面上放了一张阿特金斯的作品涂鸦以表敬意。

作为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阿特金斯一定万万没想到，她本人及其作品，会在今天以如此热闹的方式走进摄影史。可以说，她给我们开了一扇窗，好让我们得以从她身上，一窥女性在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处境。

100多年前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1837～1901），英国作为全球工业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无可匹敌。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因基本上统治了整个海洋而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但是，强盛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权益依然极其低下，社会留给女性的空间非常狭窄。

女性被硬性排除在专业领域及受教育的范围之外，不论从经济或社会层面来看，婚姻才是当时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在人们熟知的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等当时作家的作品中，便能知晓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当时的社会规定了严格的性别角色，女性必须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当女性结婚时，她们的权利在法律上要移交给配偶。绝大多数女性，一生都过着高度受限的生活。

在那样的一个女性权益十分艰困的年代，阿特金斯能接触到刚发明不久的新兴媒介，且能进入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摄影史早期最重要的开拓者之列，与她的出生背景、教育、阶层等有着极大的相关。

那时，不同阶层的女性，生活差异很大。中上阶层的女性主要把大量闲暇时间花在社交上，如参加下午茶聚会、舞会、骑马、打猎、看表演等休闲娱乐活动。中产阶级的女性，一般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她们最大的目标，便是努力嫁入贵族阶层，而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少数这个阶层的女性开始有了—些职业，如管家、家庭教师等，也有极少数闷头在家写作，最后成了作家。而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女性来讲，生活便是无休止的劳作，如农务、家务、为人洗衣服、打扫，等等。

就算出生阶层再优越，也并不一定为女性带来社会层面的自由度。而阿特金斯得以进入当时社会允许女性进入的小部分领域如植物学等，都在于其博闻广识的父亲以开阔的胸怀对她的爱和培养。

阿特金斯的父亲约翰·乔治·阙尔登（John GeorgeChildren）是化学家、矿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他还发明过一种不需要水银就能从矿石中提取银的方法。阙尔登出生富裕的上层家庭，沿着从伊顿公学进入剑桥大学的精英教育路线成长。在1807年，他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并在1826年成为该学会的秘书。另外，他从1816年开始在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部工作。而且，他还在1833年创立了后来的伦敦皇家昆虫学会，有好几个当时发现的新物种，还根据阙尔登的名字来命名。

阙尔登生活在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不停冒险以扩张人类认知的海洋帝国时代的英国，那个时代，精英社会掀起了一股自然历史的热潮。当时人们探索的丰硕成果，如今依旧可以在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找到无数见证。而科学、探索、冒险等，成了当时精英社会的主旋律之一。

阙尔登是当中的一员，他开明且富有远见，对女儿的培养付出了极大心力。阿特金斯是独生女，母亲在其出生后不到一年便过世，阙尔登给了阿特金斯对当时女性来讲非常罕见的教育，他给阿特金斯和她的朋友们上科学课，还让阿特金斯做他的实验室助理。在父亲的教育下，阿特金斯开启了对实用技术和科學的热爱。父亲的培养使她成了一名热衷植物学、画画、写作，且兴趣广泛的女孩，她还曾为父亲翻译的一本关于贝类的法语书画了200多幅水彩插画。在当时的女性中，这都是极不寻常的。

父亲的培养，让阿特金斯跳脱了维多利亚时代一般女性在求知与探索上的束缚。而在1825年嫁给了同样上流阶层的约翰·贝利·阿特金斯（John Pelly Atkins）后，幸运的是，丈夫仍旧给她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去追求她对植物学的热爱。

在父亲阙尔登令人咂舌的社交圈中，阿特金斯进而结交了两位摄影界的先驱——约翰·赫歇尔爵士和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

作为摄影史上的重要开创性人物，赫歇尔爵士在1842年发明了蓝晒法（cyanotype）。这种制作影像的方法，先要将柠檬酸铁铵和铁氰化钾两种药剂按照一比一混合，混合后的溶液作为感光剂。接着，用蘸取了感光剂的刷子刷匀在纸面上，让其在室内自然风干，再将海藻的植物样本放在风干后的纸上，盖上玻璃固定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如果阳光好的话，大约晒十来分钟就可以拿去用水冲洗了。冲洗的过程就是显影的过程，冲洗至显影出来后，再将纸自然风干，如此，一张蓝晒照片就完成了。这种成像方法虽然不太复杂，但从发明者本人赫歇尔爵士那里得到的指导，让阿特金斯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有优势顺利制作出照片。

阿特金斯还在制作《英国藻类的植物：蓝晒印象》一书的过程中，与发明了卡罗式摄影法的塔尔博特保持着通信，以沟通、交流制作方法。

如果不是出生在上流社会，社交圈内都是当时英国社会顶级的科学、文化精英，且父亲和丈夫都极力支持，或许维多利亚时代不会出现阿特金斯。

同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创作者，阿特金斯对摄影这种在当时具有挑战性的新媒介的尝试，还确立了女性在摄影史开端的重要地位和贡献。摄影史需要她，而她并不需要摄影史

与过去几个世纪的大多数女性一样，阿特金斯的贡献没有被官方资料所记载。而她在书中引言上所签的“A.A.”字样，也曾一度被后世理解为匿名业余人士（Anonymous Amateur）。

好在，时代总在变化中蜿蜒向前，如在一战结束的1918年时，英国女性便争取到了选举权。在一波又一波的平权运动后，男女权益在现今虽然并未完全平等，但已大为改善。可以看到，关于女性、黑人、亚非拉等地区的展览，在各地重要美术馆的展览中正蔚为风潮，在时隔一百多年的今天，这些场所的策展人、美术馆、博物馆、媒体等则继而将新确认的史实，将阿特金斯放在聚光灯下，且一再持续让其亮相。

对阿特金斯本人来讲，这些一定是她不曾料想过的。个人很难跳出时代的局限，而从阿特金斯当初的种种行为来看，未必想要进入公共视野的她，可能也未必想要进入摄影史开端的坐标中，获得这些声誉和定位。

但是，我们依旧要一再肯定她在摄影领域的贡献，因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摄影史，是摄影这个当今已当之无愧的艺术门类所需要的，但在当时，在阿特金斯使用新兴媒介摄影上，其科学性、工具性大于艺术性，而且摄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而存在。更重要的，无论时代环境还是她本人的行事风格，都表明她无心于因此而来的掌声和荣誉。因此，或许这样的结论更适合现今世界跟她的关系：摄影史需要她，而她并不需要摄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