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步形成新均衡，并以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为主要特征。在长寿时代下，人类疾病谱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健康寿命的关注将产生庞大的需求，促使健康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同时，个人消费、储蓄、财富积累的方式会为之改变，财富管理的旺盛需求将引领财富时代。随着人类迈入长寿时代，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必然随之到来，需要用大健康的视角系统性地分析三者的关系。
长寿时代
长寿时代的特征是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寿命延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预期寿命每10年会增长2～3岁，若干年后，相当多的人可能进入百岁人生。与此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结构转变为柱状结构，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见下图）。
“长寿时代” ≠“老龄化”
面对人类寿命日益延长，一些学者聚焦于寿命实质增长所带来的生活与就业的改变，提出了“长寿时代”（the Age of Longevity）的概念（琳达·格拉顿等，2018）。“长寿时代”这一概念，虽然包含“老龄化”所描述的一些典型人口现象，但更多地指向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后人类社会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有着更丰富的含义。首先，“长寿时代”更具前瞻性，强调人口结构转变后的新均衡及其带来的影响，启迪个人和社会立足全生命周期，积极主动地应对这一变化。而老龄化多是关注老年人口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和发展困境，其视角往往着眼于老龄人口本身及其产生的问题，偏向被动应对。其次，“长寿时代”涵盖的领域更广，包括长寿与健康、财富等主题的内在关联，蕴涵了人口现象背后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
长寿生命过程
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长寿时代，个人需求将呈现新特征。随着人生的延长和人生阶段的变化，个人需要重新审视长寿的生命过程，对人力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与消费重新进行规划。在此背景下，个人需求将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健康需求，让生命质量得以有效延长，有充分的活力面对人生阶段的变化，而不是在虚弱和病痛中虚耗漫长的人生；二是财务和养老金需求，为预期增加的寿命储备更多的资金，维持财务稳定，满足养老和健康的需求，从而获得有质量的长寿人生；三是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需求，长寿时代个人维持生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将不断变化，需要终身学习，随时代变化掌握新的技能，以更好地积累财富应对长寿人生。这些个人需求的变化都对现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就业等所有结构提出挑战。长寿时代个人最核心的三个需求恰恰都对应当前服务业中的高端产业。未来，与长寿相关的健康、养老、教育产业和与之对应的科技、研发产业的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均值。
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20世纪90年代起，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始倡导“健康老龄化”，后又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人们意识到应多角度地看待老龄人口增长现象，研究领域逐渐多样化、细分化。老龄人口增长开始被看作是科技、医疗、健康护理、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该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长寿时代下预期寿命的延长、生存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功能的变化将造就健康产业及健康经济，同时社会储蓄结构及财富积累形式将会发生变化。长寿时代对生产、需求、就业、增长、社会公平等多方面都将产生影响。
长寿时代下的健康时代
在长寿时代，人类的预期寿命获得延长，同时也面临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健康挑战。健康成为更为迫切的需求，且这种需求将更加多样化和长期化，成为健康产业成长的强劲动力，健康时代随之来临。
全球发展趋势表明：越是长寿，带病生存越将成为普遍现象，虽然我们寿命在不断增加，但生存质量则不一定随之变得更好。因此，获得的额外寿命是处于身体健康还是疾病状态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面对长寿时代带病生存的疾病负担在未来将对卫生系统的规划、健康相关支出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长寿时代的带病生存使得人们与健康相关的费用支出剧增。据国内外的有关资料显示，人均医疗费用和年龄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60岁以上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是60岁以下年龄组医疗费用的3～5倍（李剑阁，2002）。同时，老龄人口规模的增加必然带来社会医疗总费用的增加。日本研究显示，医疗技术进步、经济财富增加、人口老龄化和民众患病结构的不断变化共同导致医疗卫生支出不断攀升，其中技术进步因素占比40%，为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分别占26%、18%和16%（胡苏云，2013）。
长寿时代，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大健康产业的极大发展。为人们提供健康生活解决方案，是大健康产业最大的商机，也将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在美国，卫生总支出占GDP的17.9%，大健康是最大的产业。美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卫生总支出占比达到 36%；如果从55岁算起，29%的人口花费了56%的卫生支出。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房地产占比最高，其次是汽车，卫生总费用在GDP中占比仅有6.4%。
健康时代里最核心的产业是医药工业、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美国有15家大健康企业，中国只有2家算是大健康企业。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8万亿元，2030年达16万亿元。可见，中国大健康产业具有巨大成长空间和产业结构转变机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产業之一。
长寿时代下的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居民将更加依赖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来养老，财富管理需求旺盛，长寿时代将带来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财富时代
以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例，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也持续增加。而且，一国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与GDP的倍数关系基本趋于稳定，甚至上升。例如，根据瑞信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显示，近20年来，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7%上升至12%，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从4万亿美元上升至6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3.1倍上升至4.7倍，倍数呈持续上升态势。
财富时代，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居民财富管理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包括老年时期消费。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与广发银行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中国居民财富管理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家庭住房资产占比过高（70%），远高于美国的31%，严重挤压了金融资产配置。下一步，中国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预计将是大趋势，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另外经历资本市场洗礼，个人投资者开始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更倾向于向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寻求投资建议。
长寿经济
长寿时代下会产生新形态的长寿经济，并将在微观层面深刻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及健康财富规划，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方式、保持组织活力、承担社会责任。因此需要从社会、政府、企业三个层面探讨长寿时代的解决方案，尤其强调企业应创新商业模式、引入共享及生态理念，引导长寿时代下的产业变革与企业转型。
银发经济≠长寿经济
与银发经济强调老年人的消耗性消费不同，真正适应长寿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是更有活力的长寿经济。在长寿经济的概念下，老年人除作为消费者外，同时还担任着生产者和创新者的角色，在消费端和供给端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长寿经济是老龄人口推动的所有经济活动及其连锁反应的总和。一方面，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老龄人口的比例都将增加，市场需求非常庞大且可以预见增长。老年人通过不断变化的需求推动大量新产品和服务并为其提供资金，特别是那些采用技术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以直接、间接或者引导的方式形成和改变市场，缔造全新的长寿经济。波士顿咨询集团预计，到2030年，美国5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美国自2008年以来消费支出增长的50%，日本和德国的这一数字分别升至67%和86%。
第三次人口红利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个体在较长的生命周期内学习、生产、生活的方式将发生巨大转变，经济和社会价值也随之整体转变，长寿经济变得更为普遍，充分激发“第三次人口红利”，进而成为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之一。
传统理论认为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短缺，对资源的消耗和阶级固化对创新的阻碍。长寿经济下，情况可能变化。首先，劳动力短缺可以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同時受过良好教育的老龄人口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生产，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传统劳动力下降的压力。其次，资源的消耗可以通过发展新兴健康产业减少资源挤占。过往老龄化对投资的挤出作用主要来自医疗、护理等环节消耗资源。而这些部门是从急症诊疗角度提供产品，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在认识到老人带病生存问题后，新的健康产业将以基础医疗和慢病管理为中心。最后，创新的阻碍可能会在长寿经济新的组织形态下得到缓解。当全球步入长寿时代，在传统经济之外将产生围绕老龄人口的长寿经济，其范畴和结构、组织形态和生产方式都是新的，可视为社会经济的增量。
在中国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在需求侧，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创新将在更大程度上拉动经济，比如无人驾驶、智能家居可能成为重要的产业；医养结合社区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与之相关的养老产业链也将蓬勃发展。在供给侧，如何让老年人也能够“持续”生产，创造属于他们的“第三次人口红利”。
加速企业商业模式和组织转型
商业保险公司在参与构建长寿时代下的产业体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保险是金融服务业，更是民生产业，与养老、健康产业有天然的交集。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保险金的累积，解决不同层级客户未来长期的养老和健康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在长寿时代商业保险公司不仅可以是个人和家庭医养支付资金的重要承担者，是企业和政府采购养老和健康保障计划的产品提供者，更可以成为医疗、养老、健康服务产业创新发展的有力促进者。借用保险资金特有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商业保险公司长期投资支持养老地产、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不仅能解决上述产业发展的融资问题，也能实现保险资金投资的多元化，更是保险产业链的延伸，进而建立产业生态取得协同效用。
注：本文摘编自陈东升所著的《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原载于《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陈东升为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