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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仰而工作的人是幸福的

为信仰而工作的人是幸福的

朱孝远

科学的演化宛如一张巨大的过滤网:它把谬误过滤掉,并且不断地为真理填充坚实的,基础。从不科学到科学,从占星术到天文学,从自然哲学到自然科学,从毕达哥拉斯到哥白尼,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无一不在证实科学认知的连续性和辩证性。

我的手中捧着一本作者寄来的沉甸甸的大作,书名是《哥白尼的问题》(TheCopernicanQuestion),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韦斯特曼(RobertS.Westman)。这本书于2011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就立即引起了世界性轰动。我知道,这本书的诞生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蒸馏和结晶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23年。

令人着迷的哥白尼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这里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海军重镇,也是举世闻名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所在地。在这座校园里,清晰、理性的科学精神与浓厚的人文气息水乳交融,常常产生举世瞩目的优秀学者和完全出人意料的前沿科研成果。2005年4月,我与历史学家韦斯特曼的邂逅,就足以证明这一只o

《哥白尼问题》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历史学系教授罗伯特·S.韦斯特曼(RobertS.Westman)耗时23年完成的科学史巨著。

本书系统翔实地介绍了哥白尼提出著名的“日心说”的文化背景,即假说提出后意大利爆发的占星术信誉危机。生动描绘了14世纪、15世纪以日心说为代表的科学与传统占星术之间的对抗与内在联系,并通过更深层次的研究发现,这种新旧对抗与联系所产生的张力催生了现代科学。本书并不避讳哥白尼与传统占星术之间的关系,采用实事求是的史学手法进行书写,试图对哥白尼问题进行深层次解读。这本书回应并反驳了托马斯.库恩在《哥白尼革命》中的新旧范式替代说。

中译本出版时间:2020年6月

韦斯特曼是那种一见面就会让人感到愉快的人。他看起来相当年轻,乐观、快活、充满生命活力,并且是那种很懂得幽默的智者。

韦斯特曼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哥白尼的书,写了近20年,却离完稿尚远。他无奈的表情中透出兴奋和俏皮。

哥白尼?20年?这些神奇的词语中显示出韦斯特曼强烈的、不顾一切的决心。

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FriedrickHeer)在其《欧洲思想史》中曾说:“一种有创造性的历史观只能产生于危机时期。当人们发现过去的标准并不正确,不足以说明客观实际,又对未来没有把握,于是就转向历史。

对韦斯特曼来说,之所以要花大力气研究哥白尼,是因为先前解释体系中的“范式”出了问题。提到“范式”就知道他是指的是托马斯·库恩(ThomasSamuelKuhn)了。

我肃然起敬:“书出版后定要送我一本,这本书也一定要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是我与韦斯特曼在2005年春天里的约定。

托马斯·库恩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是一部科学思想史名著。有读者这么评论:“对科学哲学、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应该看一看,因为哥白尼革命拉开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序幕。”

与强调决裂、替代,喜欢以“革命”为书名的库恩不同,韦斯特曼却认为有关哥白尼的研究尚未完结。库恩在他的书中称哥白尼“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少数群体的天文学家,他不相信占星术”,而韦斯特曼的新研究,可以说,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我是在1991年开始撰写《哥白尼的问题》的,那时我对流行的观点并无怀疑。然而,在阅读了大量占星预言的文献后,我注意到了以前未能注意的联系。彼得·巴克(PeterBarker)所寫的评论文章....正确地强调:哥白尼是致力于捍卫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它们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眼中关于星的科学。”韦斯特曼这么说。韦斯特曼的这本书,提出了两个关于哥白尼的问题:

一是什么原因、什么背景促使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二是“日心说”提出后,为什么会出现哥白尼追随者(哥尼派)。换言之,韦斯特曼要深究哥白尼学说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

我们通常所认识的“日心说”,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一、地球是球形的;二、地球在运动,并且24小时自转一周;三、太阳是不动的,而且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只有月亮环绕地球运行。

尽管哥白尼所说的宇宙实际上只是太阳系,但他公开发表的看法则确定了地球是一颗行星,而太阳却坐落在最接近宇宙中心的地方。

为什么哥白尼要提出这个大胆的观点?为什么这非常重要?韦斯特曼认为,这就必须详细考察发生在哥白尼身边的方方面面。

哥白尼到底信不信占星术

哥白尼的学说是在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提出的。当时,一场有关占星术的争论正在意大利爆发,哥尼奋起阐明和重构天文学基础,其实是为了对占星术怀疑论者进行回答。然而,由此产生的哥白尼的天体运动学说,却为此后几个世纪自然哲学的伟大变革提供了新框架。

作为历史学家,韦斯特曼在他的书中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回避哥白尼与占星术家们的亲密交往。

1496年,23岁的哥白尼来到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在博洛尼亚大学攻读法律、医学和神学。大学期间,哥尼完全生活在占星术家们的圈子里。他住在老师、著名的占星术家诺瓦拉(DomenicoMariaNovara)家。在现代学者眼里,诺瓦拉是一位天文学家,其实,当时他在占星术界名气更大,他是一位正经营业的占星术预言师,博洛尼亚大学要求他每年都为博洛尼亚市公布年度占星预言。哥白尼就是从他那里学到了天象观测技术和希腊的天文学理论。

1496年,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皮科掀起了质疑占星术的浪潮。他指出:“当天文学家对天体运行尚存争议,对水星、金星、太阳充满不确定时,占星学家如何能够预言未来?”对此,诺瓦拉谨慎地回答:“行星提供的只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并不具有强制的必然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质疑促使哥白尼研究天文学,其后来的“日心说”正是对皮科攻击的一种回答,或者是对占星术、天文学的一种捍卫。

“日心说”是创造还是继承

韦斯特曼希望避免“把差异变成对立”,同时也避免把哥白尼的发现说成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在韦特斯曼看来,哥白尼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特别是对古代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日心说”的继承。

在写于1510年的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里,哥尼透露,自己早就注意到了毕达哥拉斯的“日心说”,“不是以自然哲学家的身份”,而是运用学到的数学天文学知识,仔细钻研过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土多德的理论。这表明,哥白尼是在继承从古至今所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日心说”的。

在托马斯·库恩那里,科学认知是通过“范式的革命”来实现的:当一种权威学说出现许多反例并露出诸多破绽时,“新范式”就会对“旧范式”取而代之。这种看法在宏观上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倘若我们从科学发展的具体状况来看,事情往往是另外一种样子。

韦斯特,曼对此的研究采用了辩证的态度,他认为情况要比库恩所说的“范式替代”复杂得多:在正统与异端、天文学和占星术、旧传统与新解释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甚至在对峙的同时也在相互渗透。

科学认知的基础因此既包括了真理,也包括了谬误,即那些错误的、非真理性的认识(失败是成功之母)。

若不是出于對占星术的质疑、对毕达哥拉斯“日心说”的深究、对托勒密“地心说”的勘误,以及8后伽利略、开普勒对哥白尼学说的实验证明和修正(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定律,提出天体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从而使哥白尼的学说与观察相符合),哥白尼的学说是难以出现和成立的。

科学的演化宛如一张巨大的过滤网:它把谬误过滤掉,并且不断地为真理填充坚实的基础。从不科学到科学,从占星术到天文学,从自然哲学到自然科学,从毕达哥拉斯到哥白尼,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无一不在证实科学认知的连续性和辩证性。

当我们靠近那些伟大的灵魂

韦斯特曼的这本书,因为要处理极为繁多、各种文字组成的原始手稿,还要建立和厘清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以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黑死病与占星术、天文学之间的各种关联,因此写得很苦、很累、很艰难。韦斯特曼说要寄给我一段话,坦陈自己写作时遇到的困难。遗憾的是,直到此文发稿,我尚未收到他的这段话语。

不过,我能够猜想:韦斯特曼能够坚持23年,一定也是为了一种与哥白尼相似的关于科学的信仰。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一切外在的东西都隐退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内心的王国。

我有时想:人充满辛劳地要去构建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又是什么呢?当人向世界敞开的时候,人很像是在“兴起”与“败落”之中被时时唤起。世界却并不动,也从不小心翼翼地去猜度人的行为。人借由辛劳度量这世界,但世界只是一个星体。星的神秘在于它并不确切,而是一种可能性。人经此一问,存在的根基就被撼动,但也从此被超越。在存在的真理中,生命的姿态往往变得轻重相继。人只好以这种样子向世界敞开,但世界却不把永恒的道理说尽。人因此空空如也,但也因此独立而不羁。确立世界,意指人确立自己。当人开始“站进去”时,他就站到了复杂的本质之中,因此,他也就能够在那里适时地确立自己。必须想象,像韦斯特曼这样为信仰而工作的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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