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占国土面积80%左右，东北部被天山山脉环绕，西南部被帕米尔高原环绕，被山峦环绕而相对孤立，这样的天然屏障对吉尔吉斯文化得以较好传承起到了保护作用。境内天山东西横亘，将该国分割成南北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域，人们集中居住在北部以楚河谷地为中心的平原地带和南部费尔干纳盆地周边地区，由此逐渐形成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南北差异。
因其在地理位置上连接了欧亚大陆，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多个文化在这里融合、交汇。吉尔吉斯斯坦因与中国接壤，与中国保持着历史性关联。《史记》《汉书》称吉尔吉斯斯坦为“鬲昆”“坚昆”；1世纪初，乌孙受匈奴人打击逐渐解体，移居到天山的一部分人跟当地居民相融合，形成吉尔吉斯部族的雏形；至唐代，吉尔吉斯斯坦被纳入唐王朝版图，大唐王朝于龟兹、疏勒、于阗、碎叶（比什凯克以东）设安西四镇，之后为喀喇汗王朝所辖；元代时为蒙古族察合台汗国地；清朝时，吉尔吉斯斯坦再次被纳入中国版图，直至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割地，吉尔吉斯全部土地被沙皇俄国吞并。
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目前拥有3项世界遗产：苏莱曼圣山、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西部天山。其中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涉及吉尔吉斯境内的有阿克—贝希姆遗址、巴拉沙衮遗址、新城遗址。
2018年10月10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受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11个重要文化遗产点和3个博物馆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经过与吉方沟通、协商，考虑时间以及天气等因素，此次考察的文化遗产点选择在比什凯克周边、奥什地区、巴特肯地区，对象包括遗址、墓葬和岩画。
重要遗迹
遗址
巴拉沙衮 巴拉沙衮遗址即布拉纳遗址，位于楚河州。遗址区域东侧保存有伊斯兰教宣礼塔，现高24米，宣礼塔西北处见城堡、城墙等遗迹。据吉方学者介绍，巴拉沙衮城始建于10世纪喀喇汗王朝时期。遗址区北侧有大量突厥石人，年代为6—10世纪，它们并非出土于巴拉沙衮城内，而是在楚河流域收集之后放置于此。从造型上看，石人以男性居多，或站或坐，留有胡须，双手置于腹部，右手放于左手之上，握有高柄酒杯。这些石人多数高1.3米左右，用天然石料雕刻而成。
阿克—贝希姆 阿克—贝希姆遗址即碎叶城，位于比什凯克和伊塞克湖之间，距比什凯克50公里，居楚河南岸。《大唐西域记》有记：“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这里最早形成于6—7世纪，曾是唐王朝边境要塞“安西四镇”之一，《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644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679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吉方学者介绍，城址由小城、大城和外城三部分组成，1893年沙俄学者在楚河流域发现了碎叶城遗址之后，1938年、1953年、80—90年代陆续在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有建筑基址、佛寺、道路等遗存。
新城 新城遗址位于楚河南岸、阿克—贝希姆遗址西北约20公里处，此处为《新唐书》中所载“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的新城。遗址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其北墙、西墙与外城相连。2017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这里的三号佛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我们这次调查时接近冬季，发掘的工作已经暂停。
乌兹根 乌兹根遗址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乌兹根市中心偏南，属奥什州，距离奥什市约56公里。遗址现存有喀喇汗王朝时期的陵墓和宣礼塔。陵墓由三座砖砌建筑构成，长30米，宽 13 米，高 10 米，埋葬着喀喇汗王朝的贵族。宣礼塔修建于11世纪，原高 44 米，后在地震中坍塌一半，1923 年得到修复，现存部分高 27.4 米。陵墓和宣礼塔外墙皆用红砖雕刻复杂纹饰，为伊斯兰风格。
绍逻巴沙特 绍逻巴沙特遗址位于乌兹根西北8公里，地势较为平坦。遗址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城墙和高台遗址现高3米，城址东部偏北处现存三角形土墩高台，为城堡遗存，现存高度5米左右。
墓葬
贝洛沃德斯科墓地 贝洛沃德斯科墓地位于比什凯克西约45公里，墓葬分布在道路边上的农田中。墓葬形制较大，數量超过20座，呈直线排列。墓葬上方多为圆形封土，直径20—30米。据吉方学者介绍，楚河流域和天山周围发现大量这一类型的墓葬，其中部分经过发掘后认定为乌孙时期墓葬。
卡拉·布拉克墓地 墓地位于巴特肯以南16公里处的卡拉·布拉克村南侧，整个区域范围较大且狭长，南北长超过1公里，东西最宽超过200米。整个墓地中墓葬数量超过900座，苏联时期的考古学家巴鲁兹金在此发掘了136座墓葬。卡拉·布拉克墓地的墓葬地面大多有封土，直径1.5—3米，个别石圈直径2—8米，部分墓葬封土中间塌陷，应该是木质葬具腐朽坍塌导致。一些早先发掘过的墓葬被简单回填，墓坑塌陷得更深。封土为土堆混杂碎石或直接填石，残高30—70厘米。这批墓葬的年代属于2—4世纪游牧人群的墓葬，但是从出土陶器判断，是来自于费尔干纳的农业人群。墓葬内出土装饰珠子、汉式铜镜，反映出当时丝路沿线繁荣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卡拉·布拉克墓地的墓葬资料和随葬器物大部分保存于俄罗斯埃米尔塔什博物馆，还有零星文物保存在奥什苏莱曼山博物馆和卡拉·布拉克村博物馆以及当地学校中。
岩画及铭刻
阿拉万岩画 阿拉万岩画位于阿拉万村东侧的一座山上，山下现在为一片穆斯林墓地和清真寺。刻有岩画的岩石高约10米，画面上可清晰看见2匹马的形象，是典型的大宛天马的形象。岩画山岩下的石头上有人工雕凿的圆形孔洞，这是一种祭祀的方式。除了天马形象的岩画，此处还有其他时期的岩画和铭刻，但是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勘察。
艾尔克卡什卡铭刻 艾尔克卡什卡铭刻位于艾尔克卡什卡村南部约2公里处的山谷中，距离奥什西南约26公里。铭刻在山谷西侧的岩壁上，山谷中有一条河，水流湍急，没有桥梁，因此只能从远处观察。铭文约有4处，字母较大。从地形来看，周围的山谷中只有这里有河流，沟通了不同的地区，这可能是这一处铭刻选址的重要原因。除了粟特文的铭刻，似乎还有阿拉伯文和现代俄文的铭刻，以及大宛天马、动物的岩画。整体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阿尔马赫山岩画 岩画位于阿尔马赫山，距奥什西北约7公里处。在此处发现有30多处岩画及1处人工雕凿的细密圆形孔洞，据吉方学者推测，雕凿孔洞应该是一种祭祀的方式。岩画内容以马为主，呈直立状，颈部与四肢细长，马尾外翘。除此之外还刻有羊和鹿的形象。
蘇莱曼山岩画 苏莱曼山岩画分布于奥什市中心的苏莱曼山上，苏莱曼山高191.3米，由5座山峰绵延组成，共长1663米。据统计，岩画数量共101幅，图案除了大宛天马之外，还有羊、人物等。山顶建巴布尔之屋，山下建清真寺及博物馆。
初步认识
此次考察城址5处、墓地2处、岩画及铭刻4处，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北部和西南部，此次调查增进了我们对吉尔吉斯境内的遗产点分布及文化内涵的了解。
首先，考察的5处遗址中，巴拉沙衮遗址、阿克—贝希姆遗址和新城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流域附近，地势较为平坦，有楚河作为灌溉水源，土地相对肥沃，农作物的生长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可以说3座古城遗址都体现着农耕经济的形态。南部的乌兹根遗址与绍逻巴沙特遗址位于锡尔河支流的卡拉达里亚河畔，河流下游流经费尔干纳盆地，对河岸上的农作物灌溉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南北两地的遗址在时代上虽有差异，但选址的共性是存在的，不同时间段都是依河而居。尤其南部两处城址相距仅8公里，说明这一地区也存在以河流为中心的城址迁移的现象。根据在乌兹根遗址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可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通往中国的丝路通道有两条：从乌兹根向南，沿着Gulcha河河谷进入阿赖山脉，翻越Terek-Davan进入喀什地区；从乌兹根向东，进入天山，到At-Bashi，然后道路一分为二，向北通过伊塞克湖南岸，从别迭里山口进入阿克苏地区，或者向南通过Tash-Rabat，从吐尔尕特山口进入喀什地区。这两条路线都经过了奥什地区南部、纳伦地区和伊塞克湖南岸地区。
其次，两处墓地规模较大，墓葬数量多，分属南北不同区域。北部贝洛沃德斯科墓地根据残存在地面的封土，目前可见的墓葬数量超过20座，以3座或5座为一组呈直线排列。地面残存封土较大规模的直径超过30米，较小的也有近20米，残高一般在10米左右。墓地整体保存状况较好，封土和墓葬形制完整，由于未见发掘资料，其埋葬方式、葬具葬式、随葬器物等信息尚不明确。卡拉·布拉克墓地的分布未见其规律性，封土为土堆混杂碎石或直接用较大圆石填埋，封土中间塌陷，所用葬具为木棺。通过对比，南部的卡拉·布拉克墓葬形制较小，封土采用圆石或碎石，北部贝洛沃德斯科墓葬形制较大，封土为圆形土丘。墓葬形制特征的差别，直接表现了吉尔吉斯南、北区域的文化差异，同时也展示了中亚地区文明的多样性。
再次，本次考查的4处岩画、铭刻主要集中在奥什地区，这里地处费尔干纳盆地东侧，自古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是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交融的枢纽。岩画内容以大宛天马为主，还有少量其他动物形象，同时也见日、月、人物狩猎场景等画面。画面基本采用正投影画法，多发现于山顶岩石上，或许是因为动物经常出没此处，或许这里是放牧的必经之地。岩画表达的含义不仅仅是动物本身，也有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崇拜、祈求等寓意，考察后可知，这些岩画附近都存在祭祀遗址或宗教性遗迹。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吉尔吉斯斯坦文物，从石器时代开始，青铜时代包括乌孙、塞人时期的文物，大宛时代南部的出土文物，破落那（宁远）、突厥时期的突厥石人、马具、武器，喀喇汗汗国时期的遗存，最后是西辽、蒙古时期的文化遗物，可见吉尔吉斯斯坦的历史文化保持延续性的同时，又因地处丝绸之路交汇点，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穿越天山时，我们经过了一处被当地人称为夏季牧场的山间盆地，游牧民族的人们在冬季和夏季有不同的草场，他们转场也是沿着相对固定的道路，这些道路也是古代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未来的调查还应关注不同季节交通路线的变化，寻找有关的遗迹现象。
附记：感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的邀请，感谢奥什地区、巴特肯地区文物管理部门的支持，感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苏莱曼山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帮助，感谢巴克特·阿曼巴耶娃女士、白婉淑女士。本次考察的人员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杨军凯、宁琰、赵兆。
（作者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