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奇峰
郑门村位于开封晋安路中段的南北两侧，以路为界，北侧为北郑门村，南侧为南郑门村。2012年，南郑门村搬迁，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在原址发现了清代的南郑门村遗址。
考古发现的清代南郑门村遗址埋藏在距地表4—5米深的地下，遗址之上的堆积，除地表现代遗存外，全部为纯净的沙土层和淤积土层。整个发掘区堆积基本一致，从上到下依次为：现代堆积层—淤积层—沙土层—沙土层—淤积层—清代村落遗存。
综观发掘区的平剖面，整座村落像一块琥珀一样被完整包裹在厚厚的淤沙之中，直观且确定告诉世人，这座村落突发性地覆亡于一次特大洪灾。
灾难
村落内零星散落有220多件各类文物，经鉴定，所有文物的年代下限都在清代晚期。这说明村落生活的年代就是清代晚期，再结合开封地方史志和黄河志书的有关记载，可以断定，这次洪灾是发生在清代晚期（1841）的一次黄河泛滥。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的河患，对开封城影响巨大。六月十六日午时，黄河水在祥符县三十一堡处决开大堤，并于傍晚时分抵达开封城郊，护城堤内很快“平地皆深丈余”。翌日早，城外“黄水弥望无际，四顾不见村落”，城外民溺死无算，洪峰经过的村庄人烟断绝，“有全村数百家不存一家者，有一家数十口不存一人者”，即使幸运活命者也倍历艰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莫可名状”，周遭的环境受到很大破坏，“沃壤悉变为沙卤之区”。此后河水又多次上涨，冲击开封城，城垣“此修彼坏，百孔千疮”。河决后，城内被水者“辗转迁徙，房屋多倒，家室荡然”。城内“坑塘尽溢，街市成渠”。
这次黄河泛滥，范围极大，波及豫、皖、苏等地区。开封更是首当其冲，遭大水围城8个月之久，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洪水过后，城池破坏、河道淤积、村庄湮灭、土地碱化、农田沙化，整个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经考古揭露出来的清代南郑门村落遗址就是这次灾难的直接见证。
布局
清代的南郑门村布局完整，特色鲜明。村落沿着一条东西大道对称分布，中轴道路路面宽广，路土坚硬，路面上有5条清晰的车辙痕迹，路两侧各有一条宽约2米、深约1米的缓坡水沟。在干道东西两端还分别发现了通往村内居民区和村外农作区的连接道路。
在中轴道路的两侧，集中分布了多处院落。道路北侧，为2处院落和2座房屋，居住区西侧还有2处农田和一口水井。道路南侧，交错分布有6处院落和9座房屋，在院落或房屋内保存有8口灶、3个鸡窝、2处厕所等设施。在院落内外、田间地头还发现了11棵树木，采集到10粒杏核、10粒桃核等。
整座村落中，围墙、房屋等建筑错落有致；水源充足，排水便利；农田围绕，树木疏落，共同构成了一幅清代开封地区农村聚落的水墨画。
位于清代南郑门村中部的主干道（编号L1）是本次清理出的清代村落的中轴线，基本上呈东西向，略偏东南。道路路面呈浅灰色，坑洼不平，包含有较多的碎兰砖、碎石块、细碎的小瓷片等，土质坚硬，宽7—8米。路面上车辙痕迹明显，共有5条。车辙印痕明显下凹于路面，两条车辙中心间距约1.15米。
在主干道的西部，还清理出一条跨越L1、连接南北的连接道路（编号L2）。L2略呈弧形，垫高通过道路L1两侧的水沟后，分别向西南和西北延伸。西南通往居民区，西北连接水井和农田。L2路面比较平整，呈浅灰色，有明显的踩踏层面，包含物较少，土质较硬。L2路面中间及向北延伸部分宽约1米，但向南延伸至居民区后，道路界限就不太明晰了。
据文献记载，该处自五代后周以来，就是开封通往郑州的咽喉要道，并一直沿用到清代结束。本次清理出的L1，道路修葺完好、路面宽广、两侧排水设施齐全、使用时间长、车流量大，很可能就是清代开封西向的主干道，该村落正扼守在开封西向通衢大道咽喉位置，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院落
中轴道路南侧共清理出6处院落、9座房屋。其中一号院落最为完整，三号院落最具故事性。
一号院落
院落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239平方米。一周有围墙，其中西围墙、南围墙和东围墙南半部保存基本完好，保存高度约1.14米，东围墙北半部则破坏殆尽，北围墙西半部借用房屋北墙，东半部亦荡然无存。围墙主体用草拌泥平层、分块夯筑而成，只有位于南墙中部的大门两侧为碎兰砖修砌而成。院落大门南向，东西宽约2.4米。入院门进入院落，迎面有一大片碎兰砖堆积，根据位置和残存形状，推测应该为影壁。院内有一座房屋，两开间，坐落在院内西北部。两间屋均开有一南向的房门，其中西屋南墙上还有一窗户。
西屋面积约15平方米，房门位于南墙偏东的位置，房门西侧的南墙上有一窗户，高度因破坏而不详。西屋西墙塌向屋内，北墙向北坍塌，南墙向南侧坍塌，东墙向东屋内倒塌。
东屋面积约9.6平方米，房门位于南墙正中，没有发现窗户，但在屋内西北角有一灶台，灶台形制基本完整，但台面无锅，侧边留存有一个灰陶盆改用的香炉。灶台脚边有两个“同仁堂”的青花瓷药瓶。东屋西墙与西屋东墙共用，北墙向北坍塌，南墙向南侧坍塌，东墙向东侧屋外倒塌。两间房屋墻体与围墙不同，墙基础部分用兰砖垒砌，约0.5米高，其上则为草拌泥平层夯砌而成。没有发现坍塌的房顶，故用材及修建方法不详。
院内东南角有一处临墙围建的小建筑，疑似厕所。院内房屋门前的空地上有一个石臼，保存完整。房屋东南角有一棵树，树下有两个陶缸，其中一个还用兰砖封盖口部。院内还凌乱散落有残破的陶水缸、灰陶罐、瓷碗、瓷盘等生活用品。
三号院落
这是一处不断扩大的院落，房屋扩建，院中有院。三号院落中最早建设的房屋是编号F13与F10的双开间。随着家户中人口的增长，需要分裂成两户。怎么分呢？F13与F10从一个整体变成了两个独立的房间，各自分给了一个新的家庭单元。为了适应生活的需要，分得F10房屋的一户，就在F10东侧又加建了一间房屋（编号为F9），同时，为了适应已经分裂为两个独立单元的现实，又在大院落（编号为YL3）中加筑了一个院墙，使得F10与F9合围成一个独立的单元（编号为YL6）。分得F13的家户同样需要扩充居住空间，怎么办呢？盖房。可是在原来院落（编号YL3）的西侧还有一个院落及房屋（编号为F11），已经没有扩筑的空间了。怎么办呢？向南扩张。于是F13的主人就在南侧新筑了一间房屋（编号为F12），满足了家庭生活的需要。
这种房屋建设的先后顺序及院落空间的重新组合，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户人家随着人口扩张，生活空间亦在不断分裂、扩大的变化过程，是当时基层社会基本家庭单元的样本。
村落内每家院落大小基本一致，院内布局大同小异。每家基本上都是拥有两间主房，而且房屋的材质和大小也基本相同。生产、生活用具基本同质，显现不出经济上的分化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
农田水井
在村落西北部发现了一处农田和一口水井，均保存完好。
农田位于发掘区西北部，揭露面积约71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田地一周有土埂，田地内被一道道东西向的土垅平均分割成小长方形。两个土垅间距约1.8米。垅内则土地平整。
在农田南侧约3米处有一口水井。井口平面呈圆形，基本与地表齐平，径长约0.65米，周围则用废弃的石磨盘围拢加固。井壁全部用兰砖错缝垒砌，随着深度的增加，井径也缓慢增大。水井清理深度8米，因出水停止发掘。已清理的填土可以分为三层：浅褐色沙土层—浅灰色黏土层—灰土层（包含有大量的灰陶壶类汲水器和哨子类的小玩具）。再向下，因地层涌水，停止工作。
在居民稠密的区域还能挤出一块田地，说明该区域当时土地利用率较高，土地开垦成熟，农业经济比较发达。水井修葺完好，维护正常，井口砖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水井利用频率高，使用周期长。
排水
在发掘区内共发现2条沟渠和3处排水通道。
两条沟渠位于主干道南北两侧，与道路平行分布，宽2—3米，深0.6—1.2米，是整个村落的主要排水渠道。
在居民区内部，其地势亦有明显起伏，有清晰的人为规划、加工的排水通道。以道路南侧居民区为例，该区的排水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位于六号院落的东侧，一条位于七号院落的西侧，皆南北向，且南高北低。院落内的地表水首先流到两条排水通道，再顺地势北流至道路南侧的二号沟渠。二号沟渠西高东低。汇集到此的地表水就会向东流出居民区，汇集到更大的沟渠或河流之中，从而免除村落的内涝之忧。
这些因势利导的排水规划说明当时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能力很强，有较强的预防灾害意识。
植被
本次考古清理并没有发现茂密的植被，只清理出11棵树木。其中田地西北角有一棵枣树（残高约1米）；一号院落外西北侧有一棵树木（树种不详），院落外北侧有一棵葡萄树（残高约1米）；二号院落内有一棵枣树（残高约1米），院落外东北侧有两棵树木（可能为槐树）；八号院落西围墙东侧有一棵树木（树种不详，仅余填满了朽木和沙土的树洞）；六号院落内有一棵树木（树种不详，仅余填满了朽木和沙土的树洞），院落南墙东端南侧有一棵树木（树种不详，仅余填满了朽木和沙土的树洞）；七号院落西围墙东侧有一棵树木（疑似杨树，仅余填满了朽木和沙土的树洞），院落外，西北方向有一棵树木（树种不详，仅余填满了朽木和沙土的树洞）。
发掘中，在地表还采集到约10粒杏核、10粒桃核等。
在发掘后的两个月内（2016年1月年度发掘结束后，田野工作暂停，2016年3月再次启动发掘），在房屋坍塌的墙土中发现长出了麦苗和塞拉秧。
这些植物遗存说明该区域人口稠密，但树木相对稀落，绿化率较低。房前屋后多种植一些实用的果木和绿化树木，不见北方常有的杨、柳等树种。
定格
除房屋、水井、农田等生产生活要素外，在院落或房屋内还发现了8口灶，3个鸡窝，2座砖台，2处厕所等生活设施。
这些残垣断壁、锅灶磨盘、桌椅板凳、神龛香炉……完整且忠实地记录下了灾难来临时的瞬间场景，没有打破，没有干扰，没有选择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后人身临其境，感受历史的震撼和真实。村落现场内，围墙、房墙倒塌的方向以及院落内盆、罐、缸散落的位置都在向人们明示着，洪水是从西北涌来，冲向东南方向的。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当时生产生活器物，其中有11件各式灯具，造型各异，既有双层浅盘红陶灯、单层灰陶豆形陶灯、牛角形青瓷灯、黑釉盏形瓷灯、酱釉盏形省油瓷灯，也有红陶动物俑形烛台等。这些各式灯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生活的趣味性和多样性。另外遗址中还出土6件陶香炉，而且全部出土于厨房灶台附近，这似乎和當时人们的某种日常信仰有关。
现在的遗址内留存至今的淤积层，平均堆积厚度尚有1米。盘桓在遗存之中，会深切感受到灾难的残酷，理解先民的自强不屈、生生不息。这些遗存见证了清代这一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还原了当时的环境地貌，定格了灾难的瞬间，为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感慨和启迪。
（作者为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