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2002年，重庆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了一件鸟形铜器。整体呈鸟形，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通体铸饰细密的羽纹，在羽纹上有规律的镶嵌绿松石，铸造工艺极其精湛华美。
按照古代青铜器类型划分，这件铜器本应是酒器“尊”，但该器物通体上下除鱼形嘴外，了无一孔，并不具备容器的实用性，只能暂定名为“鸟形尊”，现珍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鸟形尊的发现地小田溪巴王墓地，位于涪陵白涛镇陈家嘴村小田溪乌江西岸一个小山坡上，面积约8万平方米。从1972年起，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此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和一次中日联合物探工作，共发掘清理墓葬9座，出土大批战国时期珍贵文物。这些战国墓葬多屬战国晚期，规模较大，随葬品等级较高，属巴国贵族所有。
由此看来，鸟形尊是战国晚期的巴国遗物，距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那么，在秦国统一之前，中原文化、周王朝礼制文明理应波及此地。鸟形尊按照中原文化与周代礼制来考察，仅以其器形及其礼器性质，与所谓“凫尊”是比较接近的。
“鸟形尊”与“凫尊”之异同
宋代《宣和博古图录》上明确载录有凫尊的图形，与鸟形尊器形大体相符。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对这种周代盛行、宋代仿铸的上古铜器又有了新的研究与解说。《西清续鉴·绍兴古器评》曰：“凫之为物，出入于水而不溺水，以况习于礼者。如是也，盖诗人以水譬礼，谓水习之则溺，犯之则濡。然则取以饰饮器者，盖以示习礼之义。若夫彝之有舟、爵之设戈、盏之用戋，虽取理不同，亦示其不由于礼，则有残伤覆溺之患矣。古人警其过者，大率如此。饮酒者苟能以礼自防，岂有沉湎败德之患乎？”
清代学者以宋明理学的文化内涵来解释商周铜器的礼制与用途，认为凫尊的出现是以物表德，要让饮酒者“以礼自防”，像凫一样，“出入于水而不溺水”，出入于酒而不滥酒。关于凫尊，这是清代富于儒学色彩的正统解说。后来清宫依此造器，至今故宫博物院仍珍藏有清代铜胎掐丝珐琅器凫尊一件。
《宣和博古图录》上的周代凫尊图样与涪陵鸟形尊实物相比较，多出了尊体上的柱形开口与器物侧边供手提拿的鋬。而涪陵鸟形尊之所以没有这两处部件，乃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容器，没有液体注入与流出的功能设置。
涪陵鸟形尊，作为战国后期的巴国象征器，虽然有仿效中原文化模式下“礼器”的成分，但其地域特征非常明显，又试图有所创新、有所发明。除了整个器形的功能改造之外，在器形中对多种动物肢体的组合塑造，体现出来一种明确的造神意识。
“鸟形尊”与“凫渝”部族
这种造神意识与中原文化对“龙”的图式构造与图像尊崇如出一辙，只不过巴国人选取的特定地域图像有所不同、物种肢体形象有所取舍罢了。如果说“龙”的形象整体取自于蛇，属爬虫类；而鸟形尊的形象整体则取自于凫，属水禽（鸟）类，这样的差异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可能与三千年前的商周更替之际，商王残余部族的大迁徙有关。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约三千余年之前，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商纣王战败自焚，但由商王父系的多子族或母系的多生（甥）族所构成的360个遗商氏族，军力雄厚，实力依然未损。这种王死军在的危险处境，令登上宝座的周武王食不甘味，忧心难安。经过十余年备战与周密筹划，周公亲率姬周联军东征，以摧枯拉朽之势杀向360个氏族。终于，这些商人残余部族被周军击溃，四散败逃而去。
在大逃亡的商人残部中，其中有一个称为“凫渝”的部族，扛着绘有野鸭图腾的大旗，所经之处皆留下了或含“凫”字音，或含“渝”字音的地名，成为这段历史的生动存照。他们一支向东北奔走，于是今吉林有扶余县；一支往西南逃奔，从山东的平原、夏津的鄃县经河南洛阳的俞随水而来到四川盆地的渝水。不难想象，逃奔而来的“凫渝”人进入巴蜀地域之后，其文化形态与文明遗风对巴蜀土著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如重庆与四川文化虽然一度合称为“巴蜀文化”，强调其上古时期在地域与历史上的亲缘联系。但后来重庆地区也简称“渝”，在这一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上，恐怕也确曾受到了这一支“凫渝”部族迁徙而来的影响，令其曾在上古时期颇受古蜀文化影响的历史背景之下，逐渐呈现出了“合而不同”的个性特质。虽然“巴蜀文化”这一概念至今盛行，可也理应意识到自上古时期至秦国统一这一段历史区间之中，巴、蜀两地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中也蕴藏着一些局部上的区别。涪陵鸟形尊的出土，是巴蜀两地文化虽有地缘之亲近却早又“合而不同”的有力证据。
这一支向西南逃生的“凫渝”人，也随之带来了他们的图腾崇拜物“凫”。凫本是一种水鸟，就是野鸭的古称。据说，这种野鸭与家养鸭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头部与翅膀的部分羽毛为翠绿色。这一图腾随着“凫渝”人的西南大迁徙，迅即与巴国人曾有的虎崇拜、鱼崇拜以及中原文化的凤鸟崇拜、散居巴蜀各地的彝人鹰崇拜文化相结合，于是出现了整体呈鸟形，有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通体饰细密的羽纹，在羽纹上有规律镶嵌绿松石的涪陵鸟形尊。
涪陵虽然自古以巴国贵族墓地众多而闻名，其地名中的“陵”字即是此义，可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涪”字音通“凫”，也极可能寓示着“凫渝”人对此地的深刻影响。这一深刻影响，从商代末期到西周时期还处于酝酿、发育阶段；而到战国晚期时，应该已经成形，而且日趋成熟。涪陵鸟形尊出现在巴国贵族的墓地中，作为珍贵随葬品入葬，已然可以明证“凫渝”与土著巴文化之紧密结合了。
“鸟形尊”融会巴蜀文化与中华文明
这一支商代末期向西南逃生的“凫渝”部族，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蜀国的第三代蜀王氏族“鱼凫”，会令人揣想这一支部族可能也曾流徙至古蜀国境内，并接受过古蜀文化的某种影响。
在古蜀神话中蜀人的前三代先祖氏族乃“蚕丛”、“柏灌”与“鱼凫”。鱼凫以驯养控制一种捕鱼的水禽（俗称“鱼老鸹”）闻名于世。这一氏族以此捕鱼水禽（鸟）为氏族崇拜图腾，影响一度波及到了广汉三星堆文化及金沙遗址。
三星堆文化二期、三期遗物中屡见“神鸟”图式。金沙遗址更曾出土举世闻名的“太阳神鸟”金箔片，以“神鸟”——经过某种修饰变形的水禽（鸟）图式作为氏族崇拜图腾，曾在三四千年之前的古蜀国地域风行一时。
1996年，考古工作者对成都温江境内相传为鱼凫古城的鱼凫村遗址进行勘探发掘，清理出土大量相关文物。此次试掘基本证实古城距今4000年左右，早于广汉三星堆遗址，属新石器时代。
不妨设想，鱼凫王国覆灭千年之后，这一支商代末期向西南逃生的“凫渝”部族，行踪旅迹深入巴蜀地域之际，亦极可能目睹了自鱼凫氏族以来，迭经三星堆、金沙文化衍变而来的古蜀“神鸟”图腾，感受到了今四川境内源自水禽（鸟）崇拜的古蜀文明与文化，油然生发出了某种自然而然的文化默契。毕竟，这一以野鸭为图腾的部族，对水禽（鸟）图腾的亲近感与认同感，是有着先入为主的预设的。
基于这样一种文化默契与图腾亲近的情势之下，“凫渝”部族及其后代遗脉，或其与巴国部族相结合而产生的混合族群，因地制宜结合巴国当地文化特质，潜移默化接受古蜀文化影响，制造出“鸟形尊”这一形制奇特、内涵丰富、文化多元、难以定论的象征器物来。
这种部族融合与文化融会的历史进程，直至两汉时期，仍在继续。在流经巴蜀两地的涪江两岸，三台县境内的东汉崖墓群中也经常出现“凫”的浮雕形象。仅据笔者所见，在三台县金钟湾一座崖墓墓室后壁浮雕的兵器架图案上，就有数只或卧或翔、或立或游的凫鸟图形，这可能即是“凫渝”人向蜀中迁移的存照之一，也可能正是“凫渝”文化最终融会于巴蜀文化的尾声余响。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