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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塞全名詹斯·雅克布·阿斯穆森·沃尔塞（Jens Jacob Asmussen Worsaae），是近代考古学先驱，丹麦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曾任丹麦文物古迹保护督查官和国家博物馆馆长，并在克里斯汀·安德烈亚斯（Christen Andreas Fonnesbech）内阁时期（1874—1875）担任文化和教育部部长。
“第一位职业考古学家”
沃爾塞1821年3月14日出生于丹麦中部瓦埃勒郡（Vejle）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瓦埃勒郡的财务主管，也是皇家北方文物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Northern Antiquities）的成员。沃尔塞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受其父的影响，自少年时代起便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832年，在沃尔塞还只有11岁的时候，父亲将其在自家土地上发现和维埃勒港挖掘得到的2把石斧交给了他，沃尔塞受到启发，开始在日德兰半岛的东海岸进行相关古物的搜索，后又将搜索范围扩大到日德兰半岛中部和南部。可以说正是父亲的影响和启发为沃尔塞未来将考古学作为自己毕生职业奠定了基础。
早在1835年，沃尔塞还在兰德尔斯（Randers）读高中时，就应邀参加了在霍森斯（Horsens）外的比格霍尔姆河（Bygholm）墓葬发掘活动。在接下来一年时间里，他又参与了杰林各（Jellinge）附近的考古发掘活动。1838年，沃尔塞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大学期间，沃尔塞开始以助手身份和担任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的C.J.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一起工作。正是这段经历让沃尔塞掌握了汤姆森的“三期说”（Three-age system）理论，为他之后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和地层学知识证明“三期说”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让“三期说”不再仅仅是一种基于博物馆的藏品而推论的学说。由于沃尔塞接受过专业考古知识学习以及对丹麦古墓葬进行的一系列专业考古发掘，通常将他认作是第一位职业考古学家。
随后，沃尔塞找到当时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Christian Ⅷ，1786—1848）作为自己的赞助人。在国王的帮助下，沃尔塞结合所学以及考古发掘知识写了一篇丹麦古物研究领域的综述类文章——《丹麦原始古物》（The Primeval Antiquities of Denmark），系统阐述了考古学知识和汤姆森的“三期说”，使“三期说”最终成为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1843年在丹麦首次出版就广受欢迎。
1849年，《丹麦原始文物》被翻译成英语出版，强烈地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学者，这其中就包括在《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一书中提出史前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阶段的美国人类学先驱刘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
在沃尔塞之前，以历史学家苏姆（Suhm）为代表的丹麦史学界将丹麦的原始时期定义为“传奇时代”，对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和传说进行研究，将神话中北欧诸神人物解释为史前民族的国王和领袖。沃尔塞反对这种史前神话观点，他认为研究史前时期最好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以古代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家，他相信通过对古物研究获得的关于史前的知识，必然不同于基于书面文本的历史时期知识。他的这种观点在哈拉德斯克·桑德女人（Haraldsk？r Woman）的生存年代认定问题上得到验证。
哈拉德斯克·桑德女人是最早发现的沼泽尸体之一，1835年由挖掘泥炭的工人在日德兰半岛哈拉德斯克·桑德沼泽地发现。泥炭沼泽的厌氧和酸性环境对尸体的良好保存起到重要作用，出土后的哈拉德斯克·桑德女人不仅骨骼完整，皮肤和内脏也保存了下来。最初这具尸体被认为是公元1000年左右的挪威女王冈希尔德（Gunnhild），沃尔塞结合考古地层学知识反驳了这一观点，提出这具尸体和大多数沼泽尸体一样，对应的年代应该是铁器时代，而且比编年史中记载的任何历史人物都要早至少500年。
1977年，通过14C测年确定了这具尸体是一位生活在公元490年左右的铁器时代早期妇女。尽管没有人能证明哈拉德斯克·桑德女人是否具有皇家血统， 但她的遗体仍被陈列在丹麦圣尼科莱教堂（St.Nicolai Church）北耳室玻璃石棺内。
沃尔塞的“维京时代”
维京时代的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驾驶长舟频繁南下，亦商亦盗，对欧洲大陆北部、不列颠群岛乃至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各地频频发起冲击。这段时期对中古时代欧洲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中古欧洲文明整体面貌的重要力量。
19世纪中叶，丹麦与德国政治局势紧张，挪威学者彼得·安德烈亚斯·蒙克（Peter Andreas Munch）提出丹麦最初是由德国人定居的，这为德国入侵丹麦提供了论据。沃尔塞认为考古学本身是一个跟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学科，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在丹麦考古方面的工作证明了当地人在该地区有着悠久历史，但是由于涉及的时间跨度太大，考古记录中的史前民族无法与任何现代民族相鉴别，这恰恰变相否定了丹麦最初由德国人定居的论断。
1845年起，沃尔塞在丹麦王室的资助下，开始到英国和爱尔兰等地进行以研究维京人为目的的学术旅行，他研究了相关的出土文物和历史遗迹，并对北海周围的文化进行了描述。沃尔塞在1852年写了《丹麦人和挪威人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记述》一文，文章中将维京人刻意“丹麦化”。1873年，在其《维京时代的丹麦文化》（De Danskes Kultur Ivikingetiden）一书中首次将“维京时代”一词作为学术用语正式提出，对“维京时代”的内涵加以定义，并将其视为一个“强大的丹麦时代”（Danev？ldets tid），使得丹麦民族和国家属性与之紧密相连。很显然，沃尔塞“维京时代”概念的提出是为丹麦民族主义所服务，目的是为丹麦民族在历史中寻找到立身依据，从而让丹麦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
“厨余堆积”的发掘
贝丘（Shell Mound）遗址是以文化层中包含大量人们食余弃置的贝壳为显著特征的人类居住遗址类型，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的则延续到青铜时代或稍晚。早期的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贝壳堆积并不是人类行为形成，而是由风、水等自然作用形成。到19世纪，一些地质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开始思考这些贝类堆积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丹麦考古学家拉斯穆斯·尼厄鲁普（Rasmus Nyerup）从1806年开始对贝丘遗址进行挖掘，将其称之为“厨余堆积”（Kitchen mid-Den）。
为了解决贝丘遗址是人工堆积还是自然堆积的问题，从1847年开始，哥本哈根大学的三位教授——沃尔塞、生物学家亚帕图斯·斯腾斯特鲁普（Japetus Steenstrup）、地质学家希哈默尔（Johan G. Forchhammer）在政府资助下对贝丘遗址进行了最早的专业化考古发掘，这大概是最早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发掘。结果表明，他们发掘遗址中的贝类包含多种栖息于不同区域的贝类且均为成年个体，同时出土了人工遗物、木炭和动物骨骼等，结合自然形成的贝类堆积应该会有所有年龄层的贝类，况且堆积中包含的人工遗物也只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他们确定这处遗址是人类利用贝类丢弃贝壳形成的堆积，沃尔塞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堆积如山的牡蛎壳一定是石器时代人们吃过的食物残骸。”
1851年，沃尔塞再次对丹麦的一处贝丘遗址进行发掘，通过发掘沃尔塞认识到石器时代的第二部分沉积物与墓葬有关，显示出畜牧业和农业的迹象，通过人工制品的不同特点，沃尔塞提出丹麦的石器时代有一个觅食时期和一个农业时期，进而认为石器时代还可以分成早、晚两个时代。沃尔塞当时所区分的两个时代实际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石器”与“新石器”。沃尔塞可能是第一个设想史前时代有着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划分的人，只是当时他没有使用这些术语，“新石器”这一名词最终由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在1865年第一次提出，后成为标准术语。
沃爾塞一生致力于丹麦的古迹保护和考古学的发展，支持考古学作为一门专门科学，并以科学影响其研究和考古发掘，对考古学学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担任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期间（1865—1874），沃尔塞成为了新一代考古学家的导师，这其中包括他的继任者丹麦的索菲斯·穆勒（Sophus Muller），以及紧随其后的尼尔斯·布鲁泽留斯（Nils. G. Bruzelius）、汉斯·希尔德布兰德（Hans Hildebrand）和奥斯卡·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他们进一步发展了通过考古发掘建立史前年表的方法。很显然沃尔塞的职业生涯是成功的，他的一生对考古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作者为苏州市吴中区博物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