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明形态的起源及其运动机制研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为此，许多学科都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享誉世界的名著。考古学作为研究文化及文明事象起源的优势学科，当然也对国家文明形态起源的问题有着独特的学术敏感性和自觉性。回看中国考古学史，从王懿荣等发现殷商甲骨文，到安特生发现史前仰韶文化，李济寻找夏墟及夏文化，史语所考古组发掘殷墟遗址，吴金鼎发现龙山文化，施昕更发现良渚文化，苏秉琦通过陶鬲寻求周文明的来源，再到新中国考古界持续对夏、商、周，及龙山时代、仰韶时代的探寻和研究乃至国家设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等，展现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对国家文明形态起源问题的苦苦求索。
中国考古学的三位大师—李济、夏鼐、苏秉琦—在学术生涯中都向社会奉献了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独到研究成果（《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位先生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求学背景、学术理路和治学方向，但他们在中国国家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走向了“统一”。
这三部书的成书过程基本相似。李济先生的书是195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所作三次学术讲演的汇集。夏鼐先生的书是1983年3月于日本所作公开演讲的结集。1994年底，苏秉琦先生拟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去讲学，但因病在次年初改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邀请，与郭大顺先生“谈话”成书。三位先生是在不同时期和在掌握不同资料系统下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态所做的思考，因而在表达内容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但是他们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却有着类似的特点。
李济先生认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他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起始点放到蒙古人种形成和旧石器时代，指出铲形门齿是蒙古人种区别于其他人种的一个特征，而这种特征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直到现在也从未中断，为此，他说“究竟是哪个民族的人创造了古代中国文明？很显然，就是从旧石器时代直到新石器时代乃至今天一直生活在东亚土地上的先民”，他特别认为，“讨论早期的中国历史应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新石器时代的华北从精神上和经济上为定居文明提供了背景”。他认识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材料，认为彩陶民族的文化可能为夏朝所继承和发扬。受资料限制，1955年李济先生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主要还是以殷商资料尤其是殷墟的考古材料为核心。
夏鼐先生同样主张“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与李济先生一样，夏鼐先生把中国早期文明的存在定位于夏商时代，认为“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还有比这更古老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他指出，新石器诸文化，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姆渡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为后来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问题上，苏秉琦先生无疑是集大成者。在《两个怪圈》篇章中，他指出“考古学要想独立研究历史，探索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就要建立本学科的方法论”。在《学读天书》中，他提出“鬲，是中华古文化的一种代表化石，对于追溯中华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起源与流变具有特别意义”，总结出“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的考古寻根方法论。在《解悟与顿悟》中，他指出仰韶文化从它发现开始就和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在《条块说》中，他运用“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把中国的数十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从而为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奠定了基础。他认为，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但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国家形态的出现，具有国家文明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包括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在《三部曲与三模式》中，他提出国家文明产生的三历程“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国家文明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有一个古国林立的時代。在《双接轨》中，他认为东西方古代文明的发展大体同步。苏先生总结说，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百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总之，三位先生都对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尽管他们研究的视角和成果有所不同，但他们又都对中国文明的特征发出由衷的赞叹。如李济先生：“中国是依然卓立于世界上的最古老国家”；夏鼐先生：“中国文明是独自发生、发展，而非外来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和影响”。苏秉琦先生说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一是中国人有一双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善于创造；二是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其根脉盖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大概只有考古学家才会做出这一科学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