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强 韦松恒
釉是附着于陶瓷胎体表面的一种连续的玻璃质层,用矿物原料按一定配比制作釉料施于陶瓷坯体之上,经一定温度煅烧而成。釉的主要原料熔点都很高,如石英熔点高达1710℃,高岭土熔点约为1785℃,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添加助熔剂来降低釉的烧成温度。古代陶瓷釉料按照助熔剂种类和烧制温度的不同,一般分为高温釉和低温釉,我国传统高温釉主要有钙釉和钙碱釉,钙釉的熔融温度在1150—1250℃之间,钙碱釉为1200—1300℃;低温釉通常指铅釉,铅釉的熔融温度在800—1000℃。需要指出的是,“釉”并非瓷器专属,以含铅矿物作为助熔剂引入陶器色釉制作在我国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如临淄战国齐墓出土的釉陶罍)。此后,经过古代工匠的不断创新、改进,衍生出一系列铅系低温色釉陶器(汉绿釉陶、唐三彩、辽三彩等),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品种。
出土的铅釉陶表面常常会出现银白色光泽的覆盖层,称之为“银釉”。“银釉”在器物表面一般呈层状分布,略有乳浊感,与基体结合不够紧密,易于脱落。关于“银釉”的形成,历来有不同说法,有人推测是棺椁中的朱砂变成水银而粘在陶器表面所致,有人认为是铅釉在埋藏环境中形成的还原物铅或类似云母之物,也有人解释为“陶胎入窑烧制前专门涂抹的一种材料,使其出窑后泛出银粉色的一种艺术加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铅釉陶表面的“银釉”进行了形貌观察和成分分析,较好地解释了“银釉”的显微特征、元素组成和形成机理。基于此类研究成果,我们也通过考古出土的6件铅釉陶样品来探究釉色变化的原因。
釉陶形貌观察
这批样品的釉色有黄色、绿色、黑褐色等。釉层与胎体之间结合不够紧密,部分区域秞面剥落严重,甚至露出胎体。我们利用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镜对样品进行形貌观察,形貌照片表明 “银釉”不仅只见于绿釉表面,而是不同釉色的釉面均分布面积不等的银白色层(也有色调略带土黄色)。釉面有裂纹存在,且银白色区域的网状裂纹较之其他区域明显增多,说明“银釉”易生长于釉面裂纹处。从绿釉陶断面照片来看,釉层中银白色层和绿釉层有明显界线,近表面为银白色,里层是釉陶原本的绿色,其中个别片段银白色层已基本取代绿釉,触及胎体。此类银白色物质结构较为疏松,容易剥落,它确实具有与云母类似的片状结构,但“银釉”碎片略带乳浊感,且除去后其下会显露釉层本来面目,其形成原因应与釉的成分有关。
“银釉”的组成成分
我们首先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对釉陶黄色釉面进行简单的元素定性分析,结果显示釉面主要特征元素为铅(Pb)和硅(Si),其中绿釉、黄釉和黑褐色釉的呈色元素包括铜(Cu)、铁(Fe)和锰(Mn)。在XRF测试的基础上,为探明“银釉”的物相组成,我们利用X射线衍射仪(XRD)对釉面外层银白色薄片进行取样分析,XRD谱图表明银白色物质为白铅矿,即碳酸铅(PbCO3)。作为铅釉陶的腐蚀产物,PbCO3是一种斜方双锥晶类,晶体常发育呈板状或片状,这与“银釉”层状结构特征吻合。
“银釉”的形成
我们利用扫描电镜—能谱仪(SEM-EDS)对绿釉陶断面进行取样分析。扫描电镜照片显示样品放大700倍时能明显观察到“银釉”和绿釉之间的空隙,两者之间界限分明,其中绿釉断面平滑光润,而“银釉”区域则呈疏松的层状结构,层数多达十余层。为掌握样品釉层断面的元素变化特点,我们由内至外对断面不同区域做了元素分布测试,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将特征元素硅(Si)和铅(Pb)的成分含量做成柱状图,可发现两元素呈相反的分布模式,其中Si从里至外含量渐少,而Pb由内逐渐“外流”并在釉表面聚集,积聚的过程就是釉层的腐蚀风化过程。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知,所谓“银釉”实为釉面之上的层状沉积物,是铅釉腐蚀分解的产物。在长期的地下埋藏过程中,铅釉会与环境中水和二氧化碳(CO2)等酸性气体反应,在接触层形成一层沉积物(主要物相是白铅矿
我国传统低温色釉都属于铅釉系统,相较于钙釉或钙碱釉的高温色釉,铅系釉有其特点:它熔蚀力比较强,釉层中少有石英和其他不熔物;高溫粘度小,流动性较大,在烧成过程中从胎釉产生的气泡能逸出釉面,表面平整光滑;折射指数较高,釉层清澈透明,釉面光泽强。但不可忽视的是,铅(Pb)作为重金属元素之一,是有毒性的,因此铅釉主要限于丧葬明器、建筑材料等用途。同时,铅釉的化学稳定性较差,易受到各种化学物质的侵蚀,导致釉层变得脆弱,严重时器物釉层会逐渐被腐蚀层代替,可深入到胎体,造成较大破坏。
不少人对“银釉”盛赞不已,将其描画为秋月之色浮于物面。作为时光留在铅釉上的印记,初观“银釉”,确实光彩动人,甚是美观。但美丽是有代价的,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银釉”是铅釉的典型腐蚀产物,属于文物的一种病害类型,在它形成的“旅途”中,会持续的破坏釉层,甚至取而代之,岂不悲哉?
(作者赵志强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韦松恒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