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刚
两汉时期，汉帝国在北部边境修建了近百座规模不等的边城和要塞，以防御虎视眈眈的匈奴。其中，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由公孙敖修建的受降城因其特殊的性质一直受学者关注。因为它是自西汉以来文献所载多座受降城中，唯一一座真正为接受敌人投降而建的，也是距离关中最远的一座。2009年，俄蒙学者认为蒙古国南戈壁省的巴彦布拉格遗址即为公孙敖所建受降城。2020年，我们对遗址附近发现的人骨遗存开展了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和14C测年，科学数据揭开了这座要塞背后的更多故事。
遗址背景
1957年，蒙古国考古学家Kh. Perlee在南戈壁省诺姆贡苏木南约26公里的戈壁上发现了一处夯土围成的遗迹，平面呈长方形，地面还保留有高度不等的夯土墙。根据附近发现的箭镞和陶器特征，当时判断其为一座匈奴的要塞，遗址名称叫巴彦布拉格。尽管位于茫茫戈壁滩之中，这一地方却有着丰富的地下水，泉水从5处泉眼喷涌而出，适宜耕种和居住。巴彦布拉格在蒙古语中就是“泉水丰富”的意思。
1976年、1990年、2007年，俄罗斯和蒙古国考古学家多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并开展了部分发掘，发现五铢钱、箭镞、弩机和一些陶器、铜器碎片。2007年的调查表明，遗址地面保存的夯土墙最高部分可达2米，厚度8米；北墙保存比较完整，长度130米；东西墙分别保存有24米和65米，南部及南墙都被泉水冲蚀而不存。遗址的地表形态在卫星照片上还能够清楚看出。2009年，俄蒙学者再次联合对遗址进行发掘，并根据发掘结果认为该遗址即为公元前105年所建西汉受降城。
人骨堆积情况
在遗址东墙东侧约400米的位置，泉水冲刷出人骨遗存并被当地人发现，随后考古学家在此区域开展发掘。在揭开上部堆积之后，首先暴露的是一具腿向西南方向、仰身直肢安葬的人骨，但是缺少头部和右手。再往下清理，在一个直径约7米、深约1.3米的不规则坑中发现密集的人骨堆积，共计有20具相对完整的骨骼和33件不同部位的人骨残部。
坑的平面呈不规则形状，东部及东北部有较为垂直的坑壁，深度1.3米，坑底向西和西南方向逐渐变浅呈斜坡状。除了东北部坑边附近一具人骨（编号S16）为仰身直肢、安葬相对比较规整之外，其余部分人骨都是杂乱堆放，并且姿态各异。大部分骨骼上都能观察到暴力肢解或者锐器砍杀留下的痕迹，安葬相对规整的S16也缺少头骨。其中有17个个体能够根据骨骼特征判断为20—50岁之间的男性。
这些特征表明，葬在此处的人骨很可能是在汉朝与匈奴战争中的阵亡者。根据其中发现的部分兵器，比如汉式铁戟、铁铤铜镞等，发掘者判断他们可能是汉朝士兵。
堆积形态以及墓坑的不规则形状，使我们怀疑这些人骨堆积可能并非一次形成。同时，在汉代所建近百座边城遗址中，能够确认可能与城址或者汉匈战事有关联的人骨遗存并不多见，除了呼和浩特陶卜奇城址北门外发现的17具人骨遗存外，目前就仅有巴彦布拉格这一例。为了进一步弄清人骨的年代及可能的来源背景信息，我们采集了20个可以确定分属于不同个体的骨骼样品进行了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并随机选择S6和S8两个个体进行14C测年。
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
选取的20个样品中，有15个产出合格数据。结果表明，这些个体的碳氮同位素比值分布十分零散，表明他们的食谱特征差异明显。由于缺乏蒙古国境内匈奴时期人骨的稳定碳氮同位素数据，我们只能将数据与中国北方地区东周及两汉时期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巴彦布拉格遗址的的同位素数据中，除个体S13氮值较高（说明食肉水平较高），碳氮值都接近内蒙古三道湾和叭沟的鲜卑人骨，具有游牧人群食谱特征之外，其余绝大部分个体氮值都比较低，表明食肉水平较低，可能具有完全不同于游牧人群的食谱特征。大部分个体（11/15）的碳值都低于-13‰，表明C3类主粮（水稻或者小麦）占比较大。
在与中国北方地区的东周和汉代人骨稳定碳氮同位素数据的对比图上可以发现，只有极个别个体（如S6、S7和S17）表现出与农业地区人群（如荥阳薛村汉代人群）非常相似的同位素特征，暗示他们的食谱特征与中原农业人群相似。其余个体的同位素特征与目前所见的同时期中原和关中农业地区以及新疆游牧地区的人群都没有相似之处。部分表现出典型的C4食谱特征（如S8、S9和S14），表明他们几乎完全以粟为主粮；部分表现出典型的C3食谱特征（如S2、S4和S11等），表明他们几乎完全以水稻或者小麦为主粮。
整体而言，碳氮同位素数据表明这些个体之间的食谱特征差异明显，不像是来自同一个地区或者在同一个具有相同食物来源的军营中生活很久的人群。下面再结合骨骼的分布位置对食谱特征进行观察。
整个堆积的东部（以S12向北到S11为界）人骨分布明显比较松散，而S2、S4以及S10—13这6个呈现C3食谱特征（δ13C=-16.7‰±1.8‰）的个体都位于这一区域内。紧贴這一区域的西侧，是S6、S7、S8、S17和S18等骨骼明显上下叠压的密集分布区。这一部分的个体中，S6、S7和S17这三个上下叠压者碳氮同位素值都非常接近（碳值差异 0.8‰，氮值差异0.7‰），说明他们的食谱特征非常相似。然而，同样是叠压在一起的S8则表现出典型的C4食谱特征，与S6等三者呈现出显著差异。在西北部边缘与其他人骨残部葬在一起的S14、S15和S16彼此之间的同位素特征存在巨大差异，不像是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群体。
14C测年结果
随机选择的两个样品14C测年结果差距也非常明显，其中编号S6的个体死亡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90年，比文献记载的受降城建造年代早近100年；而编号S8的个体死亡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07年，也要早于受降城建造年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S6和S8這两个个体都位于人骨最密集、叠压最明显的西部区域。从人骨姿态上观察，S8的腰部明显因S6的头部影响而向外突出——表明S8的下葬时间要晚于S6，因此骨骼的姿态受到后者影响。这种叠压关系与测年结果表现出的早晚顺序是吻合的，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堆密集人骨的死亡年代之间存在明显差别，最大差距可能有近百年。
人骨堆积成因分析
测年结果及人骨分布特征表明，这些个体的死亡时间可能存在明显差别，并且下葬时间也存在前后差异，只是安葬的地点都在此处。
以同时有测年数据和稳定碳氮同位素数据的S6和S8为例，两者在测年结果上表现出明显的先后，埋葬的姿态也符合这种先后顺序；同时下葬较晚的S8食谱特征与较早的S6及叠压在一起的其他两个个体（S7和S17）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都说明S8与S6等几个个体显然是随着不同的军队先后驻防并阵亡于此地，而S6、S7和S17这三个个体则很可能是属于同一支队伍。从而我们推测其他食谱特征和埋藏姿态存在明显差异的个体也应当是分属于不同军队，先后在此阵亡。
S16是唯一一例被相对妥善安葬的个体，其肩部附近发现的带扣可能用于安装剑鞘——因此发掘者认为他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军官。根据发掘者对墓坑形状的描述——东部及东北部有深度1.3米的垂直坑边，这些垂直坑边正好位于S16的左侧和脚部，说明墓坑经过了简单处理。个体S16可能是被最先下葬，有着相对规整的安置（可能有完整的墓坑）；其他葬式异常的个体都位于S16的右侧，并且与S16中间有一段明显的空白区域，这种差异可能与地位有关。这一埋葬区域可能是在S16墓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在S16墓坑的南侧附近就地形简单开挖并将其他阵亡者集中安葬。后续的下葬活动也破坏了S16墓坑的其他边缘，形成发掘所见的不规则形状。
人骨遗存与要塞遗址
从调查发掘所见遗址的规模看，遗址北部夯土墙长130米，南北原始宽度不详，但可能也不会超过此数据，所以整体规模不大，因此暂时称为要塞比较合适。目前所测两个个体的死亡年代都要早于文献中受降城的建造年代，根据骨骼的叠压关系判断，至少还有一部分个体（如S5、S9、S7、S17和S18等）的死亡年代也要早于S8，因此也早于受降城建造时间。
如果此要塞确为公元前105年所建受降城，这种情况则说明此地在建城之前就已经是军事要地，近百年时间内遭遇多场战事；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一遗址可能并非受降城，而是另外一个早于受降城的边塞军事设施（可能到西汉早期），但是也沿用了近百年。
无论是哪种情况，出土遗物特征都表明这是一处沿用时间较长的汉代军事建筑。这些人骨遗存所表现出来的年代、食谱特征及埋葬姿态的差异都表明他们不属于同一支军队，不同时间在要塞附近战事中阵亡的士兵都被集中埋葬于一处。当然，这些阵亡者也不一定都是汉代兵士。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赓哲教授指出，中原文化有掩埋无主遗骸的传统。如《周礼·秋官·蜡氏》：“蜡氏掌除骴……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书其日月焉，县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又如《礼记·月令》：“掩骼埋骴，此官之职也。”因此驻守此地的汉军也完全可能将附近阵亡的匈奴士兵一同埋葬。
另外，根据人骨的分布特征及埋葬姿态观察，绝大部分人骨都保存着原始的人体结构位置，应当都是阵亡不久之后下葬，而不是在某一次集中埋葬（如此则早年去世个体的骨骼不可能保存原始结构）。至于那些结构不完整、结构位置有扰动或者姿态异常的遗骨，以及周边散落的不同部位骨骼，很有可能是受先后多次下葬活动影响所致。
遗址的发掘及研究见：A.A.科瓦列夫、权乾坤《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布拉格要塞遗址（汉受降城）的考古发掘及西汉时期外部防御相关问题研究》，《草原文物》2015年第2期。
（作者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