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鑫
柳格庄墓群位于山东蓬莱柳格庄村西北，20世纪60年代因农田水利建设而陆续被发掘，目前9座墓葬已有发掘简报，时间跨度为春秋至战国。其中M6的规格很高，由于缺乏能证明墓主身份的实物和文字资料，无法确言墓主人是谁，但从其墓葬规格、随葬物品等可以揭示出该墓主人的社会阶层。
墓葬形制
柳格庄M6为竖穴土坑墓，墓圹东西长6米，南北宽4.4米，深6.2米。东周时期，齐鲁地区的墓葬有竖穴土坑墓、積石墓、洞室墓，其中竖穴土坑墓占多数。齐鲁地区的东周墓葬有其独特的形式和结构，主要表现在腰坑、器物坑和陪葬坑上，器物坑多位于二层台上。M6的二层台上有编钟、殉人等，说明这里的二层台既作为器物坑，也作为陪葬坑使用。
齐鲁地区东周墓葬的棺椁制度有双棺双椁、双棺单椁、双椁单棺、单棺或单椁、无棺无椁、无葬具等。其中双棺双椁出现在诸侯国君的墓葬中，例如长清仙人台M6，薛国故城M1、M2等。双椁单棺应为王室贵族使用，例如薛国故城M9、M5，长岛王沟M10等。柳格庄M6为双椁单棺，外椁长3.07米，宽2.1米；内椁长2.85米，宽1.7米；单棺长2.6米，宽0.8米。说明墓主人至少是王室贵族以上阶层的人。
墓向是墓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族群一定时期内的墓向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东周墓葬可分“北向系统”、“东向系统”和“西向系统”三大系统。“北向系统”以姬姓周人墓葬为主，“东向系统”主要分布在海岱地区南部和南方地区，“西向系统”主要包括关中秦墓和中原地区的战国赵墓。齐鲁地区的东周墓葬情况特殊，以北向和东向为主。因为夷人崇拜日神、崇尚东方，因此墓葬常出现东向。北向和东向系统同时存在，说明周文化和夷人当地文化在特定时期内的共存与融合。柳格庄M6为东向，可见其夷人特征。
齐鲁地区东周墓葬中随葬有车马器的，都属于统治阶级。车马器的数量和规模体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差异。柳格庄M6椁顶中部有马骨一具及散乱的马肢骨，这种形式多见于大、中型墓葬，例如长岛王沟M10。
殉人习俗在中国起源很早，商代最为典型，武丁时期达到顶峰，之后逐渐衰落。齐鲁地区东周墓葬殉人很多见，春秋早期的殉人多为奴隶和奴仆，之后为侍从、妻妾、亲信、幸臣之类，战国时期殉人逐渐被随葬陶俑取代。殉人数量方面，多的达39具（刘家店春秋墓M1），最少有2具（薛国故城M1）。柳格庄M6共有4具殉人，在二层台上由南向西依次排列。薛国故城M2也有4具殉人，据推断该墓主人为春秋早中期薛国贵族。因此，从殉人制度及数量来看，柳格庄M6具有东夷文化特征，且墓主人身份地位不低于王室贵族。
随葬乐器
柳格庄M6二层台上出土了9枚青铜钮钟。青铜编钟按其形制，主要分为镈、甬钟、钮钟三种，其中钮钟出现较晚，已知较早的有河南陕县虢太子墓的一组9枚钮钟，时期为西周末至春秋初。
有研究认为，钮钟是甬钟的钟体和铜铃的钮相结合而派生出来的新式乐器。山东地区出土的钮钟均为东周时期，以春秋时期居多，绝大多数9件一组。钮钟的旋律性比甬钟好，可以演奏较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旋宫转调，使编钟也跨入了旋律乐器的行列。
西周时期的编钟音列大部分五声缺商，春秋时期则突破了这一束缚，可以演奏五声、六声、七声音阶。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没有音乐性能的明器编钟，专门用于陪葬。柳格庄M6出土的乐器经测音显示，也属于陪葬明器类。
钮钟形制演变
根据关晓武总结的钮钟形制演变情况，可以看出西周至战国时期，钮钟的制作有尺寸规范。春秋至战国时期，钮钟形制尺寸比值的波动性较大，同组钟之间的尺寸比值相差很大，不同组钟之间的尺寸比值相差更多。
钮钟分期
有研究者将山东地区东周时期的钮钟划分为8型，每型又分Ⅰ到Ⅳ式不等。春秋时期为钮钟的发展繁荣期，战国时期衰落，青铜乐钟逐渐明器化，不能演奏的明器钮钟出现频繁，盛行环钮、无枚、钟体素面或浮雕蟠螭纹、枚简化成涡形图案。
柳格庄M6出土钮钟属于这种分类法中的CⅡ型。这类钮钟都具有方钮、阴线界栏、篆饰窃曲纹、鼓饰圆圈纹、右侧鼓也有圆圈纹作为第二基音标志的特点，结合前文尺寸的比较，柳格庄M6钮钟的年代应为CⅡ型钮钟所属的春秋中期。
乐悬制度
乐悬指必须悬挂起来进行演奏的大型编悬乐器，包括钟、罄、镈等。乐悬制度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期不同等级使用的乐悬有严格规定。《周礼·春官宗伯》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贾公彦疏《仪礼》：“天子宫悬，诸侯轩悬，面皆钟、磬、镈各一簴；大夫判悬，士特悬，不得有镈。”意思是天子、诸侯的乐悬配置为编钟、编磬、镈俱全；卿士大夫有钟、磬，不得有镈钟。
山东地区墓葬中的乐悬配置与文献记载出入很大，可能作为明器的乐悬与墓主人生前实际享用的乐悬情况并不一样。卿大夫只使用甬钟，如烟台上夼村；诸侯级别的乐悬配置也各不相同，刘家店M1和纪王崮墓镈、甬钟、钮钟俱全，刘家店子M2只有甬钟，莒南大店M2只有钮钟。值得注意的是莒南大店M2有钮钟9件，一棺一椁，殉人10具，根据钮钟铭文推断，墓主人可能是莒国国君兹平公的父亲。柳格庄M6与此墓规格相近，同样是钮钟9件、有殉人、有棺有椁，因此有研究认为柳格庄M6墓主人也是诸侯级别的。
《周礼》中关于乐悬制度的记载：“天子宫悬，四面摆列；诸侯轩悬，东西北三面摆列；卿大夫判悬，东西两面摆列；士特悬，摆列于东面或阶间。”山东地区诸侯等级的墓葬，既有用轩悬之制的（仙人台M6、刘家店子M1），也有用判悬之制的（莒南大店M1和M2），还有用特悬之制的（刘家店子M2）。卿大夫级别的同样既有判悬，如嘴子前M1；又有特悬，如嘴子前M4。根据研究表明，不符合墓主身份的乐悬者，可能因为各国之间财力相差悬殊，多采用低于其级别的乐悬制度。柳格庄M6的乐悬是特悬，说明墓主人至少是卿大夫以上，极有可能是诸侯级别的人，也有研究者认为墓主人是当地小国的国君。
簨簴
簨簴，也作“笋簴”，指古代悬挂钟罄的支架。乐悬制度与簨簴密切相关，同时簨簴也是判断乐悬是否为明器的标志之一。柳格庄M6也出土有簨簴，为两端双立柱，高约75厘米，立柱中部略粗，底部为“山”字形座。横梁较长，左端为龙头形，短角，上下唇皆上卷；右端被另一木器所压，形制不明。梁总长约1.8米，宽约5厘米，着红漆，上绘黑色曲尺纹，若鳞状。
山东两周时期随葬簨簴或其构件的墓葬目前共发掘有7座，其中包括柳格庄M6在内的5座保存相对完整。除洛庄汉墓编钟的簨簴为两梁一柱外，其余4例均为木质的一梁一柱结构，髹以黑漆红地或朱绘或黑漆，从尺寸方面看比较适合跽坐演奏。簨部两端有的为龙头形，如柳格庄M6；有的饰鸟形璧翣类构件，如仙人台M6；有的嵌套长方筒形铜构件，如商王村M2。这几例墓葬级别都很高，墓主人是一国国君或卿大夫。因此柳格庄M6墓主身份也应是卿大夫以上级别。
《礼记·檀弓》记载：“有钟罄而无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柳格庄M6的这组钮钟经测音显示，并不具备音乐性能，属于明器，但也有規格较高的簨簴。因此，实际上有簨簴的乐悬也可以是明器，并不像《礼记》中记载的那样严格。
墓葬位置
柳格庄墓群位于蓬莱南45千米艾山北麓、黄水河西岸的河谷黄土台地上。黄水河地处胶东半岛西部，全长51千米，支流众多，流域面积达1034平方千米，是胶东半岛第二大河，自古以来经济发达，考古发现不断，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绵延不绝，与整个胶东半岛文化序列基本一致，尤以青铜文化繁荣为标志，素有“胶东半岛青铜文化的摇篮”称号。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黄水河流域发现青铜文化遗址50多处。出土物中青铜簋较多，柳格庄M6出土的陶簋为仿铜陶簋，为此流域目前所仅见，有明显的胶东夷人文化特征。这一时期本地区发现的鼎可分为三型六式，其中C型鼎以柳格庄为代表，典型者如M4：32、M6：30。M4：32为夹砂红陶，质地粗疏，火候很低，外卷沿，圆腹，圜底，锥足粗短。M6：30为夹砂红褐陶，口沿微外折，扁腹，底略平，锥形足。
除此以外，柳格庄墓群中出土的器物都属于周文化的风格。从陪葬陶器能看出，当时这一地域处于周文化和当地夷人文化杂融期。
综上所述，蓬莱柳格庄M6是一座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墓葬。从钮钟形制演变过程来看，它应属于春秋中期。虽不能确定墓主人姓名，但从殉人、乐悬摆列、簨簴等来看，他的阶层不低于卿大夫，最高可能是诸侯国君级别。根据山东其他墓葬乐悬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多采用低于墓主级别的乐悬制度，因此笔者倾向认为，柳格庄M6的墓主人是当时胶东的一位小国国君。他统御的国家毗邻归城，在乐悬等方面既受当时的主流文化周文化的强势影响，又由于地处偏远，在墓向、陶簋等方面保持了一部分夷人的文化特征。他死后，葬式很隆重。但由于墓葬被盗（东南角有盗洞），或者国家经济没那么强盛，并不能在陪葬器物中完全体现他生前的地位。后来这个小国被其他国家兼并，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我们今天仅能在柳格庄古墓群中对这个曾经存在的古国窥豹一斑。
（作者为烟台市博物馆宣教服务部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