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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告示”碑中的两江洋务总局道台

“特别告示”碑中的两江洋务总局道台

王韦

世界遗产明孝陵陵宫区中门东侧墙角下有一块清末竖立的“特别告示”碑,碑文使用日、英、法、德、意、俄六种文字镌刻,其“国际范”比今日景区展示牌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碑文大意如下:

特别告示

鉴于明孝陵内御碑及附近古迹历年破坏、受损情况严重,端方总督大人下令竖立围栏,对其加以保护。游人越栏参观或可能对前述御碑及陵区古迹造成损坏之行为,一律禁绝。

两江洋务总局道台□

江宁府知府□

1909年6月

因个别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这块碑一度成了“网红”,被海内外多家媒体予以关注报道,意指100多年前国外游客的素质也不咋样。在当时,告知游客保护文物古迹的目的是无疑的,但立碑的首要原因恐怕是出于政治性考虑。明孝陵碑殿内有多块康熙帝、乾隆帝亲题碑刻,即所谓“御碑”,清王朝地方政府自然不能不加以保护。鉴于国外来的游客不明情况,更不知道康乾,恐怕会滋生事端,所以先行告知。但是他们如果真的做出不敬的举动怎么办?政府没有治外法权,最多也就是批评教育,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统统围挡起来,防患于未然。

关于竖立“特别告示”碑的两江洋务总局道台是谁,因碑中无全名而难以确知,前人著述从未提及。碑文中的日文残损部分看似“王”,同时英文也写作“WAN”,故在相关材料、书籍中,均写作“王道台”,这在缺乏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当存疑问。

“洋务”是晚清在没有近代外交概念下对与外国有关事务的统称,其概念遠比“外交”宽泛,甚至包括了办厂、开矿、练新军、办新学、修铁路等。“洋务局”是地方督抚自设处理辖区内相应外事的临时性机构,不在清政府正式编制内,任职官员也不是实缺。江苏洋务局于同治七年(1868)由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奏请设置,江苏也是最早使用“洋务局”名称的省份,又称金陵洋务局、两江洋务局等。清政府为加强对涉外事务的掌控和满足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涉需要,于宣统二年(1910)在认为有必要的省份统一设立交涉使司替代洋务局,并规定交涉使为正三品,位列布政使之后、提学使之前。

江苏交涉使亦设于宣统二年,据《清宣统政纪》记载,“江苏候补道汪嘉棠试署江苏交涉使”。鉴于有些省份外事不多,清政府同时规定,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四省相关事务由辖区总督所在省份交涉使兼办,即江苏交涉使兼管安徽、江西,这也是江苏交涉使又称两江交涉使的原因。

清代官员任用制度严格,涉外事务更是清末不得不应对的要事,所以对交涉使的选用慎之又慎,地方道级别与相关工作经历是优先考虑的条件。汪嘉棠此前已是两江洋务的重要人物。据《两江总督张人骏奏试署交涉使汪嘉棠饬赴任片》中说:“(汪嘉棠)本应赴京陛见,惟江省交涉事繁,既已设立专官,则向设之洋务局所,照章应行裁撤归并交涉使办理,汪嘉棠向在两江洋务局供差有年,经手之事尤多,一时骤难离省,拟即饬令先赴署任,以重职守,俟一切部署就绪再行赴京。”赵宏林博士论文《晚清地方外交研究》中考证汪嘉棠在二品衔江苏候补道期间,曾任金陵洋务局总办。再看相关文献,1909年前后,两江洋务中并无“王”姓要员,因此基本可以断定“特别告示”碑中的两江洋务总局道台即汪嘉棠,碑中日文相关局部放大,依稀可见残损字左边“氵”痕迹,“汪”“王”同音,故英文“WAN”易被误判。

汪嘉棠生平资料较少,从《清实录》《民国职官年表》等史料中可勾勒出个大概。汪嘉棠(1855—1935),字叔芾,安徽歙县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拔贡,次年朝考一等,升任礼部主事。后任总理衙门道员,以二品衔外放江苏候补道,曾任江宁派办处会办、上海电政局督办、金陵洋务局总办等职,宣统二年任江苏交涉使。辛亥革命后退官,1913年被江苏都督张勋聘为顾问,1914年、1916年两任淮安关监督,后又出任广西太平关监督。

(作者为南京明孝陵博物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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