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红能
在中国航天界，任新民的名字如雷贯耳。他与黄纬禄、屠守锷、梁守盘一起，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20世纪50年代至今，他从新中国第一枚导弹的成功研制到第一颗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直到83岁高龄时依然担任“风云一号”卫星D星的工程总设计师，乃至神舟飞船升空。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里程碑上，几乎都能找到任新民的名字。
与航天“结缘”北京阜成路8号航天大院有一幢十分普通的红砖小楼，任新民和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天气好的时候，任新民会在老伴的陪同下，在院子里散步。任新民的晚年生活和许多老人一样：散步、看报、写书法……当有人来看他时，他总会问：“‘长五什么时候打啊？”
与航天事业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任老，总会回忆起当初与航天结缘的情景。1948年9月，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他就是任新民。然而在那里执教不到一年时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就传到了大洋彼岸，任新民立刻辞去美国的大学教职，辗转回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回国后，任新民被安排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室担任研究员。1952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赶往北京。他受命急忙北上，陈赓将军接见了他，希望他参与协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我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并非导弹、火箭，”尽管任新民颇感意外，但他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一封电报让我与航天结缘。”哈军工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主要讲授固体火箭课程。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并于当年10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该机构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将任新民招致麾下，让他担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务。“我国的航天事业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第五研究院参与其中的人也大多是外行，就钱老（钱学森）在美国从事过相关工作。”任新民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接收从前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测绘仿制，探索导弹和火箭知识，以便大家互教互学。
在导弹研制的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任新民记得很清楚，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虽然仿制成功，但因射程太近，并没有投入生产”。一年后，任新民被任命为“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力求在仿制导弹的基础上能够达到更远射程。作为导弹的心脏，发动机直接影响导弹射程。“东风二号”发动机的改型率超过60%，技术难度极大。
1962年1月，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随后“东风二号”经过进一步改进，第二次进行的飞行试验最终取得成功。此后，任新民相继参加了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式地地导弹的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试验，以及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弹道式导弹的飞行试验工作。 “东方红一号”，永远的辉煌
任新民是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从总体方案到各分系统，他深入现场亲自对各种技术问题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校核、审查和落实。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用“长征一号”发射了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使我国掌握了研制多级运载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也光荣地载入了中国航天史册。与他并肩作战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研制试验的有功人员，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这一天不仅是中国航天史上辉煌的一天，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日子。晚上9点35分，随着一声巨响，“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东方红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号发射台升空，13分钟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一曲《东方红》瞬间响彻星空。七机部副部长兼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钱学森坐镇担任总指挥，在酒泉基地司令李福泽将军、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将军、“长征一号”火箭技术负责人任新民、“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孙家栋等人的陪同下，见证了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航天发射任务。
然而，对堪称辉煌的事业成就，任新民却总是看得很淡，说自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研制了几枚火箭，放了几颗卫星而已”。
任新民还曾担任试验通信卫星、实用通信卫星、“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因此，他被大家亲切地誉为中国航天的“总总师”。 实现祖国的“飞天梦”
据统计，如今我国“风云”气象卫星的云图每年被数以亿计地引用，成为国内最大的遥感卫星数据库，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使用“风云”卫星数据。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也从20世纪70年代的约50%，提高到现在的90%。这些都离不开当初任新民坚决支持独立自主发展气象卫星的执着。可以说，没有任新民，不可能有中国航天在国际气象卫星领域的地位，更不可能有我们在当前气象卫星领域与欧美形成的三足鼎立之势。截至去年底，我国已成功发射15颗气象卫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同时拥有极轨和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国家。
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
1975年至1986年，正是我国通信卫星工程从起步到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卫星通信，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全世界2500多个民用卫星通道，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的手里。自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已经在不断缩短和世界的距离，卫星技术也在大步迈进，此时正是发展之际。
就在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的短短4年里，中国连续发射成功了4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初步结束了我国通信广播事业租用外星的历史。1990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上零的突破。
1985年7月，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载人航天话题第一次被中国航天界提到议事日程上。在任新民的倡导下，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发出的最早声音。按照任新民的想法，发展太空站“进可以为国防服务，退可以搞科学研究”。秦皇岛会议后，任新民在为《太空站讨论会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搞太空站和航天飞机是一个大的国策，但是需要一笔较大的投资，也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其技术意义、军事意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到一定时候，我们的投资会本利全收的。”此后，“863”计划为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开辟了道路，技术总体方案和具体路径随之开始进行全面论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大会战再次开启。
究竟是发展航天飞机，还是发展载人飞船？一场围绕中国载人航天如何起步的学術争论持续了数年。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1992年9月21日，《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获中央批准，提出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工程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并于当年开始实施。
坚韧不屈、实事求是，我们在任新民的身上看到了一个“航天人”的赤子之心，也正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精神，才助力了中国航天事业走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也正是一次又一次零的突破，成就了这位中国航天史上的传奇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