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博
三月初，美国疫情暴发。三月中旬，美国高中10年级的中国小留学生王泽凯，花6000元成功订上机票，顺利从美国飞回北京。为了帮助更多在外的中国留学生，他将亲身经历和搜索的订票渠道写下来，持续发布在个人微信公众号“InspironStudio”。“从到美国上学开始，机票全都是自己定的，父母没我懂。”从小学一年级第一次独自坐飞机开始，与飞行有关的一切，成了他的爱好。“这次能用自己的爱好帮助留学生回国，我感觉特别好，是双赢。”王泽凯的身上，有很多中国小留学生的缩影。他说，留学生早飞回国是更安全的选择。
美国教育更适合我
疫情暴发后，王泽凯的留学生同学基本都回了国，在家上美国学校的网课，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每天上到凌晨3点多，网速有点慢，但这都不是问题，习惯了就好。上网课就应该和在学校上课是一样的，不上就是逃课了。”这样自主学习的能力，对他来说是一种常态，因为从小他就开始独立自主地做大大小小的选择，“我妈妈一直都很支持我，我爸爸经常会担心、焦虑，但一般也会听我的，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我。”包括出国留学，也是王泽凯自己的选择。
2017年12月，在北京八中读初二的王泽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2018年8月，他已经到了美国田纳西州最好的一所高中读9年级。“出国的原因很明确，国内的教育方式不能说不好，只是不适合自己，我不喜欢在求学过程中，那种一锤定胜负的感觉。”他说的“一锤”，指的就是国内的中考、高考。“即使高中不去美国上，大学肯定也要出国念书，避开高考，因为万一发挥不好，就完蛋了。”
王泽凯曾分别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去美国、欧洲的游学活动，“美国的教育更适合我，我的性格更能融入他们的教育体系。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问题。我记得在美国上的第一节课是数学课，同学们既热情又包容，围着我问东问西，不会因为我是新来的而保持距离。而且，只有13名学生的小班教学，老师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感受。”
下定决心后，他只用了半年的准备时间，提交托福成绩、完成面试，最终成功补录上了。“按正常情况，身边多数同学都会在国内读完初三，再去美国念高一。我是提前了一年，‘8申9。”相比同时被录取的其他三位中国小留学生，他是年纪最小的。
美国高中是四年制，即9～12年级。所以，美高申请中的“8申9”，指的是中国初二年级的学生申请美国9年级，即高中第一年。出国那年，王泽凯才14岁。拿到签证的第四天，在媽妈的陪伴下，他就飞到了美国。那是自他出国留学以来，妈妈唯一一次来他的学校。“爸妈下次来，就是直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了。”
从小生活在一个开明、平等的家庭氛围里，王泽凯与父母无话不谈，家长也没有拿分数要求他。从小到大，唯一一次为了学习而上课外班，是小学时补习数学，而其余的课外班都是他的爱好，比如航模课。
在母亲冯文红看来，儿子选择出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儿子喜欢运动，他在北京八中时，就在田径队训练，并且参加校运动会时还拿过三个冠军。他特别看重怎么能让学习和运动之间做到平衡和兼顾。但这在国内很难，于是他跟我说，‘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找一种教育方式，把我的业余爱好、我想学的课程，都能够变成我自主的选择？他特别看重自由选择，不喜欢别人强制他去干一些事情。”
在美国，高中生可以自主选择所学课程。10年级的王泽凯，就选择了最难的AP统计课，“我对统计很感兴趣，只要我喜欢，就觉得所有困难都能克服。”同时，学业成绩也证明，他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很强，在母亲看来，这是孩子的一股冲劲儿。9年级时课业成绩表现平平的他，到10年级时，每门功课的分数都在95分以上，而这门AP统计课的成绩高达99分。AP是Advanced Placement的缩写，即在高中授课的美国大学预修课程。在参加AP考试，得到一定成绩后可以获得大学学分，美国大学本科采用学分制，学生只要完成所要修的学分即可毕业。“我喜欢更难的、更有挑战性的课程。明年我选的课程更难，我对自己课业成绩的要求就是，能不能更高一点，能不能再高一点。”
从选什么课程，到课余时间的安排，王泽凯提到最多的话是，“学校不会管你，也不会强制你干什么。相对于学业成绩，老师更看重你的努力程度，即便你的课业成绩表现不是很好，但是老师看到你努力了，也会给你酌情加分，对学生是以鼓励为主。”这也是他喜欢的。
文化差异下的适应与不适应
但是，王泽凯同时也感觉到，想要更好地适应美国生活，需要有一个阶段，因为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比如，生活中的美国人，开玩笑开得比较大；教学方式差异，比如高中的历史课，不需要学生死记硬背，但需要他们独立查找文献，并完成论文写作。“有时候要逼自己写出来，因为，交不上作业有惩罚。而且美国对学生的考评是，每次作业的评分都算在最后的总成绩里。”
“一般情况下，美国高中并不会单纯因为学生的课业差而将其劝退，最终被劝退的学生，多数还是因为不能适应。”相比本地学生，中国留学生普遍压力比较大。“我的一位学姐，学习成绩特别好，GPA（平均学分绩点）是年级第一，但她还是由于不适应导致了厌食症，最后被学校劝退了。”
还有的同学不适应，更大的原因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留学。身边一位正在读9年级的学妹，当初选择出国留学的唯一原因是要逃离原生家庭。但由于她性格不合群，加上英语很差，于是难以适应，课业成绩不及格。因为频繁旷课，她的签证快被取消了，而一旦签证被取消，这就意味着，因疫情回国的她不能再返回美国完成学业了。
而有意思的是，在王泽凯的身上，出现了两种文化的相融。对他来说，高中阶段是出国留学相对合适的年龄，一方面，自身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思想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能相对容易地适应一部分美国文化。例如：尽管他喜欢美国自由发表意见的社会环境，但在他的骨子里，仍秉持着父亲从小传达的价值观：祸从口出，谨言慎行。“在国外求学，要懂得护着自己的祖国，尤其是在疫情中，当听到身边某些言论有损自己的国家时，我心里很难受，但我选择理智地发言，不会用过激的词汇来表示对抗。社会上那些恶意的言论攻击，不要理，也尽量不要与那些人起正面冲突，因为保不准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但对于那些善意的提问，可以好好解释。”
成长的必经过程：独自面对挑战
说起疫情是否会对学业造成影响时，王泽凯回答，“会有家长因担心风险而让孩子选择回国重新择校，但我的父母不会。他们支持我的个人选择，我不会选择回国上学，我知道自己适应不了国内的教学体制。”据调查显示，在疫情中，刚成功申请出国留学的孩子受到的影响很大。“我们学校下一届录取的四个中国小留学生，因为签证办不下来，来不了了。”
随着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日渐成熟的发展，未来是否会对这批留学生回国就业，带来较大的挑战，这也是王泽凯爸爸在担心的问题。但对于王泽凯来说，究竟未来是选择留在美国还是回国就业，这个计划还有点遥远。“多于一年的考虑，是没法预见到的。”
在他看来，出国留学，首先要想清楚的是，国外的教育方式和社会环境是不是适合自己，而不是追求“高人一等”。他每年多次利用假期飞回国，与在国内读书的同学们一起玩。“尽管会有思想认知上的不同，但这并不是阻碍我们交流的问题，我们能找共同点，避开那些具有争议的点，互相尊重。”
在母亲冯文红看来，真正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家庭教育。“2014年，孩子刚上小学五年级，老师会打电话告诉我，他在学校发生的一些问题，会重复发生。我就意识到，这说明是我的家庭教育出问题了。2015年，我就去上了很多家长学习课程，包括正面管教、非暴力沟通、九型人格等，因此，我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是，给他爱、尊重和无条件的陪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要相信孩子，把他的潜能激发出来。当他发现，我确实在用很平等的方式跟他相处时，孩子也就跟着改变了。”冯文红说，“我身边很多家长的孩子最后没有出国，这些家长的口头语都是：‘这孩子现在太小，等孩子成熟一点再出去。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全然地相信孩子能独立面对这些问题、解决问题，其实孩子可能远比想象的要成长得快。”
“很多家长问我，对孩子放心吗？我回答说，你如果对孩子不放心，你就会对他任何事都不放心；如果你对他放心的话，你会对他的任何事情都放心。当然，担心是正常的。但关键是，每一次困难都是他独自迈向成长的挑战，这是他必经的成长过程，这是更重要的。” 冯文红说。
上一代价值观传承的断层与缺失
和王泽凯相似，曾经作为一名小留学生出国，如今已在美国读了高中、大学，郭峰的女儿即将于6月份毕业后进入国内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郭女士对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差异有自己的认识，即“只有不同，没有更好”。在她看来，从教育方式到价值观，东西方各有优势。“首先，国外的教学环境更宽松，教学资源更多元，让孩子开拓了思路，开阔了眼界，更有学习的渴望。同时，也会培養孩子更多元、更包容的思想认知，评判事物不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标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更重要的是，在国外学校没有竞争、没有排名的教学氛围里，一个人是进步还是退步了，只会跟自身过去的水平做对照，学校不会盲目向学生施加压力。但实际上，学生的课业压力也不小。“女儿因疫情回国后，每天下午13：00准时写作业，一直持续到晚上网课开始前，她完全是自觉的，不是要跟谁比，要超过谁，就是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留学生家长常常会担心，这样宽松的、快乐的教育相当于一个‘保温箱，孩子会不会无法收获更好、更快的成长？历练少了，是否缺乏了人生的挫败感、紧迫感？不可否认，在美国学校环境的影响下，孩子们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优点，包括非常纯真、遵守规则等，但是另外，我们的价值观怎么传承给孩子呢，这中间就出现了断层。”
在她看来，出国留学的孩子在对上一代人价值观的传承方面，是一项缺失。“我们这一代人，从小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由父母手把手地教，所以他们身上很多优良传统和价值观会自然地传下来，包括吃苦耐劳、勇敢、善良、助人为乐等等。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如果过早地出国，或者长期接受西方的教育，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和优良的民族品质，很难再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她说。
虽然女儿毕业回国去互联网公司工作，并不符合郭女士对女儿的预期，“但我后来又一想，留学生毕业回国工作，对不同的社会环境需要个适应过程，在这家公司，她有语言优势，也更容易接受企业的管理机制和理念。所以，我觉得，她在这里过渡一下，也挺好。”
对于准备选择出国留学的家庭，她认为，家长和孩子首先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出去留学？这里需要回答的，就是国外教育的优势。第二，国内教育是不是也有好的地方可以学？所以，家长和孩子将中西方教育进行综合对比和衡量后，就可以决定，是应该选择留学，还是应该选择先在国内学习，以及在什么阶段适合出国学习。
留学变局时代
近年来，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出现了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三个明显特征。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留学结束后立即回国就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东方观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意向留学人群在正式留学之前已经拥有了短期国外学习的经历。“学校组织的夏冬令营”“短期交换项目”“海外高校暑期课程”这三类海外学习类型的占比都有明显的上升。
对比五年以来的数据可以发现，留学人群及其父母职位背景是“一般员工”的比例逐年上升，并在2019年以43%的占比成为最主流的父母职务类型。在过去三年之中，以内在自我提升为出发点的意向留学人群占比逐年攀升。超过半数的学生希望通过留学拓宽国际视野、丰富人生经历、学习先进知识，外部的功利因素驱动的留学行为呈下降趋势。
从留学目的地细分来看，美国依然是意向留学人群最热衷选择的留学目的地，但优势已不再明显。2019年，希望去往美国留学的人群占比为43%。与此同时，倾向于前往英国留学的人群占比在2019年大幅上升达到41%，大有赶超赴美留学的势头。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个人是鼓励孩子出国留学的，这是孩子扩展自己的世界观所必须经历的。但是，“留学”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你会觉得国内教育全都不行，必须要换成国际教育才能够做好，而现在你其实需要‘双轨制：一方面，你知道中国学校教育方式有一些是存在问题的，但有一些还是非常好的，同样西方的教育也是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差的一面。”所以，孩子出国时，应该告诉他，“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同化成一个美国人，而是你要掌握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要有两套操作系统，不仅仅是个双语人，更是个双文化人，可以随时切换两个文化体系”。这样，他未来脱颖而出的机会才会更多。
在何帆看来，疫情过后，留学的黄金时代也要结束了。他认为留学正在发生变化，但越是在全球化退步的时期，越是需要逆行者。未来的社会各方面都是变局，而“迂回的路，可能会更好”。何帆说，“受到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我要提醒那些准备送孩子出国的家长，出国留学将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变局。总体来讲，这使得去美国留学包括留在美国的华人遇到的挑战会越来越大。当然不是说不能去，但是你肯定要把这些风险因素考虑进来，考虑到今后留学遇到的状况会跟原来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