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明 邵红能
中国人口分布的分界线，被称作“胡焕庸线”，该线将中国南北向分割为两分部。线两侧的面积比为57%︰43%，两侧的人口比是5.8%︰94.2%。这条“胡焕庸线”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二三级阶梯分界线、古代农耕和游牧民族分界线，以及现在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物流运输密度、春运迁徙路线，甚至QQ同时在线人数，都有意无意地基本重合了。这条线也成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乃至投资人和企业家们最关注的人文地理分割线。
胡焕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字肖堂，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最主要的成就是开创了中国人口地理学，并提出著名的“胡焕庸线”。该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得到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的一致认可。他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我国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他以黑河-腾冲线为界，将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划分成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并首次提出中国农业区划分方案。同时，他在培养地理人才，创建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鞠躬尽瘁，投身地理教学
胡焕庸幼年丧父，家境清贫。读到高小时，学校已开设了英文课，英文教员路芹祥在课外辅导他阅读供中学生阅读的《泰西五十轶事》，为他以后学习多种西方语文打下了基础。1915年，胡焕庸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五中学。艰苦的生活条件激发了他学习的潜力，老师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成了他之后为人师表的榜样，影响了他的一生。
1926年，胡焕庸和凌纯声等几位同学用互助互济的方法，集资赴欧留学。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师从白吕纳等名师。1928年回国后，他任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1930年，胡焕庸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1934年，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首届理事。抗日期间，他随中央大学西迁入川。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并任研究室主任。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与人口有关的研究机构。
胡焕庸长期扎根教育界，呕心沥血培养着我国的地理人才。1930年后，他担负起气候学和自然地理的几乎全部教学任务，包括地学通论、气候学、天气预报、地图投影及亚洲和欧洲自然地理。此外，他还兼顾地理教学基本建设，如编写教材、编绘挂图、组建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创刊《地理教育》等工作。1953年，胡焕庸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开始他在上海长达4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从那时起，直到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室成立为止，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他主要从事世界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并多次招收世界地理的硕士研究生。1956年以前，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担任大学本科的亚洲自然地理和欧洲自然地理课程的教学工作。1981年后，胡焕庸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人口地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胡焕庸在地理教育战线上驰骋了60多年，形成自己的一套教学风格。他的课堂不落俗套，总是先提出中心问题，然后进行细致分析，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一堂课的内容集中要点虽只是三言两语，间或配上一幅地图或一张表格，但却是丰富多彩，教学效果良好。精心研究，绘制神奇的“胡焕庸线”
根据法国学派的观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有天定胜人的一面，也有人定胜天的一面，具体体现这种关系的，首先是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胡焕庸深以为然，一直把这两门学科作为自己的主要科研方向。他强调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地理，把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密切结合起来。
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就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我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方面的第一批论文。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与《中国的农业区域》。前者是第一次用等值线的方法绘制《中国人口密度图》，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等值线人口密度图，也就是今天的“胡焕庸线”;后者则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区域研究成果。
《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着重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特别是我国东南部和西北部在人口密度方面的鲜明对比。文章通过分析对比，找出了一条可以显示两侧人口稀密悬殊的明确界线——黑龙江之瑷珲（即爱辉，今黑河）向西南直到云南之腾冲的直线。根据作者当时的分析，在此线之东南，全国36%的土地养活全国96%的人口。反之，在此线之西北，全国64%的土地上，只有全国4%的人口。也就是说，同全国平均密度相比，东南部高出2.67倍，西北部仅及其1/16。在二者之间，平均人口密度成42.6与1之比。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界线，其两侧还是农牧交错带和众多江河的水源地，是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同时，中国的贫困县也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
《中国人口之分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被译成英文，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供当时军民利用与参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条人口分割线与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发现西部》一书写道：“它还是一条文明分界线：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一句话，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而它的西部，则是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国。”
其实，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辉，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騰冲，大致为倾斜45度的基本直线，划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同时，“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目前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这条线的东南各省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条线的西北各省区，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勤耕不懈，终成学术泰斗
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界就有“南胡北黄”之说，江南以胡焕庸为首，北方以黄国璋为首。“南胡”的确立，得益于胡焕庸西学回国之后的惊人之举，也就是1935年他发布的这条“胡焕庸线”。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暗合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蕴藏着神奇的规律性和生命力。如今，人们利用现代遥感技术重新测定，发现胡焕庸线仍岿然不变。
抗日战争时期，胡焕庸比较集中于经济地理的研究，在讲课的同时，先后完成一系列的经济地理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地理》《美国经济地理》《苏联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它们都以商品为经，以地区为纬，强调各地各类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重视供需关系，并且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分析，说明其有余和不足的状况。同这些著作相配合的，是《世界经济统计》一书。
抗日战争后期，胡焕庸受有关部门委托，在重庆进行了战后重划省区的研究工作，并提出一个包括新的省区和省会的完整方案，开我国行政区划研究的先河。“文革”后，伴随当时世界地理学界盛行的海底扩张和板块构造理论，胡焕庸在其所著《古地理学教程》的基础上，又编著出版了《世界海陆演化》一书。该书另辟蹊径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了海陆演化。
1964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西欧北美洲研究所。胡焕庸根据主客观条件，着手编纂《法国地理图志》《英国地理图志》和《西德地理图志》的系列著作，都以经济地理为重点。“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出版了《法国经济地理》一书。
胡焕庸是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在工作中，胡焕庸一方面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待学生，另一方面又以“学而不厌”的精神对待自己。为此，他十分重视搜集和阅读国外文献，留心地理科学上的新学说、新理论和新资料，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胡焕庸根据客观需要，从一个教学领域转入另一个教学领域，從一个研究领域转入另一个研究领域，撰写出多种大学教材和专著。而他所绘制的“胡焕庸线”也在经济生产、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现代地理学界完全由中国人完成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在地理学、人文科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均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