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
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研究出了一种约5毫米大小的白色物体。据称，这个在盛满培养液的器皿中裝着的，是由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培育的“人工脑”，它已被确认与受孕25-38周的婴儿大脑有着相似的脑电波。
此前，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团队曾宣布，他们首次使用特殊的头部设备把3个人的大脑连接在一起，通过脑电波共同玩类似“俄罗斯方块”这样的游戏。
《日本经济新闻》在报道上述成果时指出，大脑被视为人体最后的边界。人类在进行与大脑相关的研究时会引发各种问题，例如拥有意识的人工脑属于物体还是人体的一部分？人类是否能够把控具有恶意的信息？报道中还引述了专家的话：有必要确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正视伦理性课题。这启示我们，“人类”的定义是否该根据技术的进展而改变。
该报还在另一篇报道中宣称：把人类和IT、机器人结合起来，飞跃式地提高人类本就具备的能力的 “人体增强”技术已经问世。在人工智能（AI）超越人类能力这一威胁论不断升温的背景下，AI却也可能成为人类提高自身能力的手段。未来有可能诞生具备不同寻常体能和智慧的“超人”。
这并不是在讲科幻故事。事实上，美国已然兴起了一种名为“超人类主义”的新意识形态。其发端，或许可以追溯到一份于2003年发表的报告：《用以增强人类功能的技术的汇合：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NBIC）》。这篇报告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正如超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瑞典科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伦所说：终有一天，我们将得到机会增强我们的智力、体能、情感和精神，达到远远超出今天看来可能达到的程度。到那时，我们将走出人类的童年。
然而，在前述那份报告问世后不久，美国又出炉了一份与之立场截然相反的报告：《超越疗法：生物技术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拉开了“生物进步主义者”与“生物保守主义者”之争的序幕。这份由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组织撰写的报告极力反对“增强”人类技能的计划，强烈建议医学及使医学取得飞跃式突破的新技术完全停留在以治疗为唯一目的的传统框架中，完全拒绝任何“改良性”治疗，尤其从根本上批判了利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来制造“超级儿童”、“不老身体”、“快乐灵魂”等普罗米修斯式的计划。参与该报告撰稿的美国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甚至称超人类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思想”。
尽管如此，亦有不少学者认为，禁止一切超人类主义计划，对超人类主义多少带有的“优生学噩梦”的种种可能防患于未然的想法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坚持的，理由很强大也很明显：没有人能与之抗衡。
在技术蛙跳般地跃进，迅即就攀上伦理悬梯后，可以预想，道德、法律对其控制的速度甚或都跟不上了。眼下更多的或许是我们对于自身的困惑：人工器官或神经移植器官这类人工部件，会被认为是接收者身体的一部分，还是植入该人身体的一个异物？特别是，当人工移植器官与身体的适应过程越来越契合时，“我”与“非我”、“正常”与“比正常更好”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人类的身份构成又该是什么？当我们肉体的某些部位人工化之后，我们的身份是否会发生改变？人类身份是一种不可能改变的固定价值，还是一种不断演变的现象？对我们个人乃至全人类来说也一样？
美国基因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伊芙·赫洛尔德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还根本不清楚的是，社会是否会描绘出一种更加深刻的品质，它会超越健康和能力，形成一种新认识的内核，从而予人以尊严？反过来说，无论我们接受多少增强技术，使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相同的核心属性（尚待充分明确的属性），是否依然恒久不变？
我们的社会究竟能有多大空间，来容忍比我们目前所能想象出的还要丰富的人类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