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舷
目前，在地震学界内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地震不可知论，认为在人类对地球内部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预报地震是不可能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地震是有规律可循的，探索其规律进行短期预报并非完全不可能。两种观点的对立十分尖锐，因不可知论占据主流地位，所以社会上一度形成这样的鉴别标准：说地震不可知的是科学家;说地震可以预报的可能是骗子。
不错，就人类当下的科技水平而言，要想清晰地搞清地壳的运动规律还存在一定困难，在此背景下进行地震预报研究仍是难题。据说在纳税人的呼吁下，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压缩用于地震预报的科研经费，特别是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地震预报的合作研究。他们认为，与其让遥遥无期的空洞研究浪费资金，还不如扎扎实实地做好防灾救灾的实际工作。固执的美国科学家则不然。他们继续深钻大陆板块连接处的废弃油井，然后把监视感应器放置其中，试图以此了解板块运动的规律和地震发生之前的异常征兆。
而我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从形式和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地震研究监测机构无疑是全世界最健全、最庞大的。可遗憾的是，近些年我国科研人员能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却越来越少。虽然他们的经费来源由政府直接拨付，不受纳税人态度的左右，但唐山和汶川大地震让他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网络上责难他们无能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止过。
中国的地震专家真的如此无能吗？其实不然，就笔者熟知的地震学界的几位专家学者，他们对地震研究都有自己的贡献，也都有过比较准确预报地震的经历。目前，世界短临预报的最高准确纪录是30%左右，这个记录就是由中国保持的。
即使如此，地震预报却仍然是全世界公认的棘手难题。其原因很简单，我们对地震这个复杂的自然现象的整体认识尚处在模糊的探索阶段。从科学上讲，预测地震有两条途径：一是寻找地震前出现并且与地震发生有明确关系的自然现象，也就是所谓的震兆，进而利用震兆预测地震。二是认识从地震孕育到发生的基本规律，即震因，利用震因对地震的孕育发生过程做出准的确识别。关注震兆与研究震因两者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震兆与震因至今仍如两座科学山峰横亘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难以逾越。
在地震史上，中国号称曾成功预报了海城和青龙地震，但世界地震学界对此的评价是：偶然的运气。有人说，我们曾经成功预报过海城和青龙地震，为什么不能把这两次预报的经验发扬光大，进行后续的地震预报工作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地震预报难就难在它的成因、 机理和触发条件等非常复杂多变，预测方法具有不可复制性。这次成功有效的预报手段，很可能在下一次地震预报中就失灵了。
正如著名探险家兼地质学家位梦华所说的，地震预测迄今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还很难完全准确地预报地震。另外，目前一些地震预测的研究方法也不完善，比如一些地震前兆、动物习性的变化具有很复杂的因素。有些动物行为，地震学家解释为地震前兆，而生物学家的解释可能又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还有一点就是，大部分的震兆也都是在地震后又被翻出来讨论、研究后得出的，如唐山大地震。
地震预报的难度，核心问题还在于人类对地球构造运动理论的认识尚不成熟。人类对地球内部的了解，可能还不如对月球，甚至是对火星的了解深入。即便有一些经验和知识，也是此一时的知识和经验，不能用于彼一时，如海城的经验无法用于唐山地震，也不可能完全应用于后来的汶川等一系列地震。
此外，地震預报，特别是短临预报之所以成为世界性难题，是因为政府和公众的需求与科学现状之间存在着无法破解的矛盾。当地震检测机构将可能发生地震的推断上报给政府时，负责决策的官员会严肃地发问：“你们的把握有多大？”这就让检测机构犯难了。最终只得“继续检测”。
政府的确有政府的难处，它的着眼点是尽量保证整个国家的正常秩序不被打乱。如果接到一个把握只有30%的大地震预报，无论是东西方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一样的战战兢兢，不知该如何是好。
为此，联合国相关机构建议各国政府采取开放型的防灾备灾策略，变被动为主动。
开放型的地震预报，就是向局部的社会公众开诚布公，既告诉大家地震研究中的困局现状，也告知大家你脚下地壳的活动情况以及可能带来的灾害后果，将避险判断和决定权交给公众。在有可能出现震情的日子里，每天都有信息公布，至于采取什么样的避险措施，听凭公众自己的判断，就如天气预报播报的降雨概率是30%，带不带雨伞纯粹是你个人的事情。
当然，地震预报属于危机管理范畴，就必须纳入危机处理的轨道。比如，根据当下社会整体形势，地震预报选择在什么时候播报，先公布到什么程度等等，都是有讲究的，需由哪个层面的专家综合判断，以怎样的方式公布信息等，也都是需要处理危机问题的专家们周密斟酌的，必须防止事态由自然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所有的科学难题都解决了，要想圆满顺利地预报地震，仍然不是一件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