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 刘妍汝
在韩国，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韩国人无法避免的三件事？ 死亡、税收和三星”。这其中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三星集团作为韩国财阀之首，销售额几乎占据了国家GDP的20%，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有部分媒体认为，“三星公司所产生的影响能够与政府匹敌”。为此，韩国又被称为“三星共和国”。在韩国，三星的影响无处不在，笔者参观访问韩国的文化娱乐产业之后，曾经感慨说，韩国是三星和泡菜的国度，泡菜代表了韩国人久远的饮食习惯，而三星则是韩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是韩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象征。然而， 三星也是韩国经济的阴影，难以想象，一个国家五分之一甚至更大比例的经济产出来自一家财团。进入21世纪以来，三星所代表的财阀结构更加集中，虽然韩国总统们一再强调打破财阀体制，实现经济民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总统朴槿惠因“闺蜜门”被弹劾下台，其根源就是卷入到了财阀政治经济漩涡之中，甚至说是被财阀政治淹没。
“闺蜜门”可以说是“财阀+政治”体制的大曝光，引起了韩国社会的震荡，“三星太子”李在镕也卷入其中，虽然没有被判重刑，但是“罪责”难逃。 财阀体制不转型，类似“闺蜜门”的戏码还会继续上演。三星的财阀时代能够结束吗？5月6日，三星集团继承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召开了五年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是关于“三星帝国”走下神坛的想象。李在镕这次面向全体韩国国民的道歉涉及多项内容，其中关于“不会让自己子女继承公司经营权”的表态格外引人关注。财阀几乎主导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升斗小民受财阀的压制太久、太深了，作为财阀制度的根基？ 代际传承，在稳定家族企业经营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在镕此番言论无疑是搅动了韩国财阀“世袭制”终结的春水。倘若承诺能够落实，李在镕将有望彻底改变三星的未来走向，同时也将真正推动韩国整个财阀制度的改革。但李在镕在一次对国民的道歉会上提及结束世袭制，难免给人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印象。李在镕刚过知天命之年，而他的子女尚未成年，距离权力的交接还隔着好几届总统呢，当李在镕需要交权的时候，韩国的政治风向尚未可知。韩国的总统五年一换，但是财阀们却如同“静水深流”，决定着韩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韩国财阀之养成
家族企业，是久远的经济组织形态，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一些巨型家族企业成为国家经济的命脉，当然，不可否认，这些家族企业在助推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步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无百岁寿，常怀千岁忧”，财富与权力沿着血缘纽带的传递是人类社会常态。家族企业崛起与兴盛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经济发展机遇，而它的延续需要靠整个家族的共同维系，并且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家族企业的本质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企业组织形式，到今天为止，其生命力依旧非常强大。韩国的财阀企业就是家族企业中的鲜明代表。李在镕，身上最醒目的标签是“三星集团”的继承人。
韩国财阀起源于日本占领韩国时期，虽然受到韩国内阁的亲日派大力支持，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这种组织形式的企业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得以继续发展。这就是韩国财阀的起步。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财阀经济”模式逐渐形成，这一方面是得益于韩国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是受到政府主导型的出口导向政策的影響。政策的支持和历史的机遇，使得财阀在韩国经济命脉中起到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朴正熙创造的“汉江奇迹”中有诸多财阀快速崛起的故事，时隔数年，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被财阀政治“反噬”，可以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长期以来，这些巨型家族企业一直得到韩国历届政府大力支持，掌控着造船、汽车、钢铁、电子、航海运等诸多主要核心行业。在韩国媒体中，“财阀”一词还更多地被引申为强大经济势力，指代那些能够起到支配作用的人或家族。
几十年来，韩国经济腾飞，财阀们将企业做大做强了，积攒了巨额财富，韩国财阀是亚洲新兴家族的代表，巨额财富如何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就成为问题。家族财富的传承是个复杂的问题，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家族文化或观念的影响。韩国崇尚儒家文化，重视家庭中的亲缘关系。譬如，大多数韩国人都能说出自己是来自哪个地方的哪个姓氏，十分关注姓氏的传承。庆州李氏就是个比较显赫的姓氏，这是因为庆州曾是古代王朝新罗的千年都城，阏川杨山村的村长李谒平就是庆州李氏的始祖。三星集团创始人、被誉为“创业鬼才”的李秉喆便是庆州李氏的第39代孙。这种文化深深影响了企业文化建设，在财阀文化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一般而言，韩国的这些财阀集团会通过家族控股和支配经营管理权，掌握着对这个大型综合性集团的绝大部分控制权，然后再代代相传这个控制权。家族精神、家族贡献、家族管理与家族财富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有句话说，富不过三代，如果只是财富的传递，没有家族精神、管理和贡献的传承，财富很难聚焦，几代人之后，可能就会烟消云散。
为了更加平稳地将巨额财富和企业控制权转移到下一代，从教育子女开始，财阀就在筹谋未来交班继承，在子女学成进入家族企业后，财阀便会开启不同类型的继承竞争模式。一般来说，韩国家族企业代际继承的惯例是长子继承经营权，其他儿子和女儿经营子公司或拥有企业股份，女婿只是职业经理人没有所有权。理论上看，如果难以判断兄弟之间谁更有能力、更合适继承企业的话，长子继承是一种简单、清晰和避免纠纷的规则。但是，也有很多财阀并不遵守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上一代会倾向于“选贤”而非“选长”，以便在未来商业竞争中确保企业屹立不摇。因此这类财阀的子女在成年后都会各自经营公司，以经营业绩立判高下。由于竞争激烈，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过度冒险或过度短视的经营行为，从而让企业遭受损失。比如，乐天集团辛东主与辛东彬之间的继承竞争，让乐天集团蒙受了8%的经济损失。除了选定继承人，这些财阀彼此之间，或财阀与政客、学者之间还会相互联姻，从而构建更加庞大的关系网络，以巩固社会地位。比如，前总统卢泰愚女儿卢素英与SK集团会长崔泰源联姻，前总理金钟泌女儿金礼利与可隆集团已故会长李东灿的胞弟李东宝联姻等。
作为韩国的第一大财阀，三星集团的发展历程自然与财阀的一般规律相符合。1938年，李在镕的祖父李秉喆创建了三星，把握住机遇，自此拉开了祖孙三代掌控三星的序幕。起初在选择继承人时，三星集团也如其他财阀企业一般，将长子李孟熙作为人选。1960年，在美国密歇根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李孟熙就进入三星集团作为接班人被培养。然而在1966 年，就发生了糖精走私事件，事情败露后，三星集团不仅被海关罚款2000多万韩元，而且李秉喆次子李昌熙作为直接负责人还被判刑半年。不过，同样是“走私事件”参与者的长子李孟熙，却没有受到太多影响，1967 年顺利出任三星集团副会长。然而，由于李孟熙对三星集团内部管理不善，李秉喆开始让三子李健熙逐步接手经营。此时由于三星集团管理层传出“三子取代长子”的声音，1969 年，长子、次子选择铤而走险，决定向青瓦台告发父亲向海外转移资产，最后韩国政府以“忤逆”为由不予受理。从此，长子失去接班人地位，二子被逐出家门。一场三星版的“玄武门之变”实现了三星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权力与财富的交接。1987年李秉喆去世后，三子李健熙成为三星集团会长。
控制权之殇
“太子之争”是不断上演的王朝故事。三星集团的第一次代际交替并没有以传统的方式展开。有人认为这是财阀制度进步的一面，因为李秉喆没有简单地遵从长子继承这一古老传统，而是体现出“贤能”的标准，没有完全拘束于血缘，而是兼顾了继承者的才能。这是其从商人思维转变为企业家思维、从成功的企业家转变为伟大组织者的自然结果。李秉喆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一个人是不是把企业视为自己个人所有，会使他作出不一样的判断。虽然企业是我成立的，但不是我一个人私有的，而是属于每个股东、投身于此的工作人员、公司客户、购买商品的顾客等所有人的。换句话说，一家公司一旦成立，不管是谁成立的，它就不是个人的东西，而是属于社会的，是公家的东西了。”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是在家族内部继承和发展，但是企業，尤其是巨型企业事实上是市场关系的结晶，如果垄断市场，孤立于社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李秉喆对三星的看法，也算是一个具有远见的企业家的精准自身定位，毕竟，只有三星作为一个伟大企业流传下来，李氏家族才可能成为显赫的家族。
2014 年，李健熙因心肌梗塞住院后，三星集团将向第三代经营者转移控制权提上了日程。相比第二代李健熙三兄弟的夺嫡之争，李在镕的竞争环境温和许多，在三星集团奉行男性继承制的背景下，只有三个妹妹的李在镕其实没有实质竞争者。然而，继承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在继承过程中，李在镕先是通过集团内子公司合并、交叉持股、金字塔式控制等手段，掌控企业大权，并力图少缴遗产税，实现少数大股东控制集团。比如，李在镕通过核心子公司爱宝乐园―三星生命保险―三星电子的金字塔式结构，以17.08% 的股份控制了62 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然后，为了使作为三星物产第一大股东的“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同意三星物产（三星集团三大核心子公司之一）与第一毛织合并，李在镕向朴槿惠亲信崔顺实行贿430 亿韩元，此外，三星涉嫌以培养马术选手名义向崔顺实控制的一家德国法人公司提供资金，供崔顺实的女儿使用。李在镕此举是为了拥有三星集团的完全控制权，在争取对三星的控制权的过程中，李在镕也触犯了法律。“闺蜜门”不断发酵的过程中，李在镕也被调查，韩国舆论开始转向，自战后以来那种“对三星有利就是对韩国有利”的舆论渐渐开始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游行示威者的一张张条幅，韩联社称之为“政治和资本权力斗争的典型例子”。李在镕先是被拘留，后被韩国法院以行贿罪判决有期徒刑两年半，缓期四年并当庭释放。对此，有媒体评论说，如果不是三星的继承者，李在镕或许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商人，然而，当他背负了整个家族的使命时，巨大责任压力反而刺激他“铤而走险”。家族企业不是维持某一家族利益的工具，而只有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组织，它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就像李秉喆所说的那样，显然，他的孙子李在镕还没有如此深刻的思考。
李在镕虽然被释放，但是他本人，以及三星的形象大受打击，三星和李在镕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那么确定的了，就在李在镕被拘留期间，三星的业绩创新高，可以说，三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自组织的能力，各个业务部门都设有首席执行官，即便没有“当家人”，也没有出现大问题。三星终归要面对家族传承的难题，也要面对企业社会形象重构的问题。李在镕在记者会上提及继承权的问题，无疑激起了人们关于财阀终结世袭的想象，媒体也将其视为韩国的财阀试图逐步走出“政商勾结”怪圈的自我拯救。除了继承权争议外，李在镕还回应了另外三个问题包括保障劳工权益、倾听多元化声音及保证委员会的独立运营等，作为庞大商业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他似乎在以更加“亲民”的方式来改变父辈苛刻的企业文化。道歉也很快得到由前任大法官、学者及法律界人士组成的“三星合规监督委员会”一致肯定，他们认为，这显示出李在镕及三星集团将尊重法律、合规经营的决心。同时委员会还提出，在如何树立新的经营体系、保障劳工权利及恢复与市民组织的关系方面，希望三星及旗下子公司能够尽快给出具体的措施及实施方法。这些措施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是一段痛苦的过程，但是，从扭转韩国民众对于企业的形象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和转变。
李在镕刚刚接班六年而已，他还处于年富力强的“事业发展期”，距离三星的权力代际更替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三星要成为伟大的企业，需要不断创新，尤其是三星的经营环境瞬息万变，也许未来李氏家族与三星之间的关系会更加松散，就像放风筝一样，只要风筝线还握在手中，线越长，风筝就越高，越远，而世人可能不会那么关注放风筝的人，而只是关注空中的风筝。
注：孙兴杰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刘妍汝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