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能源贫困视角出发，结合中外能源贫困研究进展，从能源服务可获得性和生活能源可支付性两大维度出发，聚焦全国家庭清洁能源消费现状及城乡间差异性问题。结果表明，城乡能源消费在种类和比重方面仍然存在差异。基于2006-2016年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数据，本文进一步引入泰尔指数，选择清洁能源作为研究城乡消费差异性的切入点，进一步分析八大经济区域的城乡清洁能源消费公平性现状，最后针对我国能源消费现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贫困;能源消费;能源效率;城乡差异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20.006
1 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能源消费是影响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随着全球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大幅提高，生活用能结构及消费量也随之呈现不同变化趋势。联合国2030目标中第7个目标是“确保人人获得可负担、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能源贫困问题与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息息相关，是制约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能源贫困广泛存在于当前国际社会，尤其是在低收入地区，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且严峻，已经成为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程度的重要考量内容。当前国际社会对于能源贫困的定义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能源贫困”;另一种是“燃料贫困”，两者的区别主要存在于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同。能源贫困的定义核心是“能源服务可获得性”，如国际能源署将能源贫困的表现归纳为“缺乏电力和高度依赖传统生物质燃料”。燃料贫困的定义核心是“生活能源可支付性”，通常考虑家庭收入、生活能源价格和生活能源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社会迅速发展，在逐步解决经济贫困的同时，家庭能源消费也大幅上涨，能源贫困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特征。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也存在与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中。中国当前正处于能源转型过程中，如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并且实现国家构建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目标，立足国情提出协同发展的政策路径十分必要。
2 中国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现状
2.1 能源服务可获得性
我国在电力服务可获得性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2015年就已实现电力的全面覆盖，且人均生活用电量逐年上升，如图1所示，自2006年以来增长了两倍以上。但清洁炊事燃料和设备的使用仍然不乐观，仍有59.26%的人口比例无法使用清洁炊事燃料及设备进行烹饪活动。如图2所示，在农村地区，近61.30%的家庭选择能效较低的固体燃料进行烹饪，其中生物质能占到47.60%，煤炭占到13.50%，仅有38.70%的家庭选择较为清洁的非固体燃料，而这一比例在城镇家庭达到了79.40%，选择生物质作为主要烹饪燃料的家庭仅占12.00%。
清洁炊事燃料的选择反映了家庭生活用能结构的差异，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如图3所示。电力在这十年间取代煤炭成为家庭能源消费的主要类型，在2016年所占比重达到了30.92%，煤炭则下降到了20.82%。城乡间不同的清洁炊事用能间接反映了城乡间家庭生活用能结构的差异，如图4、图5所示。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的能源消费种类更为多样，其中较为清洁的非固体燃料占到整体生活能源消费的93.64%。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家庭能源消费种类较为单一，煤炭等固体燃料所占比例仍占整体消费的50.85%，但电力在2006年上升到了32.97%，天然气所占比例仍然只占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的0.15%。
2.2 生活能源可支付性
在生活能源可支付性方面，2006年至2011年，生活能源支出占收入的平均比重整体上下降了6.46%。城乡家庭生活用能的差异势必影响到生活用能支出，能源支出同样呈现出城乡差异性。如图6所示，随着电价调整，城镇、农村地区的电力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均有所下降。农村地区的电力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最低，城镇地区电力消费支出则占比最高，从2006的2.14%下降到2011年的1.76%。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城镇居民的生活用能占收入的比重较高的原因是生活方式导致的用能选择不同。
3 基于泰尔指数的城乡清洁用能差异性分析
本节引入泰尔指数进一步分析中国城乡生活用能差异性，收集并整理中国大陆30个省区（除西藏自治区）外2006～2016年共10年间城镇和农村能源消费数据，主要包括电力消费总量、天然气消费总量、液化石油气消费总量。为了反映中国城乡能源消耗的空间特征，本节采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经济区域规划的八大经济区，见表1。
从整体来看，中国家庭居民清洁用能消费量公平性趋好，整体差异缩小。如图6所示，整体泰尔指数从2006年的0.14下降到2016年的0.07，相应的城鄉间泰尔指数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起已趋近于0，表明整体范围内城乡间清洁能源消费量已无明显差异。农村内部生活用清洁能源差异在波动中从2006年的60.13%上涨到2016年的82.09%。而城镇内部生活用清洁能源消费的差异贡献率则相对保持稳定，在2016年为17.48%。2006到2016年间城乡间差异对整体城乡生活用清洁能源消费贡献率显著下降，造成人均生活用清洁能源城乡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内部存在的消费差异。
整体来看，八大经济区域在2006-2016年间居民生活用清洁能源公平性趋好，差异逐渐缩小。如图9反映了2006-2016年间八大经济区域清洁能源消费的泰尔指数。2006年，西北地区的泰尔指数在2006年是八个经济区域当中最高，随后从2006年的0.22稳步下降至2016年的0.05，说明西北地区整体家庭生活用清洁能源消费的不公平情况改善显著。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在2006年的泰尔指数为0.08，到2016年已降至各经济区当中最低0.01。西南地区的生活用清洁能源泰尔指数从2006的0.13降至2016年的0.02。
进一步分析西北、西南、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四大综合经济区差异贡献率。西北地区对于城乡消费差异贡献率最大的是农村内部的生活用清洁能源消费差异，达到58.91%。西南、长江中游、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2006年城乡间存在的消费差异是导致最终整体生活用清洁能源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西南地区的城乡间差异贡献率最高，在2006年到2009年一直保持在90.00%以上，在2016年下降到77.31%。黄河中游在波动中逐渐下降，2016年的城乡消费差异贡献率降至55.99%，而长江中游的城乡间差异贡献率下降最快，在2016，城乡间差异贡献率仅有0.91%，在这期间农村内部差异逐渐成为造成长江中游城乡间生活用电差异的主要原因。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能源贫困视角出发，选择能源服务可获得性和生活能源可支付性两大维度对中国能源贫困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家庭生活用电情况较好，已经实现电力的全面覆盖，而清洁炊事燃料及设备的使用情况仍不乐观。（2）城乡家庭在清洁燃料的选择和整体能源消费种类及结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一差异也体现在城乡用能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当中。（3）泰尔指数分析表明在2006-2016年间，我国家庭居民整体人均清洁用能消费量公平性趋好，城乡间差异缩小，导致整体消费差异的原因来自于农村内部存在的清洁能源消费量差异。
为了缓解我国能源贫困现状和城乡间能源消费差异，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重视农村地区清洁能源服务可获得性，合理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现代生活能源，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清洁能源。（2）将能源政策与扶贫战略相结合，鼓励农村能源供应方式多元化发展。（3）注重利用科技创新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加快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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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文昊（1996-），女，汉族，山东泰安人，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能源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