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博
“我真的觉得我们姐弟俩接受的教育历程是AB对照组，作为试验品，我没有像弟弟那么激进，他是直接学专业技能，我还是经历了一些传统体制内的教育。所以，我觉得父亲是在我们身上做测验吧。”盛世香樟苑别墅执行董事、上海乐景运动幼儿园董事长周荣辉的女儿周旻秀开门见山地说道。与很多家族企业教育子女的路径不一样，周荣辉并没有以毕业证书、学历为导向和评判标准，而是对子女的生活技能、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37岁的姐姐周旻秀和30岁的弟弟周承汉都是家族的第三代，他们从小就开始进入家庭组织里学习，接受家族生活方式、企业运作观念，也都有不同形式的留学经历。如今，在家族企业从事幼儿教育服務以及社区生活文化营造的项目时，他们结合自我求学的经历发现，不管身处哪种文化体系，或是选择了哪种教育方式，自己要做的就是更多地适应场景并调整自己的方式方法，这才是教育过程中最好的一课。
关于“家族企业接班人教育”的话题，两代人共同接受了《家族企业》杂志的专访。
《家族企业》杂志：姐弟二人都有留学的经验，也都回到了家族企业学习和承担工作。你认为，海归二代不接班的原因之一，是留学带来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吗？
周承汉：以我的个人见解以及我的观察来说，这是一个误解。如果在接班人幼小的年龄段，家族就及早进行准备、培养和深度的沟通，可以很好地解决接班难题。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说辞，我个人是不太认可的。
我觉得接班问题，最核心的要素是需要有深度、有技巧的沟通。我身边的一些家族企业成员，按照“以终为始”的思维模式，从下一代3岁起，就开始以接班人的方向去培养他们，并告诉他们：“30年以后，你要接管家族的事业。”以此来赋予孩子强大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家族企业》杂志：姐弟的求学之路经历了怎样的阶段？留学的期待是什么？
周承汉：我留学分了几个阶段，因为家族祖辈早期在澳大利亚设立了一些投资项目，所以有比较便捷的资源可以利用，我在澳大利亚读了小学和初中，到高中时又返回祖国新加坡的一所公立学校，所以，我接受的教育是公立体制、私立体制的一种组合。
我们留学，更多是为了体验不同的生活，学会独立，而不是需要一块敲门砖。在我们的认知里，从没有约定，必须获得怎样的学位、学历才可以到家族管控的企业里面任职。但是，真正的学习，还是从进入企业、踏入社会开始，这才是学习的第一章节。我发现，虽然学校教育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但它能给予的非常有限，还是要靠进入实战场，练就最真实的经验。
周旻秀：我现在回忆求学之路，是从小到大换了大概11所学校。很多人特别不理解，问我是不是学习成绩不好，或者常常被学校退学。当然，换学校的主要因素是爸爸妈妈的工作，需要到不同的城市、国家。
现在回想起来，我经历了很多不同教育体制的学校，公立、民办、双语……我觉得，求学之路对我而言，确实是一个整体性的适应，而非单一的西方的教育或传统学院派的教育。在我们家族的定义中，求学就是能不能适应不同的体系、适应不同的价值观，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这就是父亲的教育理念带给我的影响。
对于我们的重大选择，我父亲做的决定是，“这个你可以尝试，这个你也应该尝试，那个你更要去经历。”所以，对我们来说，求学就是一路试错的过程。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毅然决定休学一年，积累一些工作经验，没想到工作之后发现，学校很没有挑战性，所以就没有再回去完成大学学业。 现在回想，那时我选择进入社会转型适应，对现在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局势就是充满了各种变数，你怎样运用身边最好的资源去做一个选择，这是任何大学没办法教授的。
进入社会第15年了，我发现原来学校不是唯一的求学的空间，现在很多国际化知识都能够随时随地学习，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二代教育选择，并不一定要出国，甚至不一定要去国外的大学，只要观念上有调整，可以通过很多教育的方式方法达到求学的目的，比我们当时更有优势。
《家族企业》杂志：您当时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初衷和理念？
周荣辉：我的初衷是自由。因为我高中毕业后在新加坡参加“国民服役”，接受了两年半的训练，失去了很多时间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在服役期间，我很渴望自由。但是毕业之后，我到父亲朋友的企业里实习，因为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我又失去了自由。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告诉自己，要掌握一些能使自己有时间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能力。后来我去英国学了注册会计师的专业，但是回国发觉，很多基本的东西自己都不会，这时候就意识到，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了。从那之后，我快速地把实践的空白填补上了。
所以，我在培养孩子时就明白，家族企业接班人的教育顺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它不应该把对孩子的学历要求放在第一位，对家族企业的孩子而言，尽快掌握实践能力、生活能力、应变能力，才是更重要的。
家族企业经营者有这样的选择权和自由权：不用根据一般传统的教育规划，即必须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才可以找份工作。我们家庭的沟通里，从不会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将来你要去找一份怎么样的工作，你要去哪里上班。”我一般会说，“你将来需要做的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或者是完成什么样的任务。”以此为家庭教育的导向。
家族企业对孩子的培养也要有这样的意识，而且他们有很大的灵活空间，所以要提早给孩子提供学习的场景，可以从孩子一出生时，就把他带到公司里，比如企业的办公室。就像我从小跟父亲一起打完球，就会跟他到工地去，听他跟供应商、跟客户的讲话，久而久之，耳濡目染，心里就有点想跟父亲一起做一些事情，想跟他学一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那么，我在培养下一代时，就有这样的意识，他们从小就常常被我带到办公室，我甚至把一些工作也当做一个家庭活动。有时候孩子下课后，我不会把他放到托儿班，而是让孩子到办公室来，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帮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姐姐帮我复印、帮我装订，我也会告诉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慢慢地，他们觉得去办公室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当他们把企业当成是一个很亲切的场景，尤其是当他们跟员工、团队产生一种互动关系的时候，你发觉，他们会有归属感。 比如说，现在企业里很多工作了十几年的员工，是看孩子们长大的，如今他们变成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这样的传承，就变得很自然。再比如，儿子小的时候，他最喜欢的就是跑到我办公室，因为那有一台有线电视机，他可以看一些他喜欢的节目。但当他坐在老板的座位上，可以从一个老板的视角去看公司。
《家族企业》杂志：弟弟那时候多大年龄？是什么感受？
周承汉：大概三四岁，坐在父亲的老板椅上看动画片，当时就觉得自己是大人了，感觉还是蛮痛快的。
《家族企业》杂志：在您的记忆中，父亲与您从小的沟通和教育的方式是什么？对您影响最大的，并被传承下来的是什么？
周荣辉：我父亲也一样，他在跟我沟通时，同样在说，将来我怎么可以协助他，跟他一起做哪些事。而且，从小开始，他就讓我慢慢尝试不同的东西。比如，在我15岁、弟弟12岁时，父亲让我和弟弟两个人单独到日本参加世界博览会。这就是我们家族的“英雄之旅”，离开家庭，到外面走走，了解世界的状态。
其实，这是学习的古代罗马帝国时期的“英雄之旅”，原意是皇帝在王子要继承王位之前，要求王子必须经历“英雄之旅”，比如，他要在没有家族支持的情况下，独自带兵打仗或者去一些国家远征。在我的家族，就把它转变为，子女要独自一个人出门远行，面对无法预知的各种变数，独自解决困难，以此来增加抗挫力、应变能力等等。
相比父亲对我的方式，我在我的孩子这里，做得更彻底，“英雄之旅”就是让他们到不同的国家学习不同的文化，适应不同的教育体制，面对不同的老师和同学。很多家长觉得，不稳定的环境对孩子不好。但我反而觉得，当你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时，就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包袱。因为一旦稳定的环境没有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对家族企业的孩子来说，在各个阶段开展“英雄之旅”都很有必要，这是他们了解独立人格的很重要的方法。比如我的女儿，她最早从7岁就开始“英雄之旅”了。
而她更长期的英雄之旅是在12岁，小学六年级时到澳大利亚的姑姑家里住了一年，让她了解了在脱离了父母的安全环境后，该怎么样应对。她从小在台湾长大，讲的是中文，英语能力很差，所以我就提出一个要求，“你不能跟说中文的朋友在一起，因为这样你就只会讲中文，你必须跟澳大利亚当地人在一起，锻炼英语，并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家族企业》杂志：女儿这么小开始“英雄之旅”，当时在您心里，有没有担心过？
周荣辉：基本上没有担心过，是蛮期待的。
《家族企业》杂志：姐姐印象最深刻的“英雄之旅”是一次怎样的经历？开始有没有抗拒？后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旻秀：印象最深的“英雄之旅”肯定是去澳大利亚那一年。
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是文化冲击，是父亲定的这个严格的规矩带来的？ 不能说中文。我就觉得很纳闷，明明就是我们的母语，你为什么不让我说？于是，刚开始去的一两个月，我只点头、摇头，拒绝开口。但为了生存，最后逼着自己必须开口，慢慢就突破了所谓的“语言关”，在学校里面开始交朋友，这对我的文化冲击是很大的。 当一年时间到了以后，我觉得在澳大利亚挺好并且想继续时，姑姑说，“不好意思，你的时间到了，你必须得回去。”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问我，“人家的父母都是要赶紧让孩子在国外适应并留下来，你们家怎么是反过来的？”所以那一年的“英雄之旅”，是去的时候抗拒，回来的时候不愿意回来。但这也为我后续适应多元的文化奠定了一个基础。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差异是，跟自己父母之外的人一起生活，那是什么样的感觉？虽然很多人觉得家人应该是一样的，但事实证明不尽然，特别是我的两个表姐跟我差不多大，我会有很大的心理落差，“姐姐为什么不像爸爸妈妈一样让着我，而是有一些争执？”所以那时我就明白，虽然是一家人，但还是需要遵守一些边界和规则，不是说我想干嘛就干嘛，这确实给十二三岁的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在台北时，读的是传统的公办学校，到了澳大利亚接受的是比较西方的教育体制，然后又回到台北一所公办学校。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疯了，你这样转换，你父母是没想清楚还是没有想好？”但是，当时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就是无论去哪里的学校，学习成绩必须得好，而且我确实也做到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培养了我做事的态度、适应的能力。从那以后，再到不同的地方求学时，我并没有觉得是在换学校，只是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而已。
又比如，我从来没有在新加坡念过书，但在高中的最后两年我是回去念的，别人说，“高考的时候回国，你们家真的很神奇！”记得我们在新加坡申请学校的过程中，教育局的面试官都问我妈妈，“你确定吗？”我妈妈说，“没关系，她可以的。”当时我也觉得，有差别吗？没什么差别吧。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可以很自信地说，不管身处哪种文化体系，或者是选择了哪种教育方式，你要做的就是更多地去适应场景并调整自己的方式方法，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一课。
《家族企业》杂志：刚刚承汉也提到，家族代际之间的误解和分歧肯定是存在的。那么，周老师您对于代际冲突是怎么看的？双方应该如何消除分歧？您一般是怎么做的？
周荣辉：无论是哪一代人，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家族成员的基本需求是一致的，比如说渴望做得更好、渴望被认可、渴望成长、渴望有自由的空间，这些都是基本的需求，只是实现的方式方法不同了。
当然，两代人之间还存在“后浪推前浪”的自然规律，所以我就必须常常去阅读、了解信息，或者到外面看看，明白最近社会上普遍关注的是什么。比如，最近我女儿跟我介绍B站，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就去了解，这样就会把我们两代人之间的信息同步。当然，我发现很多家长会给自己一个借口，“我不懂，我没时间，我已经老了”，所以就拒绝接触新事物。当时间久了，所谓的隔代差异就会越来越大，两代人的思想就不在同一个频道了。
因此，家长不能站在一个权威的立场，高高在上，“我都懂，所以孩子们必须听我的”，这就会产生问题，我的方式是，培养家庭成员的阅读习惯，又建立了家庭图书馆。我如果发现市面上好的图书，就会为每个人买一本，大家同时看，这样就会产生同步的内容交流和知识掌控，减少了代际之间的很多隔阂。对于年轻人关注的东西，我都会先去了解、学习，再决定用不用，怎么利用好它。当然，减少分歧需要双方互相理解、共同来克服，年轻人也要明白和了解生命周期，以及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需求，两代人双方都要互动了解。
后记：在接班人进入企业实战后，面对家族代际冲突，他们的方式，是采取了两个具有特色的家族企业生活场景来解决问题。这些场景是什么？家族又应该如何形成共同的使命感，做好接班人教育规划？下期将重点讲述，周荣辉家族是如何“自然地把公事带回家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