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晶 王鹏 梁青龙
摘 要：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缺失仍是导致现实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我国开展的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以来，各级各地政府在教育扶贫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與实践。本文比较分析了普通教育扶贫和职业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扶持对象、扶持主体和扶持模式三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宏观层面因素对两种扶贫的效果均有显著影响，但微观层面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教育扶贫;普通教育;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28.044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使其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提高收入水平，是扶贫攻坚的一种有效模式。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在此大背景下，本文深入比较分析教育扶贫两种不同类型：普通教育扶贫和职业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对于精准评估我国教育扶贫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普通教育扶贫和职业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比较
首先，普通教育扶贫有利于解决农村长期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而职业教育扶贫有利于解决短期贫困，其扶贫覆盖面更大。普通教育扶贫的扶持对象主要为处于普通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受扶贫对象年龄和普通教育学制等因素影响，接受普通教育扶贫的学生尚无法在短期内为家庭带来收益。但是，普通教育能带来较好的私人非货币收益，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相对而言社会生存能力越强，通过不断的人力资本积累逐步提高家庭收入，以解决长期贫困问题。另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有积极作用，普通教育扶贫的长期性和持续性有利缓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与此相反，职业教育扶贫的扶持对象范围更广、层次更多，既包括未成年的在校学生也包括知识技能需提升的农村劳动力，并且职业教育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相对普通高等教育而言更大，其扶贫覆盖面更广泛。同时，受教育者能够通过职业教育获得一定的生产知识和技能，迅速融入工作并获得较高的初期收入，职业教育获得收益的速度更快，更有利于解决农村短期贫困。
其次，普通教育扶贫应当主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职业教育扶贫则应多引入市场机制。受教育对象年龄特点的限制，基础教育阶段以在校的全日制学习为主，私人收益低，因此应当更多的发挥政府的作用，由政府筹集资金安排。实际上，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已经覆盖初中及初中以下基础教育阶段，由政府发挥主体作用，通过对农村家庭减免学杂费，实施教育扶贫。与之相反，职业教育扶贫应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一方面，职业教育学制短，接受教育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收益，其私人收益更大;另一方面，通过引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方式能够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充足的实践机会，加快学生掌握生产技能的速度，增加技能熟练度，能够进一步缩短受教育者获取收益的时间，降低其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
最后，普通教育扶贫模式的关键在于降低教育成本，而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关键在于提高教育收益。微观上教育扶贫的矛盾在于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满足不了贫困地区人口对教育的需求。普通教育扶贫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减轻农村家庭负担，增加政府投入比例，增加贫困人口的教育补助，让贫困学生不再由于高昂的教育成本而选择辍学。职业教育扶贫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设置操作性强且紧跟时代步伐的专业，传授更能紧贴市场需要知识技能，使得基础知识相对较弱又急需获得工作的人群不再由于教育收益有限而放弃教育机会。
2 普通教育扶贫和职业教育扶贫的影响因素比较
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影响教育精准扶贫效果的因素包括宏观影响因素（如教育扶贫项目实施、项目内容、管理考核）和农户自身微观因素。受到数据限制的影响，本文利用是否是贫困村作为宏观影响因素的代理变量。其理由课题组在调研时发现扶贫政策往往更倾向于贫困村，而非贫困村获得的资源较贫困村少。其他农户自身微观因素包括户主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农户类型、适应儿童的数量、人均纯收入以及增收渠道等。
2.1 普通教育扶贫的影响因素
宏观因素中，样本的75%是贫困村的贫困户，25%是非贫困村的贫困户，这是由于课题组抽样时按照3∶1的比例选取贫困村和非贫困村，以贫困村为主。微观因素中，户主更多是男性，符合我国农村男性当家的基本情况。户主的文化程度在小学到初中之间，这也符合江西省贫困农户的基本特征，大多数贫困农户成员受教育程度不高。贫困户类型中一般贫困户所占比例较大，家庭受教育的适龄儿童人数较少，只有24户贫困户中有适龄儿童。样本贫困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10434.57元，已经远远超过当年贫困线，其中增收渠道主要为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因为本文被解释变量是非连续有序变量，因此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表1中的模型一显示了普通教育扶贫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宏观层面的因素显著影响到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普通教育扶贫效果的评价。贫困村的建档立卡户认为普通教育扶贫的效果要比精准扶贫之前更好，其评价显著高于非贫困村的建档立卡户。因此，可以看出贫困村与贫困村之间确实存在扶贫政策的差异。课题组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贫困村能够获得更多的扶贫资源，例如修建村小校舍等。
微观层面的因素只有贫困户的类型和增收渠道的影响效果是显著的。具体而言，一般贫困户比低保贫困户对普通教育精准扶贫效果的认同程度显著更高一些。这与普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没有区分贫困户类型有关。一般而言低保贫困户的生活生产条件要比一般贫困户更差，但普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并没有针对这类贫困户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因而低保贫困户的评价显著低于一般贫困户。增收渠道越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普通教育扶贫效果的评价显著地越高。这是由于增收渠道更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从扶贫政策中获取了更多的资源，因而对扶贫政策的评价更高。
2.2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变量为技术培训扶贫效果，使用贫困户愿意参加技术培训与实际参加技术培训的一致性来度量。课题组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贫困户参加技术培训的意愿与实际参加与否存在较大差异，有的贫困户并没有参加技术培训意愿，但可能由于村干部要求其参加培训或参加培训有误工补贴等原因，实际参加了技术培训，然而这种非自愿的培训并不会给参训的贫困户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类似的，有些贫困户愿意参加培训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参加培训，也导致其技术水平不能得以提升。因此本研究使用贫困户愿意参加技术培训与实际参加技术培训的一致性来度量技术培训扶贫效果。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一致性水平并不高，没有达到50%。区别在于对技术培训而言，农户家中劳动力的数量会影响到农户参与技术培训的决策，因而加入劳动力数量这一解释变量。统计结果显示样本贫困户的户均劳动力人数为1.45人，可见多数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缺乏。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Y为二元选择变量，因此本文拟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表1的模型二显示了职业教育扶贫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宏观层面的因素显著影响到建档立卡贫困户技术培训的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贫困村的建档立卡户技术培训的意愿和行为的一致性显著高于非贫困村。与前述分析原因一样，贫困村在精准扶贫中获取的资源更多，相应的技术培训开展的也更多，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技术培训的机会就越多，一致性相应更高。从微观层面来看，户主的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和增收渠道三个要素会影响到一致性。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贫困户參与技术培训的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就显著更高。这是因为更高文化程度的户主能够更好地接受技术培训的要点，将其转化到实际生产环节，以提高收益。劳动力人数越多，一致性就显著更高。其原因在于劳动力越多的农户，接受技术培训的概率就更大，一致性就显著更高。增收渠道中以转移性收入为主的农户接受培训的意愿和行动的一致性更低。实际上，以转移性收入作为增收主要渠道的农户往往缺乏劳动力，其对技术培训的需求本身就低，而在误工费等补贴的激励下，这部分农户往往更容易获得技术培训的机会，导致一致性更低。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础教育的扶贫机理在于提高受教育者的基本素质，进而从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保障因素等方面促进其人力资本的提升，实现收入提高、文化转变和健康获得，已达到脱贫的目的并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而职业教育采取学校教育与培训的方式主要从贫困人口的技能、证书与思想三个层面提升人力资本，进而影响贫困人员生活水准，推进脱贫。
本文使用回归模型分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普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果认同度的影响因素和职业教育参与意愿和行动一致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宏观层面的因素在两个模型中均有显著影响，而微观因素中，贫困户的类型和增收渠道对普通教育精准扶贫效果的认同度影响显著，户主的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和增收渠道三个要素会显著影响到职业教育参与意愿和行动一致性。
由此，本文提出从三个方面优化教育扶贫政策：第一，无论是普通教育扶贫还是职业教育扶贫，都要在坚持资金、物质帮扶的同时，更加重视因地制宜地从精神上，观念上、人文关怀上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给予帮扶，提高教育扶贫的人文关怀。第二，普通教育扶贫方面，在强化普通教育扶贫中政府的作用的同时，进一步精准识别不同类型的贫困户细化资助方案，改善提高办学条件的资金使用效率。第三，在职业教育扶贫方面，通过深化校企合作，构建农村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市场机制和社会网络，更加精准地满足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的不同需求，提高教育扶贫的收益。
参考文献
[1]段从宇，伊继东.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要素及实现路径[J].教育与经济，2018，（05）：23-29.
[2]汪德华，邹杰，毛中根，等.“扶教育之贫”的增智和增收效应——对20世纪90年代“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评估[J].经济研究，2019，54（09）：155-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