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知名话剧制作人孟京辉导演的先锋戏剧代表作品《恋爱的犀牛》在1999年问世后便在广大观众中获得了热烈反响，被誉为“永远的爱情圣经”，直到现在仍然会每年在全国巡演，堪称中国累计演出场次最多、最受观众喜爱的戏剧之一。本文从《恋爱的犀牛》这一话剧作品的悲观主义语言特色、存在主义哲学根源、意象解读及舞台呈现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展示其高超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恋爱的犀牛》;戏剧语言;存在主义;艺术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0-0-02
中国先锋派戏剧与文学诞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虽说先锋戏剧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荒诞之感，但它与传统意义上的荒诞剧并不相同。先锋戏剧源于对生活本质的思考，旨在用生活中挣扎、苦痛和残酷还原生活，撕开现实生活的外衣，试图找到存在的意义。《恋爱的犀牛》作为先锋戏剧的代表作品，从各个方面继承和反映了先锋戏剧的特点，本文从悲观主义戏剧语言、存在主义根源、意象解读与舞台呈现四个层面对其进行解读与赏析。
1 悲观主义的语言特色
戏剧语言是一部戏剧存在的外化表征，作家高尔基曾说：“戏剧语言是最难运用的一种文学形式。”“诗意语言表达的是浪漫的情怀，通俗直白语言表现的是生活的平凡”[1]，戏剧中用了大量诗意的语言来描述平淡的生活与轰轰烈烈的爱情。廖一梅作品的特点之一是语言犀利、态度明朗，这一点也是先锋派戏剧的共同之处。《恋爱的犀牛》整部作品的感情基调是孤独的、苍白的、悲观的，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都面临着生活和爱情上的困境，他们的话语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质问，而这些问题无解的状态正呈现了悲观世界的存在。在廖一梅的作品中，悲观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启迪观者在沉醉于爱情的同时不应逃避对人与世界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的寻找，而要追溯到更为本质的东西[2]。
首先，廖一梅采取了一种戏剧语言中常用的修辞，即借代。常见的借代是由具体代抽象或由抽象代具体，《恋爱的犀牛》中采用的就是具体代抽象的方式，借犀牛图拉代饲养员马路，使得人物形象更加意象化。
“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撕碎了呈现给读者，它来源于生活，往往高于生活。”[3]戏剧语言中排比修辞的运用使得作者强调的内容得到重视，增强了语言的侧重点和剧场的仪式感。在《恋爱的犀牛》第六场戏的结尾，明明用排比的语言表达自己对陈飞的爱：“他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他可以欺骗我，可以贬低我，可以侮辱我，可以把我吊在空中，可以让我俯首帖耳，可以让我四肢着地，只要他有本事让我爱他。”这段排比的设计生动地体现了明明爱陈飞爱得偏执，强调了爱情的残酷与身在其中的人的盲目，使得抒发的感情更加强烈，凸显了剧场的悲观美感。
另外，先锋戏剧还有一大特点是夸张性。在《恋爱的犀牛》中，这种夸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某种现象[4]，增强了与现实结合的感染力。“我们的语言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分析”[5]，夸张恰巧实现了廖一梅戏剧语言的荒诞性。通过这种不可分析与大胆描述，戏剧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人物的语言形象生动、动作性强[6]，增强了戏剧的幽默感和吸引力。
2 向存在主义哲学致敬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恋爱的犀牛》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它和现实世界的对立处境在台词中反复地表现了出来[7]，剧本中的台词看似荒诞又充满偏执，实则暗含着一种敢于挑战命运和生活的勇敢，实际上，这背后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致敬。孟京辉在渗透着存在主义的戏剧中“塑造出更加富于生命力的艺术形象，提升艺术形象的感染力”[8]。从胡塞尔到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和萨特，他们一直延续着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意识为行动指南的哲学思想。存在主义认为人们应该抛弃包裹在事物外衣之下的东西，认清事物本质地活着，世间唯一真实的便是自我的纯粹意识。
在《恋爱的犀牛》中，男女的偏执是时代的产物，“人人皆孤独，亦是时代的产物”[9]。这不仅体现在戏剧中，同时也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10]，廖一梅非常善于用抽象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告诉人们“应该要为了梦想、为了生活努力拼搏”[11]。她善于在其作品中穿插能触碰到人们心中最柔软部位的话语，当我们初次听到这些台词首先会感受到一阵被“抽打”的痛感，接着内心里黑暗的地方会被一束光芒照亮治愈。剧作中关于爱的语言都是有形的学问，而且是从现实出发的[12]，看似考虑得不长远，实则体现了一种极致的爱，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爱，在利己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这种存在主义式的真挚爱情显得更令人动容。在先锋派戏剧中穿插存在主义思想同时使戏剧拥有完整的故事情节[13]，并且用一种独特新颖的方式打动观众，足见廖一梅台词功底的深厚。
剧中马路表示，如果只是从生活中获取一点简单易得的快乐，在黑暗的阴影中苟且作乐，这对他而言毫无意义。这样的观点一直渗透在剧情中，并且随着剧情的发展一波三折，故事性极强[14]。《恋爱的犀牛》的男女主角似乎都是偏执的、不顾一切的人，而孟京辉正是通过这种戏剧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表现一种坚持自我、坚持个人意志的理念，并通过这种方式引导观众听从自我意志的呼唤，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3 “犀牛”的意象解读
恋爱的犀牛指的其实是坠入爱河的马路，马路和犀牛的相似点在于他们的视力都很差，这代表一种盲目性，在爱情中，人和动物一样都是盲目的。心理活动可以通过行动直接展示出来[15]，话剧第一幕的场景非常震撼，众人齐修世界上最大的钟，有一市民高声道：我要把我爱人名字刻上大钟的墓座，旁边再刻上一颗心，代表我们坚贞不渝的爱情。这时众人齐呼：爱情是什么？这种夸张的手法“能够直接给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带来满足和享受”[16]，更好地体现了想象中的美好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在《恋爱的犀牛》中，马路和犀牛图拉都有明显的反叛意识，他们都不愿意迎合大众而使得自己纯粹的意识被左右。“人的复杂性决定了要辩证分析人物形象”[17]，爱情使得马路不再与普通人一样，而成了被爱囚禁的囚犯，而“弱者最终是难以逃脱命运的安排”[18]。这里的“弱者”其实是在爱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一方，无论是犀牛还是马路，他们都是爱情中的弱者。在马路看来，无论结果如何，追求明明都是充满趣味、成就感的事[19]。
陷入爱情中的男女就如同犀牛图拉一样盲目，这种执着的盲目到底是好是坏呢？从坏的角度看，这种盲目会让人陷入痛苦与绝望;而从好的方面来看，正是由于这样执着的盲目，人们才得以在现实生活与理想之间撕开一个缺口，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缺口看到爱情的光芒和存在的意义。在生活中，我们或是爱而不得的马路，或是爱而不得但有恃无恐的明明，迷茫与希望会伴随我们存在。戏剧中还运用了大量拼贴、戏仿和重复的表现手法，初代演员的表演情感丰满，深入人心[20]，清晰地反映了角色的性格特点。
4 舞台呈现
《恋爱的犀牛》另一大突出特色就是舞台的呈现与演绎。“摄影与剧情的流畅发展、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及故事的主旨表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1]《恋爱的犀牛》中，戏剧舞台和灯光的设计虽然简单却富有创意。舞台运用黑色填充了大量空间并与强烈的色彩灯光形成了对比，剧中的灯光基本都以白色为主，体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使观众能够抓得住重点，将精力集中在剧情的发展上。好的舞台效果能够善用戏剧、诗文、音乐等文学形式[22]。光是所有舞台介质中最能传达感情的一种，舞台设计中的灯光设计不仅要衬托角色的性格和情感，而且要运用光强弱的变化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立体。电影的呈现多用动作语言来体现人物的特征[23]，戏剧则可以通过灯光的变化表现角色的灵魂。
将真实的场景在一个封闭式的场域中展开，同时借助戏剧表演具有的象征性，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还原性和意象的理想性的重叠，体现艺术美与现实美的交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24]，人们对戏剧音乐和舞台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孟京辉通过将富有张力的语言、动作和音乐呈现结合的方式宣泄爱情，展现出了一种属于戏剧和歌剧的双重“朋克”。剧情中穿插了一些舞台语言和音乐符号等元素，呈现了人物的性格和特点[25]，与此同时，真挚幽默、荒诞诙谐的语言也表达了对爱情的呐喊，将这部剧推向了比一般先锋剧更高的层次。
戏剧中的一些设计也富有孟京辉个人的特色。为了凸显人生是荒诞且无章法可循的这一主题，他设计了一些非机械性的停顿，类似于播放电影时的卡顿状态，通过人为的方式制造这种停顿可以为观众从视听上带来一丝新鲜感。一些看似没有意义的、荒诞的表现方式增添了戏剧独有的荒诞感，让这部戏剧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
5 结语
《恋爱的犀牛》的创作无论是在悲观主义戏剧语言、存在主义哲学层面、意象的借代还是舞台呈现上都体现了先锋派戏剧最高的演绎水平，戏剧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美学、音乐、文学、语言、舞蹈等多种艺术形态，廖一梅与孟京辉两人绝妙的配合，使得观众可以在剧场中将现实生活和理想境界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动具体的艺术感受。《恋爱的犀牛》对于中国先锋戏剧和小剧场戏剧的影响是非同凡响的。正如戏剧中的台词“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让人们对人生多了一点期待，影响了无数人的爱情观，爱情正是由于这种偏执和固执而显得特别，感谢这“爱情的圣经”让我们在浮躁的时代依然可以大胆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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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嘉敏（1998—），女，陕西西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美学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