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疯狂的石头》这部小成本喜剧成功的背后是商业性的高度自觉。它突破了中国电影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摇摆不定的刻板印象，将影片的商业性、娱乐性凸显到极致，但无深度的意义表达以及对痛苦现实的戏谑也暴露了它思想上的缺失。
关键词：《疯狂的石头》;商业性;思想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0-00-02
2006年，新人导演宁浩带着新作《疯狂的石头》冲进中国电影高分榜。这部投资仅300多万元的喜剧片，没有大咖巨星，没有名牌导演，凭借超高的口碑赢得了国内千万票房。不同于此前国产电影在商业和艺术属性之间的不断徘徊，《疯狂的石头》另辟蹊径，将电影的娱乐特性凸显到极致，自觉追求影片的商业价值。它的登场打破了“名导演—大投资—平庸的影片—差口碑—高票房”的恶性怪圈，为中国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1 娱乐精神背后的商业追求
艺术来源于生活[1]，《疯狂的石头》让观众看到了现实世界的本真模样，顿感亲切自然。然而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表现手法却极其商业化。影片避开对现实问题的剖析，以戏谑嘲弄的方式展现小人物的悲惨“欢乐”，饱含娱乐至上的精神意味。宁浩表示：“当我没话说的时候，拍娱乐电影也未尝不可，但前提一定要够娱乐，这点绝不可模糊。”在国产大片疲于应付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文化冲击带来的阵痛时，宁浩抓住了大众审美对娱乐趣味的需求从而突出重围[2]。影片将严峻的社会问题消解为娱乐的符号[3]，使观众在欢笑中释放精神的苦痛。《疯狂的石头》的成功正是基于它对市场规律的深度挖掘以及对商业价值的自觉追求。
1.1 多线叙事
《疯狂的石头》对商业价值的追求并不是盲目的，精彩的艺术手法使它从众多喜剧片中脱颖而出。影片围绕保安和盗贼对一块翡翠的争夺展开，颠覆了传统故事中“警察抓小偷”的情节套路。《疯狂的石头》采用多线叙事的手法，将所有故事线织成了一张紧密的网，其中无数的巧合和伏笔相互交织，逻辑完整流畅。影片开头就体现了这一环环相扣的特点：谢小盟掉落的可乐瓶砸中包头的车，包头下车没拉手刹导致车撞向了秦经理的宝马车，意外的车祸恰好让盗贼三人躲过交警的盘问。导演有意打乱时空顺序，在频繁变换人物视角的同时交代了重要人物的身份背景，巧妙地将他们串联在整个故事中，增添了叙事的生动性。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的镜头[4]，但偶然性的情节设置让整部影片高潮迭起，观众在体会人物命运的不确定性中获得娱乐和快感。
1.2 戏仿
《疯狂的石头》中有不少对经典电影的戏仿，产生了强烈的喜剧和反讽效果。宁浩镜头下的戏仿并不是对经典电影的生搬硬套，而是用本土化的手法解析重构，精心设计出有“中国特色”的经典桥段。《疯狂的石头》在情节上大胆借鉴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以中国城市的保安、盗贼和神偷代替英伦风的黑帮。戏仿还体现在场景和人物动作等细节上。国际大盗麦克下坠盗宝却因卖绳子的小贩缺斤少两而没能够着，影片重现《碟中谍》里经典间谍形象的同时加入了中国本土化的元素。不规则的晃动镜头、幽默精妙的语言、夸张的人物表演，虽是对经典电影的模仿，但仍建立在成功的本土化基础上。可以说《疯狂的石头》在某种程度上跳出了“拿来主义”的框架，提高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5]，超越了戏仿本身。
1.3 狂欢化的语言场
为增强影片的娱乐性，《疯狂的石头》有意设置了狂欢化的语言场。不同于传统影视中的标准普通话，影片将很多的俗语、方言聚合在一个空间里[6]，形成南腔北调的喧哗和嬉闹。包世宏操着不标准的四川话，道哥说唐山话，黑皮讲青岛话，小军则是北京口音，谢小盟在重庆话、普通话和粤语之间变换。开放性的言语环境下展现了多重话语类型和价值观的共生，相对立或是相补充的因素极大地增强了电影文本的张力[7]，形成了光怪陆离的戏剧感。狂欢化也体现在人物对话中，例如麦克的那句“顶你个肺”为观众营造了语言上的新鲜感;道哥说的那句“你侮辱了我的人格，还侮辱我的智商”让人捧腹。狂欢化的语言场仿佛一面哈哈镜，在化解官方严肃性的同時放大了现实世界的可笑之处，使观众心灵得到释放。
2 思想性缺失
《疯狂的石头》将市场需求放在首位，大胆且直接地回应了观众对娱乐趣味的诉求。这场娱乐闹剧将沉重的现实问题消解为娱乐的符号，无深度的意义表达结合狂欢的自由氛围成功俘获了观众的心。影片的娱乐性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可它无意启发观众，缺乏思想内涵。电影的理念是影片之魂[8]，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片面追求娱乐性的电影是有缺陷的，再精彩的艺术手法都难以掩盖影片思想的贫瘠。
2.1 回归现实却无深刻内涵
《疯狂的石头》回归了现实，可目的不在于反映深刻的思想内涵，而是借现实背景推出吸引人的搞笑故事以更大化地获取商业价值。对比国产大片有意回避现实问题的做法，《疯狂的石头》则是毫无顾忌地在沉重的现实和人民的痛苦上做文章进而赚得盆满钵满。
尽管《疯狂的石头》融入小人物的现实境遇获得了观众的情感认同，但多是为了制造笑料有意无意的设定，严肃的问题在哄笑中被抛掉，生命的意义被拆解得七零八落[9]。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背景下国企破产、工人失业早已是司空见惯，人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苦闷地挣扎[10]。可屏幕前哄笑的观众是否思考过两百多名工人的生存问题？影片是否有意启发人们寻求“疯狂”背后的含义？石头本是一个符号，争夺之下显现的是物质对人的奴役。学者黄式宪指出：“电影好笑并不就是喜剧，真正的喜剧应该像卓别林演的那样，看过以后会有思考，是有苦涩的微笑。”《疯狂的石头》缺少的是向观众传达在看清生活的苦难后依旧积极面对的人生态度[11]。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手段，除了娱乐大众外，更要发挥教育功能。当嬉戏和搞笑成为当代人的主流追求，人们沉浸在享乐的氛围中[12]，那么就不会有时代的进步了[13]。
2.2 思想性与商业性并非决然对立
文化作为一种产业，生产的商品成功进入市场才能实现它的价值。《疯狂的石头》呈现的娱乐精神建立在观众本位与市场规律之上，在获得超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展现了本土特色，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电影不可能剔除商业性成分。电影行业借助娱乐文化谋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为此抛弃影片的思想内涵是不可取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界限[14]，一旦沦为商业的附庸，电影作品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没有思想内涵的作品，即使外表再华丽也无法弥补思想的空虚。
近年来，为了追求高票房，一些导演、制片无所不用其极。包装精致的《小时代》以物欲赚足眼球，传播的价值观、金钱观严重误导了当代青年;《天机·富山春居图》中浮夸的画面、牵强的逻辑让人难以欣赏，配上空洞的表达更是索然无味。这些在利益驱动下的作品，患的是精神贫血、思想匮乏的通病，无力向人性透视、精神探索的主题跋涉。反观《唐山大地震》《我不是药神》等思想深厚的电影，抛开票房、奖项的虚名，依然可以留下为人们细细揣摩的精华[15]。它们或对复杂的人性进行思考[16]，或带领观众探索生活的真谛[17]，好的电影不会给观众灌输道理[18]，而是以真实的故事唤醒人们的灵魂[19]。思想性与商业性并非决然对立，影视创作发挥教化和娱乐的双重功能，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才是当今时代最好的选择。
3 从《疯狂的石头》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的要求。电影作为艺术产品，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是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关键力量。如何在电影中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考虑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电影故事的内容、品质和价值取向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疯狂的石头》探索的新道路具有借鉴意义，在国产大片纷纷瞩目于宏大主题、科技特效和名导巨星以获得票房时，它选择根植于现实，从小人物的生活出发[20]。其中包世宏为了保住工厂的不懈坚持让观众感同身受，同时影片呈现了一个中国本土化的故事，山城、长江索道等带有地域特色的元素填补了故事情节的空白。
好的故事内容是对人民生活的生动写照，品质和价值取向则取决于电影的艺术手法和思想内涵。不论是对经典的模仿超越、巧妙的叙事手法，还是狂欢化语言，都体现了《疯狂的石头》精彩的艺术手法。凭借出色的表现能力，影片在戏谑中消解现实的“苦痛”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可调侃现实的表达难以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终究失了思想的深度。现代人常被物欲迷惑而忽视精神的价值[21]。电影绝不能停留在感官娱乐，缺乏思想性的影视作品如同无本之木，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在艺术长河中消散。基于真实生活[22]，用艺术手段展现生命的深度和宽度才是优秀作品的真正诠释[2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中国电影人在创作上坚持艺术性、思想性和娱乐性的统一，推出烙印着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优秀作品方能讲好中国故事，不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4 结语
《疯狂的石头》的登场是中国电影自觉追求商业价值的成熟表现。导演宁浩选择以商业化手法演绎现实主义题材，不仅拉近了观众和影片的距离，还凭借精彩的艺术手法赢得了好口碑和高利润。然而，票房数量并不是评判电影质量的唯一标准。影片对现实问题的戏谑嘲弄消解了主题的严肃性，存在思想性缺陷。好电影不应该停留于感官娱乐，还需表现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发挥独特的教化作用。电影创作者要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面对电影的思想性、商业性以及艺术性，如何平衡和取舍永远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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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晗（2000—），女，湖北宜昌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指导老师：韩模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