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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人情文化艺术与现代社会的互动研究

中国传统人情文化艺术与现代社会的互动研究

摘要:中国人情社会的形成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带来的必然,实践传统、儒家文化的渗入、封建人治的影响及乡村自治的常态为人情社会的生长埋下了种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情文化艺术在培养和谐的亲情伦理关系、维护社会结构稳定上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对现代社会青年人的成长却带来了明显的阻抗,如何处理好法律、制度、规矩与人情之间的关系,营造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社会环境是我们需要不断探讨的时代话题。

关键词:人情文化艺术;历史成因;传统社会;青年人成长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0-0-02

中国社会是一个离不开人情的社会,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生动形象地指出了中国人长期处于并且很难跳出人情的圈子,陌生人圈、熟人圈和混合圈交融已成为人们行为环境中常见的状态。人情文化艺术的形式也发生了转变,逐渐褪去资源配置机制的色彩,更加注重情感性和规范性,其给现代社会人才发展带来的阻抗也越来越明显。

1 人情文化艺术的历史成因

人情文化艺术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名词,在世界各国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但是,像中国这般深植于文化血脉,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国家确实少之又少。但如果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便会发现,这其实无可厚非。人情文化艺术在中国社会的形成和演变离不开诸多因素的影响。

1.1 中国实践传统的影响

“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中华文明具有浓厚的农业气质,农耕式的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乡土式的社会,是一种包含故土情结的社会,是一种在哪里出生,在哪里长大,在哪里死去的社会[2]。传统社会时期,我国的人际交往方式中,人们和谐安稳地居住在一起,自觉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彼此遵守着共同的默会性社会准则。人们更加依赖于一种可靠或是相对可靠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对于特定时期人们的相处模式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与此同时也悄无声息地缔造了一种较为合适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即中国的传统的人情观。

在中国古代,家国天下的思想是所有朝代的士人阶级坚信的不二准则。在家族内部,资源的交换自然不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甚至根本不用交换去形容,家族社会中资源的分配从来不讲求对等原则。在农耕经济占据经济主体大头的时期,体制形式的脆弱性助推乡民自发形成了互帮互助的习惯,这个时候,所谓的人情文化艺术就已经存在。长此以往,其自然而然地成了古时人们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1.2 儒家伦理文化的渗入

一种风俗传统的形成仅靠一种实践性的传统是远远不够的,实践可助其产生,但很难护其繁衍,还需要文化和科学理论的支持才能光明正大,才能为世人所接纳。根据这种逻辑,我们就不可再轻视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学者经由儒家伦理学说对中国社会中人情理论形成的总结以及对社会起到的教化作用[3]。中华悠悠五千年,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时期的正统思想,在社会交往中的话语权毋庸置疑,佛教、道教思想则是起到了补充作用。家族社会中不对等的交换原则在儒家思想中被诠释得淋漓尽致,而不对等原则并不意味着不求回报,孔子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单方面地输出而从来不需要输入,恰恰相反,在“子贡拒金”这件事上,孔子说: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这里便出现人情的端倪,只不过这个时期的人情社会所宣扬的是不对等原则,即施恩者多付出而不要过分计较回报,受恩者要不忘回报。

儒家思想被认为是读书人的追求,是读书人的宗教[4],熏染的更多是士人阶级,而底层的百姓在佛教和道教的教化下不問上层政事。国家政策、时局变迁从来只是宦者需要关心的事情,百姓之间的相处靠是一种对道德理论、三纲五常、风俗习惯的自觉遵守,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往来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自发形成的。

1.3 封建人治模式的影响

中央集权统治是人情文化艺术孕育与发展的一片沃土。那个时期,“伦理至上”和“等级至上”深深烙印在每个人心中。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等级社会,在社会形态上具有“家国同构”的显著特点。我们现在在谈及中国某某朝代之时,都会用“李家王朝”“赵家王朝”等类似的字眼描述,这其实反映出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一个朝代本质上就是一个家族。每个人都处在君主制的等级体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的正式差异是等级地位之间的差别及其对社会中其他组织和成员控制度和影响的大小。君主作为这一家之主,为了便于其管理,采纳了儒家“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五伦关系,整个社会都架构在这五伦关系之上。一方面,儒家学说“礼”字当头;另一方面,封建君主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极力推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并以此作为全体臣民共同信奉的价值信条及行为准则。家庭成员对家长的话应唯命是从,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有违反,则是一种违背常伦的大逆不道之举,需要受到国法、家规、人常的惩处。“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大一级压死人”成了传统社会的政治常态。

1.4 乡村自治常态提供的现实基础

在传统社会时期,囿于当时的现实条件,官吏们无法面面俱到地处理自己所管辖的乡民事务,因此我国乡村社会长期甚至一直处于自治状态。在国法无法涉及的地方,自然需要一种价值取向来维持秩序的稳定,而在法律弱化的偏远乡村地区,秩序的有效巩固主要依赖于宗法礼俗。

不同于法规法典的强制执行,礼俗和宗法在解决乡民内部矛盾时,主要试图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法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状态,通过维系人际关系间“和”以求“大同”,人情文化艺术在此间起到了润滑和减少摩擦的作用。中国人好面子,对簿公堂自然是下下策,乡村自治带来的是面对社会冲突的自我保护,冲突的解决很多时候都是依靠乡民自己,这个时候,人情多多少少起着规范的作用,大多数时候可以及时有效地消解矛盾。

食不果腹的年代,利益的相关性是每个人生存必须考虑的要点,这也为人情文化的延续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抛去官二代之间的承袭,大多数草根阶层的求学与科举之路都不是一个人的征途,进一步讲,这并不是个人甚至单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往往需要一个家族的解囊相助。十年寒窗描述了仕途的漫长坎坷,可即使是张居正这为人所艳羡的人生,也是用了整整18年才触到读书人的天花板,资质平平之人的求学之路更是不言而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总用这句话描述裙带关系给亲属带来的好处,但这些“鸡犬们”的平步青云恰是这“一人”还整个家族的人情的表现,他需要为整个家族的荣光和发展劳心费神。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个人利益总是与整个家族相关,人情关系就是串联利益的纽带。

2 人情文化艺术有助于社会网络的和谐与稳定

2.1 构筑长效稳固的亲情伦理关系

“远亲不如近邻”,从狭义来讲,其意思可以和“远水救不了近火”相联系。我们所处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个注重情感性、工具性和规范性的复杂脉络,血缘关系似乎并不是维系亲情伦理关系的唯一选择,人情文化艺术的呵护滋养有时会更加及时有效。在传统社会里,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更遑论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天灾人祸,基于人情的报团取暖成为人们自发的选择。

2.2 培育温柔敦厚的社会关系

儒家学说对中华民族进行了长时间的文化心理塑造,中国学士读书伊始便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5]。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基于人情思维的惯性或连贯性,在进入陌生圈子处理社会关系时会利用同样的方法。在大小事件上,人们都会极力地权衡利弊,追求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一处吃了瘪,就一定要以另一种方式找回来。这并不是说人们争强好斗,非要拼个你死我活,而是通过很好地利用人情文化艺术做到“斗而不破”。所以,人情文化藝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冲突,淡化了矛盾,中国社会中不经意的人情小事所涵养出的人情传统,潜移默化地保护着温柔敦厚的社会关系。

3 人情文化艺术对当代青年人的成长存在严重的阻抗

从特殊的时间段来看,人情文化艺术在维护传统社会结构和秩序上履行了应有的历史使命,也发挥了实际运用的效果。但在法治体系较为完备的现代社会,人情文化艺术的弊端逐渐凸显,正面的推动作用逐渐弱化,消极的阻抗作用成了当代青年人成长道路上难啃的“硬骨头”。

3.1 等级意识弱化了青年人求实创新精神

“官大一级压死人”,无论在公司职场还是部分政府机构,会议之上最高领导的“一言堂”都时常出现,其他领导,特别是青年领导往往哑口无言。这并不是因为思想怠惰,也绝非玩忽职守,而是人们在对传统的人情文化艺术进行细细揣度之后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在人情文化艺术的耳鬓厮磨中,大家都深知站好队伍的重要性,知道在没有万分把握时绝对不能做出头鸟。有时即使知道领导的决策是错误的,但基于人情面子也不会提出异议。认为默不作声总好过于锋芒太露,与其做刺头扎了领导者的眼睛还不是做一个花瓶相安无事。在这种人情文化的影响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大多数人的不二之选。

这种“唯上”的思想观念与当下强调的求真务实是绝对背离的。青年人有想法不敢说,有意见不能说,导致职场“小白”对领导的决策唯命是从,没有思维的碰撞,何谈灵感的火花。对于领导而言,他们需要的不是高学历和有创新能力的能人,而是踏实肯干、老实听话的随从。传统人情观念的影响导致一批批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意识的年轻人水土不服,或选择随波逐流加入集体,或选择不动声色悄然离开。社会创新性的不足,人情文化艺术难辞其咎。

3.2 “资历论”隔绝了青年人的成长路途

一个年轻人初入社会,总会被老一辈劝诫为人处世要谨小慎微,做任何决定、说任何话都要瞻前顾后,想清楚如何处理才能顾此兼彼,不得罪人。这些都是“老机关”们在摸爬滚打后做出的理性抉择,是深谙圈子文化后的经验之谈。一些机关单位的领导怀揣“非我族者其心必异”的价值信条,坚持熟人圈的人员重用,圈外之人慎用,意见相悖之人绝对不用。晋升首先要通过领导这关,让领导看见你、赏识你、重用你;其次是要成为民意所向,让大家信服你、举荐你,这样才能够顺利升职加薪。无论是领导赏识还是民意归属,都不外乎个人的人脉,时间积淀越久,所获取的人脉也就更多,这就导致了在职场中拼搏多年的资历老者更容易被领导提名,而“一穷二白”的青年人只能被搁置一边,无法成长。

3.3 “亲疏有别”和“有失公正”玷污了中国当代青年的健康成长环境

基于人情文化艺术,执掌公权者似乎总是能在亲疏有别问题上做到拿捏到位的不公平行为。这并不是说必须将人情和腐败联系起来,中国社会又被称为人情社会,如果单纯地将人情和腐败画等号,显然是与中国社会实际不符,是有失偏颇的。人情文化可以成为腐败发生的条件,但绝不会是决定腐败发生的唯一因素。

由于人情文化艺术的影响,一些掌权者会对熟悉之人或来往密切之人大开绿色通道。对陌生人不紧不慢,每条手续都做得事无巨细;对圈内之人则是能简则简,如果牵涉其他部门,还会竭尽全力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去上下打点,大打政策擦边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人形成了耳濡目染的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得到的待遇却大相径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这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代际传递者,鲜有揭竿而起的反抗者。

4 结语

人情文化艺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实践、儒家传统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情文化艺术确实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社会功用,但在现代社会,如何充分发挥人情文化艺术的正向作用,消除其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阻抗,为青年人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7.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

[3] 贺培育,姚选民.论人情传统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03):42-47.

[4] [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M].王荣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23-125.

[5] 姚选民.谁之“官僚社会”?何种“宪政转型”?[J].比较政治学研究,2014(1):139-177.

作者简介:杨淑豪(2000—),男,江苏南通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关系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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