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时期，中国处于政法、经济、文化等全面变革的转型期，在物质层面，人们的风俗习性发生了诸多变化，并呈现出西俗东渐的局面。本文基于影像诠释，透过中国影像史中晚清时期（1840—1912）的2085张国人影像资料，把握当时物质生活中的形象民俗时代的转变，为坚定我国文化自信，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奠定基础。
关键词：晚清;中国影像史;形象民俗;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1-00-02
0 引言
社会习俗会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变化而变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化，即为“俗随时变”[1]。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我国的国门和通商港口逐渐开放，各国传教士、猎奇者等纷纷来到中国，摄影技术也传入国内。影像作为表情达意的符号工具，具有丰富的表征功能，承载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价值观念[2]，无疑是最强有力的表现和解读方式，是发展变化直观、真实、真切的承载与见证。本文基于视觉人类学、视觉文化学和跨文化学，以中国影像库中的两千多张人物影像资料为对象，从物质生活切入，分析图片内容与国民形象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晚清时期国人形象中的“俗随时变”。
1 晚清物質生活中的“西俗东渐”
在中国历史中，晚清无疑是一个“西俗东渐”的大变局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利使正处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货”纷纷流入中国，来华的欧美摄影师把拍照技术带到了中国，并在此留下了丰富的近代影像。社会性质的巨大转变最先影响了民众的物质生活，在与民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中也投射出中西文化融合交流的影子。从一开始简单的盲目模仿到融合并改良，物质生活的变化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是人们思想观念进步的体现。
1.1 形象习俗的变迁
在西方来华摄影师的镜头下，国人向来是传统的，且十分重服饰和礼仪。他们所到之处的人物形象均被镜头记录下来。国人的形象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我国一直有“易代必易服”的说法。穿衣着装的最初目的是遮体避寒，“衣”被列为衣食住行中的首位，可见服饰在人类物质生活中至关重要。无论是商周威严庄重的服饰，还是唐朝徇烂华丽和明清敦厚繁丽的服饰，均能深刻体现中国古人所处社会的政治背景和经济文化。
鸦片战争让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国人形象上。笔者搜集了2085张1840年至1912年间在华摄影师拍摄的人物影像照片。我们可以透过影像中人物形象的变化去感受当时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俗随时变”。在服装变迁史中，清代服饰是最繁缛复杂的。西俗东渐使得中国经历了一次服饰大变革，满街长袍马褂的大辫子男人和保守封建的小脚女人纷纷变为穿着个性化且舒适的“现代人”。
1.1.1 人衣关系保守
在西方来华摄影师的镜头下，清代人形象是保守且一成不变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特点仍在其形象习俗上得以体现，一般民众的服饰力求成本低且实用耐穿，服装行业几乎不存在市场买卖行为，故服饰多为自制且款式单一。根据这样的服饰穿着，可以判断出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经济文化的封建僵化。
（1）男子服饰。从1842年起，布莱克、乔斯林、米勒等早期旅华西方摄影师拍摄了大量清代国民的肖像。清代男子剃额发留垂脑后长辫，穿着箭衣、紧袜和深统靴的形象深入人心。服装主要有袍服、褂、袄、衫、裤等，以袍褂为主，长褂扣一般用五粒，被附会为“五常”。马褂多为短袖，袖子宽大平直。影像照片《琼阿德》[3]（佚名摄于1852年，巴黎）所示为典型的清代男性，图中男子剃光前额，留大辫子，戴着一顶瓜皮帽，淡淡的眉毛，一副清瘦模样，长袍马褂造型简练，立领直身，偏大襟，前后衣身有接缝，下摆有两开衩，男子以坐姿侧对着摄影师。
（2）女子服饰。清代妇女服饰分为满汉二式，初期还保留各自的原有形制，但晚清时期相互仿效融合，都有明显的变化，且各地风俗也不一样。清代女性一般穿长袍（外罩坎肩）或上衣下裙，坎肩多花绣。影像照片《年轻的中国女子》[4]（布莱克摄于1878年，苏州）所示为典型的清代女子形象。图中女子梳着中规中矩的严严实实的背在脑后的头发，衣着厚实，有长长的衣袖，裹着小脚。其领高约一寸，有一两颗绸子短领扣，衣服的袖口和领口都有深色且宽宽的似云的图案和花草的包边，全身上下遮得严严实实，丝毫看不出人的身形，更无法分辨美丑。虽然此女子是在整体雅致的环境里侧身坐着读书，但右下角的“三寸金莲”却十分显眼，通过这位女子的穿着和仪容仪表，可判断该女子定出自大户人家。
近代服饰的变化是朝代更替和政治文化转变的结果，从百姓服饰的细枝末叶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中国服饰文化史大致可说是“重衣不重人”，衣服饰品除了刚需之外，更是外在隐形的律法和条例，正如张爱玲所说的“衣架子”。
1.1.2 身体松绑，开禁易俗
“身体刻写了历史的印记，而历史则在摧毁和塑造身体。”米歇尔·福柯曾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革最直观地体现在身体上，身体是权力操纵、塑造和规训的对象和目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的身体从未真正脱离过家族或宗族，受封建礼制和宗族伦理的控制，身体严格来说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如深深印在我们脑海中的清代国民形象——男子前颅光秃脑后蓄长辫，女子脚缠“三寸金莲”。这些形象都是政治斗争和朝代更替的结果与表征。
（1）男子剪辫。在社会文化的视角下，身体能够表现出某一时期具有代表社会特性的象征体系。在这之中，与身体相关的内外在表现都能成为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符号。在封建礼教严苛的控制下，“剃发蓄辫”渐渐成为习惯，被认作一种人体美，青年以辫长为美，少女选郎君则喜辫长的，更有民间谚语“勿择田，勿择地，择个丈夫辫拖地”。《看书的中国男子》（威廉·桑德斯摄于1870年，上海）中有一个前额光秃、脑后垂着一个大辫子的男子正在扇扇看书。其衣着是象征中国封建道统的深色长褂，其发被分为三股进而编成辫子，被拟称为“三纲”[1]，与上文中长褂扣子“五常”并称为“三纲五常”，画面中的小桌椅是桑德斯照相馆的常用道具。
“剃发令”“蓄发令”，再到“剪辫易服”，这一系列对头发的苛求背后皆是政治斗争、西俗东渐和民族统一的结果与外在物质表现。《熊希龄》（佚名摄于 1900年），其参加过百日维新，是当时全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等，创办了《湘报》;1903年莫理循拍摄了《辜鸿铭》（莫理循摄于1903年），辜鸿铭则是一个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一代狂儒”。1900年前后，像熊希龄和辜鸿铭这样的政学界代表被强制实行剪短发，因为政府人民以其为国民代表，是国民的代表就应当起表率作用，率先剪发，再依次渐进地在百姓间推进剪发易服，以利社会稳定，国家发展。
（2）女子放足。在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中，东方文化是保守的，而缠足习俗更是保守文化中的“鼻祖”，曾长期统治中国女界的“脚坛”，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00年，美国摄影师利卡尔顿在北京拍摄了一位上层妇女的“三寸金莲”，那小脚虽只放置于照片最底部但却最引人注目。作为儒家贞节观念的习俗之一，“三寸金莲”既是女性含蓄美的体现，又能表现两性关系中的“男尊女卑”。而反缠足运动长期以來一直在男性权威的阴影笼罩下，在晚清前并未取得实质进展。随着天足运动的开展和学界、政界代表对缠足文化落后的意识觉醒，缠足习俗终于逐渐消失，最终在1910年前后失去了文化统治地位，但缠足是个不可逆的过程，放足对已经缠足的女性而言无疑是漫长而痛苦的二次折磨。
1.1.3 身体上的政治文化
无论是剃发、蓄发还是剪发，都是一种通过改变身体形貌来树立新统治权威的政治手段。辫子在清代的革命运动中一直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也与裹小脚并列，共同构成典型的中国人形象，为当时的国人摄影师和在华西方摄影师提供了丰富的中国影像素材。近代中国影像库现存大量具有政治色彩身体特征的形象照，也正因如此，“发辫史”的研究成果才颇为丰富。
2 “西俗东渐”——人衣关系与政治变革的影像诠释
晚清西方来华摄影师所拍摄的影像资料是对当时国人物质生活的一种客观性拍摄和主观性的选择与陈述，描绘的是跨文化的晚清中国形象。他们所到之处的人、物、事均被镜头记录下来，其中中国服饰文化最为丰富。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服饰习俗和特色。在他们的镜头下，中国的服饰形制多样、纹饰繁缛，此两者尤其体现在女性身上。中国服饰各具特色，同时又具有满汉交融和中外合璧的特点。
近代中国晚清社会的国人形象和服饰变革，是在挣脱了中华民族两千年来服饰礼制的约束与管控并在西方思想和服饰文化的侵染中渐渐转型发生的，是祛礼弃旧、西化再造下，衣冠之制的解体和物质文明的重构。衣以容身，衣以立身，服饰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转换的外在表现。衣以适人，衣以彰人，人衣关系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在不同的服饰潮流中，服饰功能和作用的变化，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变化，服饰主体人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等都值得我们深度剖析。
3 结语
“历史影像”的持续升温推动了大批晚清及民国时期中国影像的出现，包含社会风俗、建筑景观、形象服饰等多个领域，拍摄者多为在华西方摄影师，其中还有部分佚名摄影师，可见晚清时期的社会变革确实吸引了各国猎奇者，也从侧面说明了晚清社会风俗习性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照片记忆着历史，自摄影术发明以来，照片就成为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普及，影像资料成为历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晚清时期，来华西方摄影师通过镜头满足当时西方人对我国的好奇心，同时也为我们保留了昔日中国最真实最直接的民俗影像。对这些影像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编码和分析，能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客观真实的晚清中国，涉及自然风光、历史建筑、人物形象和社会民俗等，汇集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角度，能呈现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这实质上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根据晚清来华西方摄影师在中国所拍摄的影像资料不难发现，他们不仅对外在的物质生活中的街市百景和形象服饰做了特写，对物质生活背后的精神生活更感兴趣，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查看这些物质生活的影像资料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对物质生活的研究就是对历史的回顾，能为社会的整体性进步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
研究过程中，摄影术的制约、影像资料收集不完整和提炼范畴存在不足这三大局限会影响作者的判断与分析，今后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扩展深入。第一，拍摄者的国籍限定。可以通过对国籍的限定结合拍摄者的国家文化探讨不同国家摄影师镜头下的我国形象差异。第二，拍摄取景地的界定。对拍摄地进行界定可以结合拍摄地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在华摄影师镜头下同一地区的不同形象或不同地区的同一形象。第三，收集选取具有某一特定中国元素的所有照片。收集同一中国元素的影像资料可以更具体全面地剖析这一元素体现的政治与文化。
参考文献：
[1] 耿光连.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7：1.
[2] 刘赛赛.中国西部农村影像符号演变研究[J].电影文学，2021：35-38.
[3] 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1842-1860）[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77，31.
[4] 刘北汜，徐启宪.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294.
作者简介：章蓉（1996—），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视觉艺术。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晚清影像中的民俗形象研究——以《中国摄影史》为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KYCX_3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