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雅迪 严怡如 黄霁风
摘要：新媒体时代，媒介在新闻报道面临着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竞争。处于一个传统伦理社会，我国受众对社会公共事件的认知框架明显受到了道德基模的影响。从澎湃新闻对“汤兰兰事件”报道的框架竞争中可以看出，媒体在框架的高、中、低三个层面采取了一系列增强报道话题性的策略，以吸引受众注意。但这一策略忽略了信息和反馈的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媒介伦理失范，并由此引发了框架竞争和受众的对抗性解读。
关键词：框架理论;框架竞争;汤兰兰事件;媒介素养;媒介伦理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3-00-02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社会话语体系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趋势。在此背景下，网络受众对媒体不再一味仰视，相反，他们“拥有了独立思考能力，话语权日益在手的受众逐渐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能够轻易地参与到新闻事件的讨论中”[1]。作为个体的受众具有自身的认知框架，并依此选择、解释和评价新闻报道。同时，当前“新闻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竞争激烈”[2];媒体追逐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报道主观性倾向明显，导致受众框架和媒介框架的竞争加剧并产生对抗性解读。2018年初，澎湃新闻（下称“澎湃”）中题为《寻找汤兰兰》的调查性报道因伦理失范遭到了尖锐批评。关注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事件中存在的框架协商和竞争，对于互联网语境下的媒体舆论引导和報道伦理问题的探讨具有研究意义。
1 媒介报道对受众的框架设置
框架是“人们或组织对于社会事件主观的解释与思考结构”[3]，包含高、中、低三层结构。高层结构是对于事件主题的界定;中层结构包含事件的过程、结果、归因和评估等;低层结构则是语言、符号等的具体呈现。框架的基本机制包括选择和重组，“选择机制包含排除作用，能对事件起到分类的作用;重组机制则包括排序，显示对事件部分的强调”[4]。
1.1 媒介报道中的框架设置
1.1.1 高层次结构：偏向性的主体界定和消息源设置
澎湃通过具有明显申诉者优势的报道话语建构了汤兰兰案件“冤案”的媒介真实。新闻主题（标题）通常反映报道的主旨，即框架的高层次结构。新闻标题中的“寻找汤兰兰”把汤兰兰置于矛盾中心，指出首要任务是寻找此人。在“少女称遭亲友性侵”的表述中，“少女称”则意指“遭亲友性侵”仅是汤兰兰的一面之词，暗示了澎湃对案件真实性的质疑。“11人入狱”的表述中，仅描述11人入狱的结果，而隐去其原因。“本人失联”中将汤兰兰的“失联”建构为一种不负责的行为。其貌似客观的描述中暗含“汤兰兰可能伪证”“11人可能是无辜的”的立场，而这也是该报道框架中的主旨。
媒介对信息的把关、选择和重组是基于媒介自身的框架进行的。在消息源的选择上，澎湃主要选择了汤母万某和汤家代理律师付某的直接陈述，具有极强的偏向性。报道中的主要材料主要来自案件的被告人，用以确定是否怀孕的B超单是由汤母万某提供的，村民纪某提供了受害人汤兰兰向刘某姑姑索要1万元的电话录音，而纪某的哥哥恰是被告人之一。而关于干爸李某、干妈王某等关键证人提供的信息，澎湃称由于二人拒绝接受采访，只能在判决书中提取记录。因此，澎湃报道中的情感传递和新闻事实呈现皆偏向被告，导致整个报道话语的明显失衡。
1.1.2 中层次结构：倒置的叙事和归因
澎湃以倒金字塔结构对事件进行报道。金字塔结构报道中的顺序基于信息的重要程度，媒体把最想让观众接受的一部分内容放在最前面，从而试图引导受众的思考方式。这种结构具有类似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议程对某一事件或话题的报道频率越高，公众心中对这个话题或报道的重视程度就越高”[5];类似地，媒介对事件的某一属性给予高显著性，会引导受众更多地思考这一属性，从而改变对事件的看法。报道中“14岁那年，正在读初一的汤兰兰把全家人送进了监狱”独立成段，成为全篇最核心的信息，而“汤兰兰被性侵”这一原因则被隐去，从而试图倒置观众对汤兰兰事件的归因。通过框架的选择（排除）机制，报道建构了“冤假错案”框架，在报道中仅选择了被告一方的申诉书，有意回避了法院的判决书，从而淡化了全家人的犯罪事实。
通过将11人入狱归因为汤兰兰的举报，澎湃试图对公众进行框架设置。按照事实逻辑，11人对汤兰兰实施犯罪是因，入狱是果。然而，澎湃却以“汤兰兰的一封举报信把全家人送进了监狱”的文本把全家人入狱倒置归因为汤兰兰的举报。在此表述中，汤兰兰被设置为施动者，实施犯罪行为的全家人则被设置为受动者，而这种“施动—受动”关系也建构了一种强弱关系：作为施动者的汤兰兰被置于强势地位，而作为受动者的全家人却被置于弱势地位。此外，报道中罗列了许多与案件无关的信息，如“家中仅剩4岁的小弟弟”“爷爷大量吐血不治而亡”等，渲染了这个家庭所承受的痛苦，并将其归因于汤兰兰，以此激发受众对被告方的同情。
1.1.3 低层次结构：情绪化的表达
在框架的低层次结构上，澎湃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和情感化的表达试图为被告方赢得受众的同情，进而主张其“冤假错案”的观点。它在报道中展示汤兰兰与家人和睦的照片，意在通过情感认同影响受众对案件的认知，从而将该事件从犯罪转移为家庭问题。
在文字表述上，澎湃新闻在其标题中通过“入狱多年”“坚持申诉”等用语对11人的悲惨境遇进行强调，建构出被告冤屈难伸、原告消极逃避的媒介真实。同时，使用“‘零口供定罪”“逼供”“诱供”等字眼，建构冤假错案框架，以此强调被告方维权之正义，意指司法不公正。从词语的感情色彩上来看，报道中具有明显的感情偏向。报道中与被告方有关的词性多为积极性的，如“坚持”“奔波”，由此增强了审判存在疑点、被告坚持清白的媒介真实。反之，与汤兰兰有关的词语则是贬义词语较多，如“大祸”“人间蒸发”等。这种极具偏向性的用语将原被告分别于负面、正面的情感相连，由此试图对受众产生框架设置效果。
2 媒介伦理失范激化框架竞争
戈夫曼认为框架具有惯例化和语境化的特点，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现实政治相关。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中国受众对公共事件的认知会“倾向于激活道德基模，赋予事件道德意义”[6]。因此，澎湃报道中存在的媒介伦理失范会使得其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产生对抗式的竞争。对于受众来说，框架是解读的基模，受众在自我认知基础、价值偏向和个性需求等多层因素的影响下，对报道进行个体化的解读和阐释。面对媒体的报道，受众会将新闻内容尽量纳入自我认知框架，通过解读强化既有认知，而针对与自我认知相违背的内容，则可能采取对抗性解读。在解读澎湃的报道时，受众不仅对作为受害者的汤兰兰表现出强烈的同情，也直接对澎湃提出了谴责和质疑，存在明显的框架竞争。
通过对澎湃报道下的热评的统计及细读，可以发现报道所进行的框架设置的确起到了一些效果。部分评论表示“刑讯逼供，草率办案，重要证据链缺失，甚至零口供结案，这些都是疑点”“希望此案重新审理，找出事实真相”。但总体而言，大多数网民对报道产生了对抗性解读。换言之，澎湃的媒介框架被大多数网民拒绝，即在框架竞争中处于劣势。从上述对抗性文本中可以归纳出两个主要框架，即道德谴责框架和同情框架。道德谴责框架指从道德层面对汤兰兰亲人和媒体进行批判和谴责，具体语句表达有两种。第一，谴责汤家人，如“恶魔亲属”“这家人真是令人发指”;第二，直接批判媒体，如“垃圾媒体”“背弃新闻原则”“恶意引导舆论”“吃人血馒头”等。同情框架则主要表现为对作为受害者的汤兰兰的同情，具体表达有“凭什么让汤兰兰再受一次伤害”“希望汤兰兰永远不要出现”“抛开真相不说，汤兰兰很可怜，很悲哀，甚至可以说是悲惨”。
新闻并非自然产物，而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习俗等相妥协的产物，肩负转化和传递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7]。作为调查性报道，更应以“揭示某些事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信息及原委为己任”[8]，即“用事实说话，顾及正、反、中三方信源，全面而立体地呈现事实”[9]。澎湃在报道中进行了极具倾向性的煽情化表述，其在质疑办案工作机关的过程中，不仅缺少对事实真相连续全面的呈现，反而基于其预设立场模糊情与法的界限，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形成媒体逼视和舆论绑架等越权现象。上述媒介伦理失范削弱了媒体的公信力，从而导致受众对媒体报道框架的拒绝。此外，澎湃的报道具有过度注重话题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导致“捕捉注意力的事实比受众的品质、态度和反馈更为重要”[10]。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新媒体时代的伦理缺失现象更为严重，媒体之间竞争激烈，通过煽情、耸人听闻的消息吸引受众眼球，同时“对于轰动的执念使新闻报道极尽夸张、煽情之能，渲染对立情绪而淡化了社会公益”[11]。我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国家，而对汤兰兰作为受害者的认知建构了同情弱者的认知框架。但澎湃在事件真相尚未清晰的情况下对汤兰兰与村民身份的倒置包含了对基于道德的受众认知框架的颠覆，其实质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解构。这种媒介伦理失范使得澎湃报道框架中层次的评论缺乏说服力，同时其低层次上的煽情文本亦使得媒介缺乏专业性。若媒体在报道过程中预设立场、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最后造成报道失实[12]，必然导致媒体报道公信力的降低，使媒介框架在框架竞争中处于弱势。
3 结语
新媒体语境下受众框架和媒介框架间的竞争更为频繁和激烈。澎湃和公众受众之间的框架竞争说明技术赋权使得受众的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满足于被动地充当信息的接受者，而是积极谋求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或积极参与媒体信息的传播过程，或主动表达对新闻事件的态度立场。对于新闻媒体来说，新闻报道的框架是媒体组织进行把关的结果，把关力的削弱、传播主体的隐匿性、利益的驱动会造成媒介伦理失范，并导致媒介框架在框架竞争中处于弱势。在新媒体语境中，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在新闻框架的架构过程中平衡各种消息源，恪守媒介伦理，避免媒介审判等越权行为的发生。同时，面对媒介建构出的各种媒介真实，受众也要提升自身媒介素养，理性建构和解读框架，如此才能在与媒介框架的协商互动中形成良好的舆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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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连雅迪（1996—），女，山东威海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
严怡如（1997—），女，江苏无锡人，本科，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
黄霁风（1984—），男，江苏南京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动画与当代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