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弘 杨柳
摘 要：源于西方社会的calling在近些年成为心理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相关研究目前已经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引申出相关概念—— 职业使命感。职业使命感在引导个人选择职业生涯，获取职业成功有重要意义。目前学者对于职业使命感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职业使命感的来源及内涵、前因变量、作用效应这3个方面，该文聚焦这3个方面对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职业使命感 内涵 前因变量 作用效应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21）04（a）-0006-05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alling Research
YU Minghong YANG Liu
（Management Schoo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Calling，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western relig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in recent years. Correlational research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related concept， calling， has been extended. The sense of call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individuals to choose their career and achieve career success. At present， scholars' research on calling mainly focuses on the source and connotation， antecedent variables and effect of call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se four aspects to review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prospect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Key Words： Calling; Connotation; Antecedent; Effect
著名作家马尔克斯曾说过：“如果不能确知命运给我们怎样的角色和使命，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职业选择的要求不再仅仅是衣食冷暖，而更倾向于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追求和满足，比如：工作满意度、幸福感、个人价值的实现等，这是一种追求使命感的体现，故而职业使命感逐渐成为人们职业选择的重要参考项之一。当前学术界已有研究证明，拥有职业使命感的职工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度、幸福感等方面水平相对较高。与此同时，也有相关研究揭示，职业使命感这种深具意义的工作方式是一把双刃剑，具体表现为个人过度牺牲、道德压力、苛求工作环境等。目前对于职业使命感的研究背景更加集中于西方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职业使命感探索则相对较少。而当前学者对于职业使命感的探讨和研究，也尚存在着跨地区、跨文化的问题。故该文立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结合西方相关研究，针对职业使命感的内涵和演变、影响因素及作用效应这3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对未来研究机会、方向进行展望。
1 职业使命感的内涵和演变
使命感一词最早源于西方社会，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对职业使命感更多的集中于精神层面，诸如“听从于精神满足的需求去从事某种工作”[1]“为了去寻求自我实现和影响社会而选择的工作领域”[2-3]。时至今日，学者对使命感的理解转移到了更广泛的世俗意义上，并认为使命感与人们的工作息息相关。这些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各有不同但也有所重合，即为了精神层面的满足而投入工作。
面对越来越世俗化的职业使命感，对于其概念的理解也可以从现实世界切入，例如：从对比工作（job）、事业（career）、使命感（calling）这3个词汇的含义，从而得出3种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这3种不同的态度以一种递进的态势呈现，以job态度对待工作的人更多的是对物质的追求，而拥有calling的人则更加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2]。
尽管当前国外学者在职業使命感的界定上有所不同，但也存在以下几点共识：一是职业使命感是受外界或自身影响而追求某一特定的方向;二是职业使命感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意义感;三是职业使命感具有亲社会性的、利他主义的特征[4]。
近些年，对于calling中国本土化的深入探讨涌现，而在对于calling的翻译上，学者们见仁见智，有学者倾向于将calling翻译成为天职，也有学者认为使命感与vocation更为贴近。使命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昭公十六年》：“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之耻也。”意为指出使的人所领受应完成的任务;应尽的责任;指奉命办事的人。从使命的汉语解释中可以看出，使命一词着重于由于命令、指令而使人肩负不得不做的责任，这与西方学者解释的源于外界或自身影响而追求某一特定方向的概念有所类似。
最近几年，中国学者对于职业使命感的界定有许多成果，例如：张春雨通过设置3个开放式问题，分别在一般使命和职业使命上得到4个核心分类：导向力、意义和价值、利他贡献和主动进取[5]。与西方学者对职业使命感的认识相比较，中西方学者都比较认可目的性和意义感、利他主义，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导向力，在中国集体主义的影响下，导向力更基强调自身的一种责任感。二是新发现的要素——主动进取，这与Elangvon等研究者（2009）所提出的行动导向相似，认为职业使命感的产生与人们对某件事物的一种积极进取、努力奋发的力量和意图密切相关[6]。
综上，中西方对于职业使命感概念的界定，虽有类似，但仍有不同，这种不同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因此对于职业使命感本土化的探索可以填补当前研究的空白。
2 职业使命感的前因变量
2.1 外部刺激与职业使命感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其情感、认知、行为不知不觉地会受到社会和群体的影响。当前学界对外部刺激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3种。
2.1.1 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职业使命感备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贾文文等人（2018）在对中国老科学家职业使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分析到多数中国人对使命感的理解源于儒家学说或家族式传统。中国作为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传统“家—国—天下”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儒家文化思想根深蒂固[7]，更强调现实意义，即为了国家建设、国计民生而奋斗。
2.1.2 重大事件的刺激
Dik等研究者（2009）在其研究中指出重大事件或者生活事件可以刺激人们识别并追求使命感[4]。Elangvon等研究者（2009）解释到，许多人特别是纽约人，在“9·11”恐怖袭击后改变了职业方向，悲剧可以使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定位自己在世界舞台的角色[6]。而在中国，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重大事件对人们职业使命感的影响。贾文文等人（2018）指出时代特征成为中国老科学家职业使命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即其在青年时代经历了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战争时期，使其对党和国家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故而拥有对建设祖国的使命感[7]。而发生在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促使了许多中国学者对于医护人员职业使命感的探索，徐玲等研究者（2020）在对新冠肺炎疫情下泰安市抗疫一线护士职业使命感现状的研究中提到，抗疫一线的护士职业使命感水平普遍较高，且高于非疫情期的职业使命感[8]。
这并不是说，只有宏观的悲剧事件才会激发人们的使命感，每个个体身上发生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成为激发职业使命感的契机，比如：上司的关怀、项目的成功、失业的落魄等，都可以成为人们反思自身的契机，从而找到属于自身的职业使命感。
2.1.3 社会环境的影响
职业使命感有亲社会性和利他主义的特点，Raatikainen（1997）将职业使命感与无私服务他人相关联[9]，Grant（2007）写到“具有职业使命感的员工希望他们可以世界变得更美好”[10]，这也说明作为职业使命感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其形成也会收到其他人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作-家庭冲突也是影响职业使命感形成的重要因素，刘珂嘉等研究者（2020）在对三级甲等医院的336名护士的实证研究中证实了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越低。对于其工作的社会支持就越强，从而激发个人的职业使命感，故而由工作导致的家庭冲突水平越高，护士的使命感越低[11]。
2.2 内在动机与职业使命感
根据学界对于职业使命感概念达成的共识的第一点可以看出，影响职业使命感构建的因素除了外在因素还有内在动机，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2.2.1 自我认知
在关于职业使命感来源的研究中，很多西方学者都强调了自我认知起到的重要作用。Novak（1996）指出，大量的反思、审判和与自身对话都有助于人们进行自我认知，从而获得职业使命感[12]。相似的，Duffy等研究者（2010）认为职业使命感与自我清晰度（self-clarify）密切相关，自我认知的是探索并获得职业使命感的途径[13]。Elangvon等研究者（2009）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时补充了自我认知和职业使命感之间存在的是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职业使命感可以反过来改善一个人的自我认识，但对自身的充分了解是获得职业使命感的前提[6]。我国学者张春雨（2015）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对自我的清晰了解——尤其是对未来工作中的自我的清晰认知，是建构职业使命感的重要基础[5]。
2.2.2 性格取向
个人的性格因素也是影响职业使命感的因素之一，乐观、开放、敢于冒险探索的人更容易寻找他们的职业使命感。Novak（1996）断言称，对寻找使命感抱有乐观开放态度，是拥有使命感的先决条件[12]。Elangvon等研究者（2009）指出，愿意尝试新的途径对个人构建职业使命感起关键作用，并认为寻找自身的职业使命感存在不确定性和压力，所以勇气和毅力在构建职业使命感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相似的，某些人可能具有“呼唤倾向”，这使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完全充实和有意义的，并指出这样的取向与乐观、熟练度和责任感以及对生活更积极的看法有关[6]。
3 职业使命感的作用效应
目前的研究成果现实，职业使命感不论是对个人还是组织都存在两面性的影响，该文将从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两个方面分别阐述职业使命感对个人和组织产生的影响。
3.1 積极效应
职业使命感在工作投入和满意度、职业选择和组织管理上会产生一定积极作用。
3.1.1 工作投入和满意度
拥有职业使命感的人面对符合自己喜好的工作时，更容易获得满足。Dik等研究者（2009）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认为拥有职业使命感的人，可能会珍惜因工作而产生的成就感和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机会，以至于他们甚至可能愿意为了追求这种满意度而牺牲自己在工作上的其他利益（例如经济利益）[4]。中国学者胡湜等（2014）对231名企业员工进行了实证研究，支持了职业弹性与职业满意度存在正向关系，且职业弹性能够部分地传导职业使命感对职业满意度的正向作用[14]。张明等研究者（2020）的对全纳教育教室的研究表明了教师的职业使命感对工作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5]。顾江洪等研究者（2018）的实证研究则支持了职业使命感与员工工作投入存在显著的积极相关关系[16]。
3.1.2 职业选择
拥有职业使命感的人可能會有更为明确的职业认知和职业选择，并且丰富了职业选择模型。首先，职业认知和职业使命感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职业自我导向态度显著提升个体的职业使命感、职业满意度[17];另一方面，拥有职业使命感的人在职业选择上更加决断和自在，他们职业自我明晰度（vocation self clarify）更高，并对职业更加重视[13]。此外，Elangvon等研究者（2009）在研究中指出，职业使命感丰富了现有的职业选择模型，对比霍兰德RIASEC六角模型，用职业使命感进行职业选择，不依赖于人们的个性、能力或者特定职业环境，也不局限于RIASEC六角模型中提到的职业类型[6]。
3.1.3 组织管理
Wrzesniewski（2002）在研究中发现以使命感对待工作的人，在工作时比在闲暇时更满意，且矿工率更低[18]，有较低的职业倦怠和离职率[19]。员工亦可以根据未满足的职业使命感，自主要求自下而上地定制更贴切自身的工作任务，从而支持了组织绩效。
3.2 消极效应
职业使命感也会对个人和组织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对于个人来说，职业使命感会使人落入“牛角尖”，即一旦工作未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则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不仅如此，即便这些拥有职业使命感的人们一时完成了自己预想的目标，他们也不会因此满足，而是寻求更高的目标，永远保持“饥饿”[6]。Dobrow等研究者（2013）在对音乐家的研究中发现，具有高使命感的音乐家更容易无视甚至拒绝资深导师提供的职业建议[20]。对于组织来说，另一方面，职业使命感强的员工也容易对组织产生不满，例如：组织管理的道德义务要求更高，从而容易形成以警惕和怀疑为特征的雇佣关系[21];拥有职业使命感的员工可能对工作充满热情，但不一定对组织忠诚，他们会因为使命感未被满足而离职或跳槽[6]。
4 研究展望
当前学术界对职业使命感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定论，各学者关于职业使命感的解释众说纷纭，但也有几点共识，即上文提到的内外双重感召、目的性和意义感、亲社会性和利他主义。故而关于职业使命感概念的界定仍是这一领域有待探索的课题，此外，关于职业使命感还有一些需要探讨的课题。
4.1 当前关于职业使命感的实证研究样本类型较单一
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来看，关于职业使命感的实证研究样本缺乏多样性，研究对象大多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音乐家、教师、医护人员、办公室白领等。只有少数的学者使用蓝领工人或工作环境不佳的样本，例如：Bunderson等研究者（2009）使用了动物饲养员作为调查对象[21]，这一职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难度相对来说较为艰苦。而中国学者采取的样本则更为单一，只有李群等（2020）在探讨职业使命感在师徒关系与工匠精神的调节作用中，使用了农民工这一蓝领工人群体的样本[22]。职业使命感也许并不只存在于声望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中，其在其他群体中的现状值得我们深究，进而才能实现职业使命感的普适性。
4.2 深入探讨职业使命感对员工及组织产生的矛盾影响
一方面，拥有职业使命感的员工可能为了实现其设定的目标或者实现自身潜能和价值而不懈奋斗，不但可以实现自身的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人生意义感等，也可以降低组织的管理难度，提高组织绩效。另一方面，拥有职业使命感给个人和组织带来的消极影响又不容忽视，Elangvon等研究者（2009）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职业使命感也可以给个人带来压力、个人牺牲等不良影响，给组织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6]。由此可见，职业使命感产生的影响是两面的，那如何对待二者才可以放大其积极影响，弱化其消极影响呢？总而言之，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深入探讨职业使命感与其产生的矛盾影响的关系，进而更好地将其投入到实践中。
4.3 职业使命感本土化的问题
中国学术界关于职业使命感的研究存在极大的空白，不论是概念的界定、本土量表的设计，抑或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大的空间供学者探讨。例如：职业使命感概念的界定，中国的职业使命感更多的是来自集体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更强调一种责任感。故而，笔者认为，职业使命感的本土化探讨可以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5 结语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相关学术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职业使命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概念阐述在中西方文化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其构建因素多样而复杂，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存在两面性的特点。当前职业使命感的研究尚存在许多空白，今后国内有必要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作为补充或创新，立足中国社会特有环境，探索其本土化问题，以及其影响机制，丰富职业使命感现有研究，为职业心理学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有效地投入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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