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慧福
摘 要：“不忘初心”的红色叙事促成了社会语境的时代性转向，掀起了又一波国内红色旅游热。而红色，是国旗的色彩、民族的性格，它凝聚一个国家的共同情感，是一个民族集体想象的印记。该文就红色旅游景观的空间叙事问题展开，解析了景观叙事的内涵、载体要素，以及对红色记忆的传承与创新，景区修复与保护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社会的变迁，“红色”这一象征着中华儿女革命斗争的色彩，由现实变成记忆，逐渐融入到我国传统文化之中，根植于心，践之于行。红色旅游正是基于人们这一审美诉求而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然而，红色旅游长期存在模式传统、缺乏规范、主体单一等问题，其叙事设计与文化缺失的痹症，既影响了旅游经济的长效发展，也限制了游客信息感知的维度和参与体验的深度。因此，将“叙事”引入红色景观的恢复、保护与更新之中，分析其叙事内涵与结构特性，解码红色记忆场所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红色记忆 景观叙事 显性载体 隐性意义 多元化 体验型
中图分类号：TU8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20）01（a）-0237-02
1 国内红色旅游的发展现状、挑战及问题
红色旅游，作为公益性旅游产品，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这是由其鲜明的政治、文化、历史的本质决定的，它正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重塑的工具。政府推动极大促进了红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政策环境，然而仅仅关注其外因是不够的，要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界定游客分离的社会夹层，依据其知识结构、经济水平、审美需求来指导红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结构优化。
红色旅游面临的夹层危机来自4个方面的咬合关系，分别是：国家意识和社会舆论起主导性作用的政治精英，着力重塑历史文化传统的意识高地;历经传统媒体宏大历史叙事的社会中坚层，对革命历史的高认知度令其成为主要消费群;泛娱乐精英则是包括企业名人、文艺明星在内，作为一种生活化的集体叙事，其泛娱乐精神属性使其与同时期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层形成了意识的同构性，对革命叙事与文化少有共鸣。面对这样的“代沟”夹层，红色旅游依旧是“看样板戏、穿红军装、吃忆苦饭”的单一模式是不行的，它不但造成多地的趋同性重复建设，同时长期依赖政府输血，市场单一、资金有限，旅游开发深度不足，对游客缺乏吸引力。
红色记忆是具有崇高精神、英雄壮美的叙事诗体，作为承载其精神内涵的革命旧址、纪念地景观，通过时间的凝练，以空间编辑与事件还原呈现对既往历史的追忆和对文化的全新演绎，正是景观叙事给予游客更多元化的自主体验，在时间的理解和感悟之中，才能真切地体味到故事化的场景中所具有的家国记忆和文化信息。
2 景观叙事的内涵解读
2.1 景观叙事的缘起、内涵与要素
叙事，来自语言学和文学，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便已出现，对其定义学术界莫衷一是，但都重视对其文本叙述结构的研究。而叙事学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法国，先后吸收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理论形成两大叙事学体系[1]。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小说、传记、戏剧中的叙事往往在时间序列中编辑场景、人物、活动及故事情节，通过以文字及语义为载体传达其叙事主题和情感意义。叙事重在“叙”，意在“事”，不同于故事，“叙”即叙述，呈现故事的表达方式与结构;“事”即内容，故事中的文本和思想[1]。由此可見，语义、结构与文本共同构成了叙事的三要素。
景观叙事，则是与“空间”的直接对话，设计者（信息发送者）通过命名、序列、揭示、集聚等叙事方式，加以场地还原与事件再现，让观者（信息接收者）明确地感知其场所精神，构建文化认同，唤醒集体记忆[1]。
我们看到，文学叙事引导读者随故事情节发展而转场，多限定在预定情境之中;而在景观叙事中往往观者自身的兴趣决定了线路的选择，让游览体验以至叙事策略都发生多样性、发酵式的化学反应。因此，叙事景观的主体性正是基于设计师、开发商、经营使用者及游客在故事编辑中的共同参与，成为故事的“讲述者”。
红色叙事在我国发展历经数次流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红日》《保卫延安》《红岩》《红旗谱》等等，唤起人们对党的成长和新中国建设的光辉记忆。而作品多是沿着国家与个人两个层面展开历史叙事，展现了革命时代国家命运与个人荣辱的密切关系。革命旧址和纪念地中的标志物、房屋、器具以及花草景观是构成红色旅游的主要景观载体要素，同时还包含非物质的媒介要素，如战报、文件、影像及声音等。相较于红色文学，叙事景观有较丰富的显性载体，但国内该类景区多是教科书式的单一陈列，难以带给游客趣味。而景观叙事则强调真实的沉浸式体验，设计者可巧妙利用全息成像等交互技术，营造深度的通感体验环境。
2.2 景观叙事的结构及认知方法
关于叙事性景观结构，一种观点认为其由显性载体和隐性意义两个层面构成，二者互为表里关系，单元与单元之间、单元与整体之间按照特定时间节点、历史事件及人物性格编辑和组合，实现内在关联与融合，这种要素之间的连结组构，则是景观叙事的结构性体现。另一种则通过类比城市意象五要素法，认为根据叙事资源的形态亦可将其视作叙事“点”与叙事“线”所形成的几何网络体系。叙事“点”即能被人感知的有效范围内的城市要素，如节点、标志建筑或区域等，而起到连接功能的叙事“线”指城市道路、边缘与界线，它们是叙事结构中的基本单位[2]。
基于对两种叙事结构的认知，无论景观设计还是城市空间，叙事结构都显现了其“时间”属性。叙事景观运用不同时空修辞手法和秩序编排，如同文学中段落、语句的前后关系进行空间情节的衔接，从而让景观叙事更加有趣[3]。
目前针对红色景观的叙事研究，运用地图叠加法可将各个时期的景观空间结构进行历时性叠加，即可得到该区域总体的叙事结构，而将革命历史事件要素引入景观中则提升了叙事文本的多元化和体验维度。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景观叙事，需梳理好事件与空间的关系，透过表层语义整合叙事空间肌理，把握叙事主题，令景观更易获得情感认同。
3 红色景观的叙事设计研究前景
红色景观是革命斗争与历史刻印的宝贵遗产，而当代的景观叙事设计借助对历史事件，红色印迹，特定符号的演绎将景观变为一个诠释空间，并通过空间语言的诉说传达出比文学、电影等文字和视觉艺术表现更生动、更可触及的历史片断[3]。在政府号召下的红色旅游发展之路，除了创新红色景区治理模式，加强历史遗迹的保护利用，还要拓展渠道，丰富载体，进一步构建传承红色记忆的景观叙事方法体系，讲好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
参考文献
[1] 陆邵明.浅议景观叙事的内涵、理论与价值[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3）：59-67，209.
[2] 韩乐，张楠，王青.历史城区叙事空间的分析方法与编辑方法研究[J].求索，2016（2）：169-173.
[3] 邱天怡.审美体验下的当代西方景观叙事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