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玮
摘 要：严歌苓是中国文学界中典型女性作家的代表，由于长期在海外生活，她的生活经历比较复杂，其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与主流女性创作思潮有一定的距离，她在小说中表现了女性情感的细腻以及敏锐，塑造出很多性格比较鲜明的女性形象。严歌苓小说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针对边缘人物女性的命运描写，着重描述的就是女性边缘人物。基于此，该文主要对严歌苓小说中女性边缘形象展开分析，深入地理解严歌苓小说的创作特点，揭示出严歌苓小说里边缘女性人物的命运情感。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 边缘化女性 形象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20）01（a）-0236-02
作为一名女性，严歌苓在小说里对女性关注比较高，她自己也曾将文中描述的女性人物定义成“边缘人物”，这是因为在男权的社會里，这一类女性受到人们关注比较少，但是她们又有丰富情感，分析严歌苓小说里边缘女性形象，有很多种类，主要以政治边缘、精神边缘和地域边缘为主，因此该文主要分析这几种类型，探索她们的命运结果。
1 严歌苓小说里政治边缘女性形象
严歌苓的小说时间的跨度比较大，其中的人物身份也不一样，不管是战乱发生时期，还是文革发生时期，又或者是新时期，有很多女性人物都是政治上的边缘人物，她们都受到了政治的约束。严歌苓小说里女性成为了政治牺牲品，女性的意识以及权力被扭曲、被抹杀，尽管她们在反抗，却依然难逃自身命运。
1.1 战乱年代
战乱时的女性个性非常鲜明，她们有的聪明勇敢，有的自我。如《金陵十三钗》，这一小说是1937年发生，其中女性有“窑姐”，还有唱诗班的女孩，由于自身职业的影响，“窑姐”虽然面临着死亡，但是她们仍然狂欢，这也受到了唱诗班那些女孩们的轻视，就是这样一群人，在最关键的时期，勇敢站出来代替了唱诗班的女孩，准备与日军搏斗。她们被看作最低贱的女性，但是她们也带给了读者最深刻的印象。
《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塑造了一个自我的女性人物——王葡萄，用她生活经历来记录抗战时代的内容。虽然王葡萄生活在战乱的时期，但是她的生活里没有政治，也没有战乱，简单来讲就是她将政治给边缘化，她只是过好自己的生活，但是王葡萄也清楚地知道战乱带给生活是坏的影响，因此她对于政治的态度就是形式服从，在她的面前，不会考虑对方是什么阶级，当日军进村寻找八路时其他的媳妇认领的丈夫都是八路，只有王葡萄将自己丈夫认领回去，她没有因为政治而忽略了自我，也正是因为缺乏政治觉悟，王葡萄才会被区别地对待，后来她公公被人认为反革命被抓走，当二儿子建议枪毙父亲时，王葡萄又是将公公带回藏了20年，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那个年代，王葡萄始终游离于政治之外，不管社会怎样变化，她用坚韧自我的态度活出了自己一生[1]。
1.2 特殊历史时期
严歌苓小说里用女性的形象将特殊历史时期展示给读者，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常见的形象就是知青以及文艺兵，在《天浴》中，单纯的文秀从都市到了西藏，在知青返乡时被遗忘在草原上，为了返乡，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她用自己的身体和男人交易，经历了苦难的她仍旧没有获得帮助成功返乡，最终选择了死亡来结束自己，实现自己返乡的愿望，文秀用这种比较极端方式来与命运抗争。在军旅类型的小说里，深入军营的现状，探索军旅女性的形象，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里》，通过悄悄话来揭示出女性在政治面前失去自我的悲剧，女兵陶小童受到政治的影响，成为了政治的工具，她的自我、她的人生都被政治异化，最终为了乐器而死，这也是严歌苓想要表达给读者的一种立场，针对“文革”的思考，在文革时政治抹杀了女性的意识。
2 严歌苓小说里精神边缘女性形象
精神边缘的女性主要指的是不被常人所接受的人，她们与常人的想法不一样，通常出现精神的错乱，严歌苓的小说里出现了多种情况。
《陆犯焉识》中冯婉喻在陆焉识要回乡之前得了失忆症，将原来并不美好的记忆改成童话，从最初记忆开始走形，出现很多没有的回忆，到后来不认识人，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认识，再到最后的忘记自己，不想穿衣服。《穗子物语》里黄小玫演讲的时候说“其实雷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被人们认为是疯子。这些人们出现精神的异常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命运的反抗，她们虽然精神出现问题，但是在她们的世界里是安宁的[2]。
精神边缘是从正常人的角度看，因此她们会受到人们的排挤，但是也正因为错乱，使她们挣脱了命运的束缚，所以对于她们来讲，是愿意承受边缘化命运。另外，严歌苓小说里关于精神的描写出现了交叉的情况，有的小说里对于精神边缘化是拒绝的，有的小说里是享受的，最终这些人物的态度是什么，没有明确给出答案。
3 严歌苓小说里地域边缘女性形象
严歌苓小说里还有一种人是执着地想要去异地，这就是地域边缘的人物，当一个人从自己熟悉的区域走到别的区域，对于另一个区域来讲，她就要承受地域边缘的命运，小说里多次出现过这种人物。
潘巧巧是《谁家有女初长成》里的一个人物，她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为一名反抗的女性，她从偏僻农村走向城市，怀着梦想开始城市的征途，去往深圳，却被拐卖到更为偏僻的农村，从一个山村到了另一个山村，潘巧巧也在反抗，她不想要认命，即使处在困难的环境里，依然有着理想，最终却走向了绝境，在愤怒之下杀了人，虽然逃跑了，但是还是不能逃脱犯罪的命运。总结潘巧巧的悲剧命运，可以知道虽然当时的环境有影响，但更多是她的无知与欲望，因为她的愚昧使其与命运抗争失败[3]。
与潘巧巧相同，霜降也是因为梦想去到城市，也是因为欲望无法逃离命运。《草鞋权贵》里霜降的男同学将其带到城市，在司令家当保姆，喜欢上将军小儿子，希望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虽然被司令侮辱，依然在坚持，结果轻信四儿子的话与其发生关系，当小儿子和她告白时她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人，从最初的征服这座城市，到被异化，变成被包养的人。
《寄居者》里的“我”为了男友彼得找工作，用非母语的形式表达其观点与别人沟通，但是又没有理解其中含有的文化和约束，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这实际上就是被语言控制。
《红罗裙》里海云丈夫死后，海云用自己的工资和抚恤金生活，但是却想出国，她认为儿子在出国之后再回来就会有出息，因此她出国的欲望特别强烈，为了让儿子出国嫁给了70多岁的周先生，最终的结果却是冷漠和乱伦。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母语还是地域的渴望，这些人们都在坚持自己认为的地域，这也就出现了地域边缘，在严歌苓小说里地域边缘女性的选择不同，有人进行反抗，有人拒绝，虽然地域给人们展示的是冰冷的样子，但是她们还是坚守这个异地。
4 结语
严歌苓小说里探索的人物很多都是边缘人物，她们的身上都有着严歌苓自身的影子。小说里边缘女性的命运没有得到明确，在不同时期小说里边缘女性的选择是不同的，也有可能同一个时期有人隐忍、有人反抗，正是这种矛盾的相法体现出严歌苓在探索这些边缘女性人物的命运。从某种意义来看，严歌苓的小说里边缘人物的命运走向是稳定的，她用文字刻画着人物真实体验。
参考文献
[1] 黄彩萍，李青云.反抗与隐忍——论严歌苓小说的边缘女性形象[J].鄂州大学学报，2019，26（3）：49-51.
[2] 王向阳，盛玲芳.严歌苓的边缘女性形象扶桑论[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36（12）：63-68.
[3] 花靖超.严歌苓小说中的边缘人物探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34（5）：2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