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俊荣
1930年代周作人思想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他写了大量抄书体散文。由此他被人讥讽为“文抄公”,但他对自己的这些文章很是看重,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中说过“没有意见怎么抄法”, “不过我不愿意直说”等语,可见虽然是抄书,作者没有直接表达自己,但从其所抄书的方式和内容上,却能显出作者的眼光。
《夜读抄》中,涉及希腊神话的文章有《习俗与神话》、《希腊神话一》、《希腊神话二》和《金枝上的叶子》。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希腊神话的热爱和研究由来己久。除了抄录哈里孙女士、俄莱德、茀来则的书籍的段落之外,还记录了他对希腊神话书籍的搜集过程。周作人对自己拥有的各种版本的有关希腊神话的书籍如数家珍。在他自己的拥有的涉及希腊神话的书籍中,他做了一些“有意思”的原文的抄记。从这些“抄记”来看,内容从希腊神话到现世人生,从希腊宗教的研究成果到这些作者的生活札记,行文天马行空,又好似希腊神话与日常人生的有了紧密的关联。能在较短的文章中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归功于“抄书体”的文体自由。由于作者的“退隐”态度,全篇只用类似极简单的词句过渡,省却了繁琐的起承转合,却把要说的全说了。
本文选取了《夜读抄》中的《希腊神话一》的《希腊神话二》作为细读篇目,主要从周作人对哈理孙女士的书籍的抄读中,来看一看他的眼光。
在《希腊神话一》、《希腊神话二》中,周作人提到哈里孙女士的几部书。哈里孙是希腊宗教的专门学者,对希腊神话的研究状况有深切的理解。哈里孙在《希腊罗马的神话》引言中说,希腊神活的研究长久受着两重严重的障害:其一“直至现世纪的起头,希腊神话大抵是依据罗马或亚力山大的中介而研究的”,其二“希腊神话的研究总是被看作全然附属于希腊文学的研究之下”,还有一点,是“不注意仪式”。就希腊神话的研究而言,这些当然算作障害,但是,就希腊宗教对希腊人的行为上的影响,“却常常成为人类活动的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艺术与哲学。“凭了艺术与哲学的作用,野蛮分子均被消除,因为愚昧丑恶与恐怖均因此净化了,宗教不但无力为恶,而且还有积极的为善的能力了”。也正是因为希腊神话被洗除了恐怖分子,才使得它得以广泛流传,周作人对希腊神话的喜爱也多因为此。
其实,周作人不仅喜欢希腊神话,也喜欢中国的神话,喜欢那些好故事。什么是好故事呢?在《希腊神话二》中,他提到,“小时候看说部演义,神话故事着实看了不少”,“故事的古怪,荒唐,这都不要紧,第一是要不太可怕,便是好故事,而且古怪荒唐得好的时候往往能够把可怕的分子中和了”。中国神话中那些不可怕的,古怪荒唐得好的神话也是周作人非常喜欢的,他以《西游记》为例,说它有“更多幽默有趣的笔致”,非但使周作人喜欢,连他一向很严峻的祖父也非常喜欢。故事要好是周作人喜欢神话的第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外面来的,因为听说读外国文学书需懂一点神话才行”。周作人提到,对研究宗教的哈里孙女士来说,“神话与仪式两种东西,不能偏废”,“现在如把神话作为文学的附属品,不当做宗教的一部分去研究”,哈里孙女士应该不满, “但从文学的立场来说,那么这也正是必须,但当离之则双美耳。”因为“希腊神话本身便是一种优美的艺术品。当作文艺也值得单独的去读。本来神话的内容材料与别民族没有什么大异,只因运用不同,把愚昧丑恶等野蛮分子净化了,便成就了诗话的神话。”
抛开作为研究家的周作人不谈,对希腊神话由衷的喜爱是与他的人生态度相关的。在1930年代,周作人在“叛徒与隐士”的两难选择中沉静下来。对于人生,他不直接发表意见,但从他对希腊神话的意见,或许透露出些许的消息。他借用哈里孙女士的话说, “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负债。”把“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作为“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这与他的文艺观有联系。对于人生,他也期望在优美与闲静中度过,只不过人生不是单色调的,而对生活态度的选择也往往身不由己。在他看似平和冲淡的背后,实际是有诸多的矛盾和不自由的。也许正因为不自由,他才那么向往自由吧。
在《希腊神话一》中,他对哈里孙女士的自传《学子生活之回忆》有数段抄录。在文章的末尾,周作人说“这末了几节文章我平常读了很喜欢,现在趁便就多抄了些”。从这些抄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哈里孙女士生活态度的欣赏。在对《回忆》“第二章《坎不列治与伦敦》起首”那一段中提及哈里孙女士对屠格涅夫、拉斯金、日本皇太子等名人的印象。哈里孙女士说屠格涅夫“他的样子正像一只和善的老的雪白狮子”,提到拉斯金那装腔作势的指导,说拉斯金是“老骗子”,对于日本皇太子,说“假如你必须对了一个够做你的孙子的那样年青人行敬礼,那么这至少可以使你得点安慰,你如知道他自己相信是神。正是这个使我觉得很有趣。”哈里孙女士对名人的叙说和评价是如此的平易、机智和幽默,正说明她对于生命价值的平等看待和对自我个性的自然流露。
哈里孙女士对生存、結婚、老年、死亡等的认识过程,应该在周作人这里得到了较好地共鸣。生存和死亡是人生的终极问题,关乎着人生观。哈利孙女士对于死的看法年青时候和“现在”很不相同,年青时的对于生存那么执着,到“现在”却对死亡这样地超脱了。哈里孙女士说,现在“我于个人的不死已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未来的生存也没有什么希求。我的意识很卑微地与我的身体同时开始,我也希望他很安静地与我的身体一同完了。”然而,生命又不仅仅是自己的。“在我们身内带着生命的种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生命,一是种族的生命,一是个人的生命。种族的生命维持种族的不死,个人的生命却要受死之诱惑”,所以结婚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种族的延续,哈理孙女士没有结婚,这是她自觉自愿地选择。她认为妻与母的职务对于她来说是“一定非大失败不可”的,而在别方面,她却有公共生活的天赋才能。所以她认为自己的“这种生活是健全,文明,而且经济地正当”。在公共生活中,她活得坦然、惬意,而且她认为家庭生活的收缩与文化前进是相辅相成的。放弃种族赋予的职责,在哈理孙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而在周作人那里,是否有压力就没有明说,但是否他是借助哈理孙女士的话来宽慰自己兼堵他人之口,就不得而知了。
哈理孙女士对老年的看法是那么富有诗意,这是在自主地生活过的女人那里才会有的。哈理孙女士照着自己的意愿生活过了,好好地演过了属于自己的戏,接下来就是安静地坐下来看看了。一个人来到老年,能有如此心境,是何等地幸福!如果年轻时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然后又因为要抚养孩子而忍受一辈子婚姻的折磨,到老的时候,很难有如此从容惬意的心境吧。哈理孙女士对生活的诗意追求,与周作人对生活的诗意追求不谋而合。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的话可以作为追求诗意的一个注解:“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昕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由对神话的喜爱到对希腊神话的研究者哈理孙的喜爱,可以说是爱屋及乌。周作人对哈理孙的喜欢显然有行文方面的原因。哈理孙女士的文章,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舒顺、机智、幽默、诙谐,能带给人诗意地享受。但是,周作人喜欢哈理孙,更重要地应该是人生观的契合和共鸣。五四时期的周作人研究希腊神话、研究童话均是为着儿童,为中国将来有身心健全的公民做着他的努力。健全的公民应该有自主地、自由地生活,这一点,作为启蒙者的他又何尝不是他自然而然的选择!然而,民族的职责往往和个人的选择发生矛盾,个人命运的实现又往往受他人、受社会的制约。在中国的1930年代,周作人埋头读抄哈理孙女士的文章的时候,暂且获得了心灵上的熨贴和自由,然而现实中的选择还是无法躲避。当周作人终于“附逆”的时候,他的内心里充满了苦涩和无奈。
【参考文献】
[1]本文所论文章均出自《周作人自编集 夜读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