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 张林影
摘 要：翻译一可了解、吸收外来成果，二能介绍、传播本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来说，通过翻译可让西方打开了解中国的大门，从多角度重新认识中国。随着20世纪下半叶西方翻译理论的兴起，这些理论被逐渐介绍到国内，中国的翻译界开始了逐渐接受并学习的过程;解构主义的出现对于20世纪的语言学家来讲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它不同于之前人们相信的“框架”“结构”等，强调的是“不确定性”“流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兴起不仅意味着翻译理论踏上新的高度，更意味着“译者主体性”这个概念进入世人的视野内。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兴起为当代翻译理论的研究、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力量。
关键词：德里达 解构主义翻译观 《京华烟云》 林语堂 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20）08（b）-0206-03
An Analysis of Moment in Peking from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m
WANG Yu ZHANG Linying
（College of Applied English of Mudanjiang Normal College， Mudanjiang， Heilongjiang Province， 157011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and absorb foreign achievements， but also introduce and spread the local culture. For the long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ranslation can allow the West know about Chin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With the rise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heories were gradually introduced into China wher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community began to gradually accept and learn. The emergence of deconstructionism was a shock for linguist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theory about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framework" and "structure" that people believed before. It emphasizes "uncertainty" and "flow". The rise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m not only means that translation theory has reached a new level， but also the concept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enters the stage. The rise of deconstructionism provides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Derrida; Deconstruction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Moment in peking; Lin yutang;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1 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翻译观
1.1 德里达的哲学思想
德里达也深受索绪尔的影响，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现象学两个学科的理解与研究：他认为可以打破传统意义上对形而上学的认识，不再求助于一种固定牢靠的基础，而创造出一种能从“游戏”所产生的焦虑与不安全感中实解放出来的不可能实现的概念（这里的游戏指的是围绕着结构的其他相关理论与学科）;德里达在研究不同理论以及对历史思考的基础之上，转向结构主义，但同其他学者不同，德里达对于“后结构主义”想表示的不是对于结构主义偏见的简单的倒转，他注重的是意义、深度而不是表面结构上的平衡，尽管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今，仍然有很多人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理解仅仅是简单的反对结构主义。
1.2 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
德里达的解構主义是基于对结构主义的研究，但绝不是同其他“激进人士”一样简单的对结构主义的颠覆与拆解;笔者认为德里达的“解构”是在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语言的价值、意义，是对文本的重新认识、再次升华。
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点上，他自创了“延异”的概念，他认为意义不存在于概念或者理论的体系中，意义不独立于语言之中，语言也不独立于意义之中，德里达认为在翻译中，原文与译文不可只是简单的二元对照关系，而应该是“相关的”（relevant），也就是翻译的“可译性”，他认为，翻译的标准只能在“绝对可译”的基础之上才能探讨，若是在“绝对不可译”中讨论，就只能追求无限接近。
2 林语堂与《京华烟云》
2.1 作品是最有效的武器——林语堂
作家、学者、翻译家、新道家代表人物、语言学家、“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幽默大师”，这些头衔描述的是同一人——林语堂先生。林语堂先生不仅在语言学方面建树颇丰，对儒家、道家都有着深入的研究，精通古代文学、书法与绘画等，对于《红楼梦》，有着独到的见地;早年留学德、美两国的经历使其在西方文化方面也颇有研究，并通过《吾国与吾民》《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京华烟云》等著作促进了西方读者深入了解中国以及中华民族文化。
林语堂历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那时正值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华，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混乱;而林语堂在这乱世之中没有因自己“留洋”而在思想上倾向西方，他曾说过“作品是最有效的武器”，应以自己笔下的作品作为武器，以自己学过的知识帮助自己，他抨击旧社会的军阀政府，在海外宣传时也把传统文化作为抨击侵略者的武器;他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名作者，就应该利用文字、作品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祖国，这也是《京华烟云》这一著作诞生的缘由。
2.2 《京华烟云》——国家起落、家族沉浮
Moment in Peking是《京华烟云》的英文原著，是林语堂先生在巴黎旅居时创作的英文小说，素有“现代版《红楼梦》”之称，以两条线索并行的手法描写了在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三十多年间这段家国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展现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的历史。中文译本是由译者张振玉翻译而成。
书中描写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随着国家的起落，三大家族也随之沉浮;通过塑造出性格迥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当时的人民思想以及社会现象等。
3 解构主义翻译观与《京华烟云》
《Moment in Peking》这一部小说的中文译本也红遍海内外，不难看出译者张振玉文学功底之深，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之多，对于林语堂先生的作品可能更是不断研读、加深理解;但当时有很多读者认为《京华烟云》就是林语堂先生翻译的。
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中，译者需将原文“揉碎”“重组”形成自己的译本，不需要与原文是“严丝合缝”的对照关系，译者需放弃原有的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框架”，使作品“重生”，在另一种文化中将想要传达的作品等以更完善的形式、更丰富的理解表达出来，进而也突出了“译者主体性”这一特点;笔者以为在对比Moment in Peking与《京华烟云》解构主义翻译观不仅是主体性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与“归化”的翻译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将英文翻译成汉语后，对于中华文化、谚语、称呼、地名等方面添加对于文化与语言的理解，在重新组织语言，呈现出更加符合我们思维、逻辑方式以及文化认知中的翻译版本。下面举两个例子。
（1）To brave soldiers of China who are lying down their lives what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shall be free men and women. This volume written between August 1938 and August 1939 is humbly dedicated preface.
译文：全书写罢泪涔涔，献予歼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
（2）Mulan had a group of “eight lucky characters”， with twin stars shining in her destiny， that was expected she would meet with some accident in her tenth year， but that her luck would carry her over it and “change the evil into luck”.
譯文：木兰的八字儿有福气，有双星照命，所以10岁时该有磨难，但因命好，自会逢凶化吉。
上面两个例子中，第一个例子是在林语堂先生一书中开篇即表达出对于保卫国家抗击外敌人民的敬佩进而抒发出自己一腔爱国之情;而译者采用了四句七言这样类似古诗中绝句的译法不仅将作者的思想表达出来，对于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汉语来说，更能表达出其中的感情。而第二个例子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独特之处——“八字”，中国自古对于人的命运便多有说辞，这样的翻译准确地将中华文化表达出来，更具文化韵味，也添加了东方独具的精神文明特点。
4 解构主义翻译观中的译者主体性
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凸显，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放弃了原有的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框架”，使得“一一对照”关系不在存在，译者更能使作品“重生”，在另一种文化中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将想要传达的作品等以更完善的形式、更丰富的理解表达出来;在德里达的理论中并没有将“译者主体性”放到同如今一样的地位，而本雅明的理论不仅强调了译者主体性，更认为译者与作者均具有创造性，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中，这一理论至关重要。
我们不难发现，之于前人“只忠实原文”为“翻译目标”，自解构主义翻译观开始，人们开始考虑将译者与原作者、译文与原文至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开始考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的创作性。在Moment in Peking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林语堂先生以自己母语——汉语的角度利用英语撰写出这部著作，使得这部作品既可以向外国介绍我们中国的文化、风俗与历史，同时也能带给我们国人以启发，爱国、救国，但林语堂先生以自己作者的身份向大家做出表率——即使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中华民族儿女团结一致一定可以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这些恰恰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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