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二木
湿热的夏季，邮递员王继勇走过一片拆迁特有的断壁残垣，来到林家旅店门口，晒黑的结实手臂暴漏在刺眼的阳光里就像四面楚歌的项羽。
我当时正在吃一根化了一半的冰棍，听到他说：”林伟国的信。”
我慢腾腾地站起来——在这样的天气下。估计没有几个人会身手敏捷。我接过信封包裹的厚实物体，但我当然不是林伟国，林伟国是个男的，比我大二十六岁，林伟国是我爸。
“林伟国是我爸。”我告诉他。
他点点头走了。
信封上署名聂尔聪，姓聂名尔聪。我想了想，不记得有这个人。然而我不记得不代表别人不记得，于是我拿去自己家旁边住的一个房间，穿过一堆码成不同高度的啤酒饮料，找到了林伟国靠在沙发上看报纸的妻子。入夏以来她又胖了一些，这让她心中焦躁，但她也不曾少吃。
“我爸的信。聂尔聪，你认识这个人？”
“有段时间住在三楼，不过都走了大半年了。”她立刻回答我，然后接着去看报纸。
这是一个房客。
让她一说。我也想起有这么回事。三楼上有一个特殊的房间，它本来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个稍显宽阔的走廊。我的爷爷林家覃每次路过那里，看到这小旅馆里不能创造财富的八平方米总是心有不甘。终于在某一个周末之后，那里出现了一间极小的房间，放进一张床后，只容一人侧身进入，然后卧倒在床上。
聂尔聪就住在那里，每日房租五元。
泰安是一个小城，但小城也算是一个城市，工作就要比县城好找一些，也賺钱一些，聂尔聪今年四十几岁，是来找工作的，大家都称之为“找活”，似乎还是想用一个更加轻蔑些的词来形容。他每天早上出门，穿着油腻的灰色夹克，晚上回来，交房租或者要求赊欠房租。
我经过城郊的一座大桥时见过找工作的聂尔聪，那里是这个城市里体力劳动者的聚集地。停满了破旧的载着棉被等生活用品的摩托车，摩托车的缝隙间就是一个个蹲着的人影，边缘参差不齐的木牌摆在面前，简单地写着“装卸”“瓦工”“装修”等字眼。
聂尔聪占据的地理位置不算好，在一个角落里，木牌上的内容也很不丰富，只有“装卸”一个词，干瘦的手从袖口伸出搭在膝盖上。当时已经天色渐晚，一个客户寻寻觅觅地走近，立刻被当成最后的机会围拢起来，形成一小撮人群。聂尔聪没有动，依然蹲在原地，只有眼神茫然地跟随过去。
我想，他今天又交不成房租了。
聂尔聪回家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八点过后，我家旅店的前门旁边有一间小房，平时用来自己休息值班，兼卖酒水火腿快餐面，八点过后的时间是最忙碌的，房客们吃过简单的晚餐，赚到钱的那些就来买几瓶啤酒作为消遣，也用来请客。我们三个人处理这些繁杂的要求，买东西的，买了又不满意要求调换的。从啤酒盖里发现中奖过来兑换啤酒的……我在一分钟内至少可以听到四个地区的方言。
其中一个对我妈说：“你女子帮忙不少，很勤快。”
我妈笑笑：“只是过两天就开学了。”
他一脸茫然地走开，这个跨度对他来说显然有些太大。
我抓着一把零钱，刚交到某个黝黑结实的男青年手上，就在旁边发现了气势汹汹的聂尔聪，他紧皱眉头，看起来比无处赚钱时还要焦躁许多。
“林如意，你过来。”
我犹豫了一下，担心过去会发生什么始料未及的事。聂尔聪疯疯癲癲的，这是整个小店都知道的秘密。他有时半夜三更大声背诵毛泽东诗词，有时躲在小木屋里抽噎。大家都猜测精神问题也是他事业不顺的原因之一。
但是看到屋里人头攒动，父亲就在五米开外，我还是走了过去：“叫我做什么？”
这时我面对着一间朝南的房间，我的奶奶马玉玲常常喜欢在那里小憩一会儿。自从爷爷因病去世，她变得有些絮絮叨叨。每当看到她去休息了，大家总是长舒一口气。
马玉玲显然是被外面的声响吵醒了，正在努力地想要下床，多年脑血栓的困扰让她下床比下泰山还难，要用手把麻木的腿脚挪到床边，放下去，再很慢很慢地穿上鞋，笨拙地给鞋带打一个结，深吸一口气，确保自己稳当地站在地面上，如果一次失败了，还得再重复一次。
这时的马玉玲正处在穿鞋的阶段。白球鞋吊在脚前掌，固执地不让整只僵硬的脚进入自己。我的奶奶额角冒出了细汗。
“给你奶奶穿鞋。”聂尔聪命令我。
我顺从地走过去，脑子里还在想，那个在大桥边瑟缩地蹲着的聂尔聪，那个当主顾临门甚至不敢上前表达自己的聂尔聪，那个低三下四地央求我的母亲再晚一天交房租的聂尔聪，一定不是刚才下命令的那个聂尔聪，那个命令很威严，很有说服力。
我给马玉玲穿戴好一切，陪她走到门廊看人，又被聂尔聪叫住了：“你过来一下。”
我做出疑问的表情。
聂尔聪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照看你奶奶？”
“那边……有点忙。”我只能这么说，很惭愧无力。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知道吗？”聂尔聪盯着我，“孟子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还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你们生活在泰山脚下，不顾及泰山老奶奶的教诲，陈元靓曾说过，子孝父心宽。”
我目瞪口呆，聂尔聪还在背诵。
刚才的男青年走了过来。他有时跟聂尔聪在一个工地上千活。给老板们装卸车上的大宗货物。他拍了拍高瘦的聂尔聪，咧着嘴笑着对我说：“别理他，他又发疯了，上次那个老板就再也不找他千活。”
趁着这个空当，我默默地走开了。
八点的热潮要一直延续到十点多，留下满地的空酒瓶。我和林伟国一起收拾周围的一片狼藉，把酒瓶打理好装回原来的箱子里便于运输，而他的妻子何爱民正在数钱。我提起了刚才和聂尔聪的对话。
何爱民没上过大学，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上过电大，专修古汉语。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说：“子孝父心宽？是《增广贤文》。”
“你知道？！”聂尔聪又出现了，“这真是，真是太好了，我那老板，我那工友，他们，他们全不知道！”
“你还挺有文化的。”何爱民笑了笑。
神出鬼没的聂尔聪手里攥着两块钱，眼神忽然黯淡下来：“不过，我想买快餐面。”
“盒装四元，袋装两元。”何爱民熟练地报价。
“我要袋装的。”聂尔聪很不舍得地递过两张皱巴巴的一元钱，显然是放在口袋里又被汗水浸渍过的，他嘴唇动了动，又说，“不过，能不能借我一个碗？”
坐在门口的马玉玲这时转过来：“正好要吃饭了，你跟我们一块儿吃。”
“对，一块吃。”林伟国立刻在桌边多摆了一张凳子。聂尔聪虽然说话常常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为人勤劳，我们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他总是帮着从送货车上往下卸啤酒饮料，拎着四个铁皮桶去倒垃圾，行动千脆利索。拖欠房费的时候，也很容易能够看出来，聂尔聪真的没钱了。
那天晚上林伟国跟聂尔聪喝了大半瓶白酒。聂尔聪很高兴，笑起来的时候粗糙的皮肤上布满皱纹。
聂尔聪是个聪敏的人，当他正常的时候。
酒过三巡，聂尔聪渐渐地又开始无视所有人。无法中断地背诵着一些诗歌古文，背得很准确，可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他试图在中间插入一两句解释，但作用不大，比如前一句是“不及汪伦送我情”，后面又开始“大渡桥橫铁索寒”。仿佛一些经典的碎片，混乱地拼接在他的脑子里。
那是我们跟聂尔聪最亲密的一次接触。
聂尔聪与我们的联系从此密切了许多。他有一只常年欠费的破旧手机，等到有钱的时候，他就很大声地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今天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回来。他也喜欢背诗来考我，我不知道的时候就得意地公布答案，不过答案十有八九也并不正确。
后来他说妻子叫他回家乡去，不在这里千活了，说得还很高兴，我们也替他高兴，毕竟装卸很累，老板时不时骂人训人。
我的母亲借给他200块路费，因为最后这几天，聂尔聪几乎连袋装快餐面都已吃不起。
关于聂尔聪的回忆，意外地清晰。
我拆开那封厚厚的信，最上面是一封红色的书柬，写着山东大学，里面有聂尔聪的名字，事件和例行公事的鼓励是打印的，名字是写上去的，告诉他，他被录取了，山东大学，中文系。
还有一份简历，说明聶尔聪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读完了硕士、博士，还附有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古典文学的学术考证，升入高中不久的我看起来似懂非懂，最终放弃了。但这里的聂尔聪是中文博士，没有提到他会装卸，会倒垃圾。
聂尔聪显然知道这一点，后面的一张信纸上，是一段俊秀的字迹，用一支出水不畅的钢笔写就，似乎是他的自白，而且是很久以前就写好了。
“我的精神应该是出了问题，同学这么说，导师也这么说，我在漆黑的漩涡里游荡，七十的老父母在乡村，还没有等到我报答他们，就已经双双离世，莉莉跟我结婚半年，没有过多少好日子，半年前（许是半年前，也可能是别的，我感觉我已疯了很久）难产，也离开了。大家话里话外，我变成这样，是理所应当，我也觉得，这是理所应当。我很孤独，明天开始住院治病，只是，病治不好，是疯着等死，病治得好，是[艮着等死。”
再下面，跟这段话又不是一回事，字迹更新鲜，也更扭曲，像是写字人的手在多数时间并不受主人控制。
“林家温情，聂尔聪甚谢。
二十载春秋不分，此生将了却逢君，
来年春临花满处，化蝶穿廊告情深。”
这是来信的全部。
我看完没多久，林伟国就回來了，抱着一台修好的电视机放在桌上，擦了擦额上的汗。我拿着信追出去，叫住他。
“爸，有房客给你来信。”
编辑/姚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