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大的祁连山脉渐渐没入荒野，河西走廊也很快失去了生机和颜色，越来越开阔的视野，却让人越来越疲倦。忽然，一片金色的沙丘接棒乌黑的山峦向远方延展，沙丘之下绿意隐现——敦煌到了。
敦煌，古时又叫沙洲，这个称呼很应景，它的确就像一叶搁浅在茫茫沙海上的小舟，等待被发现、被书写，等待开启一次非比寻常的远航。
公元前121年，这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应。这年春天，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的匈奴人仓皇西撤，意气风发的霍去病一路追击到敦煌才勒住马缰。
这是汉王朝全面反击匈奴的标志，也是这片沙海绿洲传奇航程的起点。十年之后，它被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盛大辉煌，这就是敦煌。
丝路的缘起
驱逐了匈奴，汉武帝开始迅速重建河西走廊的统治秩序，修筑长城，设置关隘，部署兵力，移民屯垦……当战火初平，民心稍定，张骞和他的使团又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了。
这是张骞第二次以使者的身份远赴西域，这一次他带来了大汉王朝的威严，并以丰厚的礼品传达了和平通商的意愿。
一条穿越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与中原的贸易通道开始形成，既是分岔点又是交会点的敦煌也从此活跃了起来。
西域的商旅和使团带着骏马、玉石、香料，经由敦煌进入河西走廊，返回时他们又满载丝绸、茶叶和陶瓷，自敦煌步入大漠。
繁盛不息的贸易往来，让敦煌声名远播。到了东汉时期，这里已俨然是一个“华戎所交”的大都会了。
在所有输往西域的商品中，丝绸是最热门的抢手货。当这种色泽艳丽、顺滑柔软的布料越过帕米尔高原传入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时，一路都在引发尖叫。
公元前47年的一天，罗马的终身独裁官恺撒披着一身华丽丽的长袍出现在一座新修的戏院里，顿时，全场的注意力都被恺撒身上光彩夺目的服饰所吸引。见多识广的长老告诉大家，这是丝绸，来自遥远的东方。
丝绸，一夜之间成为罗马贵族的新宠，甚至被视作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罗马人的口口相传中，丝是一种从树上长出来的材料，而这种神奇的树只有在一个叫“赛里斯”（意为丝国）的东方国度里才有。
贵族们的狂热，让丝绸的价格一路飙升。丰厚的利润促使一波波商队踏上前往东方的征程，他们从世界不同的角落走来，最终都汇聚在敦煌。
中国的丝绸制作技术直到6世纪中叶才逐渐传入西方国家，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丝绸的渴望与需求都只能从中国得到满足。
而除丝绸以外，中国的茶叶和瓷器，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深受追捧的“硬通货”。逐利的商人们前赴后继地来到中国，他们越过雪山，穿过沙漠，跨过草原，漂过大海，一切困难与艰险都无法阻拦他们的脚步。于是一条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被一代代商旅“踩”了出来，这些商贸通道被统一称为丝绸之路。
脆弱的中心
古时候，无论是东进还是西去，起程前往敦煌都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西行的人将离开祁连山的庇护和滋润，东进的人也将告别天山和昆仑山下一连串首尾相接的绿洲。
所以当人们历尽辛苦抵达敦煌，势必要在此停靠好些时日，补充给养，为接下来的行程做足准备。
当滞留在敦煌的商人和货物越来越多，一部分人便干脆不再前进，直接在敦煌的集市上做起了生意。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敦煌，也进一步担起了贸易重镇的角色。
伴随着贸易而来的，除了各色各样的商品，还有不同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生产技术，敦煌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乐土。
技艺精湛的画师们把当年的生活场面以佛教故事的形式描绘在了敦煌石窟的墙壁上。今天，透过色彩斑斓的壁画，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遥远时代的繁华盛景。
1986年3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论文，文中写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季羡林先生的结论后来也成为人们述说敦煌时反复引用的名言，敦煌作为四大文明汇流中心的历史地位也被普遍接受。然而，只有亲自来走过一遭，才会真正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顽强又多么脆弱的文化中心。
虽然敦煌从古至今都名声在外，但它本质上仍然只是一小片被沙漠戈壁包围的绿洲，没有丝毫向外拓展的纵深。
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中國最为干旱的地带之一。
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依托径流量并不大的党河，走过了数千年薪火不灭的岁月。
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原本是疏勒河的第一大支流，两河汇聚的地方也曾经是面积达70多平方公里的哈拉诺尔湖。
然而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人们大规模开垦湿地，引水灌溉，党河的水量急剧减少。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又在鸣沙山的西侧筑坝蓄水，党河下游基本断流。而疏勒河的境遇与党河如出一辙，这直接导致了哈拉诺尔湖的彻底干涸……
在远古时代，党河和疏勒河将哈拉诺尔湖灌满后，还要向西溢出，最终注入罗布泊。
如海一般宽广的罗布泊，在湖水充盈时，成就了神秘的楼兰古国。但其枯竭速度也一定是在朝夕之间，楼兰才会一声不响地湮没得如此干脆。
我们在敦煌的戈壁上驱车穿梭，路边的指示牌时常跳出“南湖”“西湖”等字，可以想象，这片干渴的土地上一定也曾湖沼连天、水波荡漾。
我瞪大了眼睛，以为马上就会有湖泊惊现。然而，等了许久，等来的却是一排硕大的标语：不要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贫瘠的美丽
在敦煌的鸣山路上，一抬头就能看见光洁硬朗的巨大沙丘横卧在路的尽头，虎视眈眈地望着脚下的这片绿洲。
“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蕃占区的百姓无一日不在翘首等待，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
浩瀚如海的思念最终在敦煌掀起巨浪。848年，由张议潮率领的一支起义军高举“回归大唐”的旗帜，趁吐蕃内乱，夺回了敦煌，随后又以敦煌为大本营，一步步收复河西走廊。
他们管自己叫“归义军”，以“人物风华，一同内地”的主张，恢复秩序，抚慰人心，并派出十路信使，将敦煌光复的喜讯告知朝廷。
851年，张议潮委托兄长奔赴长安，将河陇十一州地图进献给唐宣宗，以重新确立与唐朝的隶属关系。
然而，从巅峰跌落的唐王朝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荣光，河西走廊虽然在名义上重新归属大唐，但中原皇帝已无力为经营河西提供实际的支撑，“归义军”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在强敌环伺的困境中夹缝求生。
从848年赶走吐蕃，到1036年被西夏攻灭，敦煌“归义军”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同中原建立聯系的努力。
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节点型城市，路通则盛，路阻则衰，这似乎是它躲不过去的宿命。
两宋时期，由于西域和中原之间又隔了一个西夏，河西走廊通行不畅，海上丝绸之路便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当版图大无边的蒙元帝国到来时，北方又兴起了草原丝绸之路；而终于等到可以比肩汉唐的大明王朝时，中原政权已基本失去了经略西域的兴趣，嘉靖皇帝甚至主动将国界东移，在300公里外的嘉峪关闭门自守。敦煌就这样一步步沦为弃城……
无人戍守的阳关和玉门关都相继崩塌了。它们倒向大地的时候，没有人看见那个过程，没有人知道是发生在白天，还是在夜晚，没有人听到沙砾被风吹散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天的风是往哪边吹……
所有的华章都被封存在了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而当它们再一次为世界所知，推开序幕的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永远的悲伤
提及敦煌，很多人会马上想到莫高窟，而提及莫高窟也免不了说起那段伤心史。
从366年乐樽和尚凿开第一掊黄土，到1897年王圆箓道士住持莫高窟，1600多年的时光里，莫高窟的兴衰一直和敦煌保持同步。
转折发生在1900年的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晚上，正在清扫流沙的王道士无意间透过洞窟墙壁上的一条裂缝，打开了一座装满了经卷的秘洞。
王道士也许无从知道这些已经封存了近900年的文物古籍有何等价值，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件自己处理不了的大事。于是，他先是请来了本地的乡绅征询意见，然后又一路步行到敦煌县衙上报给县令，最后又赶着毛驴走了800多里路，去肃州拜见道台大人。但所有的奔走呼告最终只得来一纸命令：检点经卷，就地保护。
四处碰壁的王道士，无奈间竟斗胆给远在京城的慈禧太后写了一封奏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苦苦等待。
他哪里知道，就在他推倒藏经洞秘门的那一刻，八国联军正在天津集结，准备进攻北京；两个月后慈禧将扮作农妇逃往山西；一年以后李鸿章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而重掌大权的太后，也将在罪己诏上高呼：“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整整七年，没有人理会王道士呈交的秘密，面对藏经洞里的文化宝藏，孤立无援的王圆箓也一定感到过一种说不清的沉重与困惑。但他毕竟已经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一切，面对三危山下历代住持的圆寂塔，他可以略略感到心安了。
敦煌有古经书现世的消息已经散布了出去，王道士为筹措经费连送带卖而散佚的少量卷子也开始在坊间流传。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循着线索来到莫高窟，次年，法国人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一前一后，莫高窟的大量经书文物被连哄带骗地以极低的价格被卷走。除此之外，美国、日本和俄国的考察队也闻风而至……
四万多件藏经洞遗书，大量精美的塑像，甚至连墙上的壁画都被这些所谓的探险家割下来打包装箱，大摇大摆地用马车拉走。
对于莫高窟，这无疑是一次惨不忍睹的掠夺，而对于当时的中国，这不过是无数掠夺中最为平静也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
因为文物是在王道士手中遗失的，他自然要为此承担骂名。但，在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也要对西方人奴颜婢膝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底气对他倾注愤怒？
我们只能去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也只能把这种恨化作奋发图强的内力，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不会再遭受同样的欺辱。
人类的敦煌
敦煌，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多文化共荣共生的前沿阵地，始凿于魏晋时期的敦煌石窟更是秉承了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从王公权贵到平民百姓，不论民族，不论阶层，都可以成为石窟的开凿者和供养人，所以石窟所展现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石窟的造像和壁画除美学和宗教价值外，还囊括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歌舞、杂技、耕作、狩猎、营商、出行等历史事件和生活场景。而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阔，内容也更加翔实。
这些宝贵的历史遗赠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最难得、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其实敦煌不只有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它们大都地处偏远，抵达不易，所以从明代后期就基本处于乏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状态。
直到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在西方引起轰动，北京的学者们才后知后觉地把目光投向这片被遗忘甚久的土地。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石窟群第一次被置于国家机构的庇护下。至此，数万件敦煌遗书已经流落国外30余年，世界各地的学者早已展开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和探索。
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不远万里赶到敦煌，面对残破不堪的石窟，他们没有沉浸在悲伤中止步不前，而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和紧迫的使命感在黄土崖壁上埋头苦干。他们知道，与其去恨，不如努力不再落后于人，与其去争，不如让那份瑰宝折射出更绚烂的光彩。
关于那些已经流失的文物，让我们欣慰的是它们至少得到了细致的保管，国外的学者和机构也在努力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它们所蕴藏的信息，并以共享的形式打开了全世界共同研究敦煌的局面。
曾经，敦煌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成为四大古文明的汇流地，所以今天敦煌学也更需要全世界的人们来参与探讨。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编辑/梁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