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到楼下的餐厅吃饭，菜上来了，孩子妈妈先是拿手机拍菜，然后自拍。自从有了智能手机，自拍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手机内设了自拍模式，据称这体现了“用户友好”的商业思维。自拍杆也接着问世了，让自拍者可以随意选择拍摄的角度。孩子妈妈的一个学生毕业后到“美图秀秀”上班，薪资可观，当然是喜欢自拍的人捧红了这个生意。
我不反對别人自拍。孩子妈妈是摄影师，她又喜欢漂亮，常常分享一些自拍的图片到微信上，我会给她点赞。至少，自拍的时候是她愉悦的时候，我给她点赞，也许会增加她的愉悦。
但是，我几乎从不自拍。我甚至不喜欢留影。即使是去了一个心仪许久的地方，或是遇见了一个很尊敬的人，我也不情愿留影。一些朋友做微信公众号，有时约我的稿子发一发，自然需要我发上近照，可是我的手机、电脑里，几乎没有储存一张自己的照片。一次去武汉，老友余笑忠拿起手机为我拍了几张照片，他说，微信公众号“遇见好诗歌”缺我一张照片。
虽然孩子妈妈是摄影师，但是她不强求我拍照，她知道我害怕在镜头前被摆拍。当年，我们在武汉拍结婚照，我保持极大耐心配合了影楼的人差不多一整天，不断适应被设计好的化妆类型、身体姿势、表情模式，直到成为这条流水线的标准化“产品”。因为拍结婚照作为仪式的意义远远大于审美的意义，仪式总是程式化的，所以，我接受了这次刻板的摆拍。但是，我接受不了其他场合的摆拍，因为我觉着，自拍不可能不是摆拍。自拍怎么会没有表演性呢？
我不喜欢留影，是担心看到自己不由自主地表演的样子。我担心那个样子太拙劣，太虚假，以致担心我的灵魂从那个样子里逃走。从另一个方面讲，我拒绝被拍摄的行为也是一种逃离，是从生活现场逃离。我并不是一个隐身人。我同时是恐惧于接受审判，在镜头前，我的灵魂可能被暴露、放大、锁定。在一个人的对面，躲在相机后面，抓拍到这个人的表情特写，实在类似于一种讯问。我没有勇气进行自我审判，连自我审视也不敢。当然，我逃避镜头时也会找到某种说法作为盾牌，譬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其实我是在歪曲《金刚经》的意思，释迦牟尼佛本来教人从有相开始体验无相，实证无相，破除我执，身心虚妄。我不喜欢留影，心里面有阴影，有执念，我并没有消灭自己的丑陋面目。
一件往事一直深铭于心。1993年，也就是我外祖父去世十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工作的大舅带回来一张照片，那是外祖父的照片，又不是外祖父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彩色的，外祖父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眉开眼笑，很有生气。可是外祖父生前哪里拍过彩色照片，又哪里打过领带呢？大舅把外祖父的黑白遗照拿到照相馆做了加工，我们没有料想到还有这样传神的技术，十分感动。我甚至相信，这个样子就是我心目中外祖父最真实的样子。外祖父是突发脑溢血走的，即使他去世十周年了，我仍然相信他没有走，相信他已经是穿着西服的样子了，他一直是笑眯眯地看着我的。
中年之后，每年回乡过春节，看到我发胖了，脸越来越圆，眉毛越来越淡，两鬓的白发越来越多，长辈们都说我越来越像我的外祖父。这时我的心就会变得很软。在亲人中间，也许我看起来不是那么面目可憎，甚至像我外祖父那般平易、和善，我能够分享到他们对我的关爱和对外祖父的怀念。我觉得愧对他们，因为我在掩藏自己平常慌慌张张的样子，咋咋呼呼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外祖父就是菩萨的样子，欢欢喜喜的，安安详详的。
说到底，我是担心自己的心相被人识破，这才是我不情愿留影像的缘由。一个人在别人的脑海里都是有一张底片的，这张底片就是这个人的心相。不管我留不留下影像，认识我的人早已存储了我的底片。每分每秒，我们都是在塑造自己的样子的，每分每秒都有可能是那个被别人留作底片的“决定性瞬间”。真正悲哀的是，你的底片被删除了，倘若如此，留下再多的自拍照也无甚意义了。
